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观察者网，作者：张庭宾，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虎嗅有摘编。
在201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两家标志性的制造企业——华为与联想高下已分，一家已经称王世界，并正蒸蒸日上，另一家亏损严重，已近强弩之末。
11月中旬，联想集团终于发布第二季度报告，巨亏7.14亿美元，销售收入为122亿美元，联想给出的解释是重组费用5.99亿美元，及清除智能手机库存费用3.24亿美元。然而难以令投资者满意，因为一季度联想集团销售收入107亿美元，净利润1.05亿美元，利润率仅1%。上半年联想集团合计销售收入229亿美元，约合1419亿人民币，亏损约37亿元人民币。
而华为集团上半年财报在7月中旬即公布，上半年销售收入17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营业利润率18%，即323亿元人民币。在电信设备商中，爱立信的607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已经被甩的很远，华为的电信设备业世界王者地位更加牢固。而在手机的移动终端上，华为更是突飞猛进，已经跻身世界第三，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如果说从销售额上看，华为超过联想有限；在利润上，联想如算有特殊原因，也尚可理解。但国内第三季度的手机销售更令联想无话可说，根据权威调查机构Trendforce统计，华为在国内手机销售（出货量）市场份额为18.7%，联想则排在第三，为12.7%。鉴于华为33%的手机是2000元以上的中高档手机，联想手机绝大多数是2000元以下的中低档机，联想手机对华为的销售额差距更大。
要知道，联想进入手机行业已经超过十年，手机是联想最重要的根据地市场之一，而华为进军手机市场也就仅仅四、五年的时间。与联想手机的并购重组之路不同，华为走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已经后来居上，特别是Mate 7和Mate 8手机已经初步奠定