25岁以下人群，是从出生或者孩提开始，就已经被数字化设备和互联网包围的一代人。对于这样的青年，我们称之为“数字青年”。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数字青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在中国，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国际化大都市，和一线省会城市，数字青年已经逐步和全球对接；而在二三线城市，数字青年则体现出另一种特征：互联网的“亚文化”。
代际矛盾，在这一人群身上，将更为明显。而ICT技术的深层次融合，尤其是互联网应用的差异化，反而使得数字青年更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社交网络带来转变
对于“70后”甚至“80后”之前的人们，仍然会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模式，来获取所谓权威信息。媒体通过分析外界信息，并予以提炼，将观点输送给这一代人，换言之，信息是通过系统性的解析之后，所得的内容。
而对于现今的数字青年，社会系统很难再继续过往模式：用一个旧有的框架和认知模式，去约束他们。面对旧有框架，数字青年的第一反应，并非接受，而是质问“为什么我要接受”。
和前辈乃至前人对比，文化冲突是较为有趣的现象：当占据社会主要位置的年长者，看到新一代人，对一切都予以疑问和排斥，尤其是对前辈的信仰不予认同时，总是试图用历史来证明自我的正确性，并让年青人接受。
在互联网阶段，信息高度发达化，所有的信息和声音，都会被青年们接受，包括相互矛盾的信息和声音。解析不再是系统所能完成的，而成为个体自我解析的过程。这就是社交网络体系的互联时代。在这一时代，所有的信息都以原有姿态呈现，哪怕这些信息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抵触的，而个体则自行完成对这些信息的解析。
年青人越来越多地，不再关注官方渠道的新闻。因为，通过好友转发的内容，尤其是新闻性内容，每个人都在帮助他人进行信息过滤，同时也在接受其他人的信息过滤结果。社交网络导致信息在有同样爱好的人之间，不断回荡。这使得个体会认为，周围都是他的朋友，乃至整个社会，都跟他保持了同样的观点。通过青年们自己的沟通和传播，数字青年得到他们自己年龄段所感兴趣的内容，而对其他内容，产生了近乎屏蔽的效果。
因为所有的网络节点并未改变，这使得看似仍然自由流通的信息，已经在群体内形成了更强大的内部联接。而当内部联接很多、外部联接很少时，多数的内在信息得到了强化：和数字青年兴趣点相同的信息会被强化，让他们认为世界就是如此的；和他们兴趣点不同的信息会被弱化，并最终消失掉。
这种群体的出现，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则是“极化现象”。思想的极化，是社交网络的鲜明特点。尤其当相同的人汇聚，有相同的观点形成，无论年青人还是成年人，线上还是线下，人们都更加容易选择“站队”。
在这个潮流来临之时，无论社会试图或者努力做好充分准备，都会感觉到是仓促应战，握有话语权的年长者们，已经或将会意识到，很难做好研究和应对的实践。而现实是，即便整个社会应对不足，包括数字青年在内的所有人，也仍然会被这个潮流裹挟，形成数字青年们自己的特点。
在根本上，社交网络只是工具，它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或者更悲观，只是体现了世界会加速改变这个无法逆转的趋势。
这就是社交网络的共性。这一共性将带来的转变是：当我们以为“世界是平的”的时候，世界事实上“山头林立”。
融入社会更困难
对于更为年长的人们而言，上网本身曾经就是乐趣，是娱乐方式之一；而对数字青年来说，上网本身已经纯粹化为手段，并非娱乐本身，“上网干什么”才是娱乐。这就如同汽车还比较少的时候，开车可能被视为乐趣，但随着汽车普及化，人人都会开车，开车的目的地和做什么，才会成为乐趣和享受的目标。对于数字青年而言，不太会再出现所谓的“网络沉溺”现象，网络已是他们生活甚至身体的一部分。
相对于前人，25岁以下的数字青年身上，“代际矛盾”将更为突出。因为变化的不再只是社会物质和文化的进步，而是围绕数字青年的整体生存环境，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进入社会之前，数字青年们会更具梦想性的追求。在这一阶段，数字青年可以归结为“能力炫耀型”群体，证明自我的能力，而不是靠“拼爹”：踢球好的、弹吉他好的、唱歌好的、跑步快的，甚至成人认为意义不大的各种能力，都会被拿来“炫耀”，容易得到同年龄人的尊重。并且，炫耀型特征，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比如一个校园，或者一个城市等。
而随着进入社会，当数字青年“跳入冰冷的现实之河”，会发现整个社会“运行”的是“身份炫耀型”体系：能力比较不再是核心，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认同，才是核心所在。
当人们没有通过网络联接，导致的最大结果是，随着进入社会，每个人都回到失联状态，成为单个的个体，并且“全部清零”到初始状态：从底层做起。因为领导者普遍是五十岁，所以整个社会也就接受了工作二十多年，才有机会成为最大的领导，所有人都接受这一点，并以此为正常标准。
但数字青年不同，从小学到大学，他们一直和朋友通过各种网络工具，尤其是社交工具，通过网络联接在一起。所以，在进入社会，开始承受压力之后，他们会出现组织性、系统性的“反抗”。类似于《蜗居》、《小时代》等影视作品，不仅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共鸣，更重要的是在共鸣之后引发这一群体讨论。
数字青年的社会纽带，天然性地要比前人强大很多。“极化现象”，使得同性群体的震荡，“极性”加强；而数字青年的群体化力量，也远比社会预料的强大很多。他们会认为“不公平”：为何要等待二十多年才能走到高层领导，为何进入社会要“清零”。
并且，数字青年对企业，不再会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忠诚度，他们也认为没有这个需要。相反，他们对于自身所属的年龄层人群，也就是所谓“数字青年”阶级，有更强的忠诚度。当数字青年通过网络汇聚起来，他们有能力互相支持，形成自己群体明确的主张，并且会出现他们这一阶层的代言人和艺术家。
数字青年一代比前一辈人，更加珍惜“挥霍青春、捍卫理想”的奢侈和权利，并且这种捍卫理想的举止，会因为群体内的影响而得到加强，被朋友所加强、被朋友所支持。
但无论数字青年们如何排斥，在进入社会的十年中，从捍卫理想到认同现实，这一转变的完成，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由于和前人相比，除了“刚进入社会的年青人”的身份，“数字青年”作为另外一个身份，将使得这种转变，更加困难。
两个不同的世界
NTA创新传播机构创始人、创业者申音曾经提出过，在中国，互联网其实是两张网：一线城市是手机、Pad、电脑， Wi-Fi几乎无处不在， 3G网络充分覆盖，二三线城市的条件则明显弱很多，现在仍然有网吧，移动通信网络速度也较慢。这种“两张网”的特征，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类似的。这意味着，就中国乃至全球而言，因为ICT技术在不同地域的发展阶段，使得数字青年体现出两个基本割裂的世界：一个世界是“一线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另一个世界则是“二三线以下城市”。
这两个世界的世界观同样存在差异。例如，当《中国好声音》热播时，北京、上海、广州的年青人，却是在看《美国好声音（The Voice）》。这表明技术条件非常重要：当技术条件和发达国家近似时，中国网民的兴趣也会表现出近似发达国家网民的特点。这表明“网络的路有多宽”很重要，联接越紧密，越是能够和世界保持同步、同化。
同样，当两个世界隔绝的时候，三线城市的世界也趋同，进而产生“自己的流行内容”，但是这一内容和世界范围的内容并不一样。残酷的现实是，三线城市的数字青年，才是高度依赖于互联网的，因为他们的娱乐更加单调化和趋同；并且容易产生网瘾的重度患者。
尽管ICT融合的发展，能够加速整个信息社会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发展，但如果开支和消费（包括网络消费）不能同步降低，三线城市网民同样可能出现消费不起的现象。而当人们使用质量较差的网络联接时，就会容易形成强大的亚文化。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可支配金额相对较弱的三线城市年青人，反而成为网络娱乐消费更主力的人群，因为他们没有别处娱乐。而在未来，网上消费的特点则是：二三线城市的孩子主导的网上娱乐消费，和一线城市以电商为主的消费。
另外还可以看到，在中国，一线城市和世界基本上是同步的，只是应用的名称可能有些不同，比如美国是Twitter，中国是微博，但本质并没有太多区别。虽然同样是数字青年，由于所拥有的网络联接水平不同，导致数字青年的应用核心，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但这一切并非互联网的原因。互联网只是彰显或者削弱人们生活的一些特征，但并不会改变社会结构。当社会有缺陷的时候，互联网只是将这种缺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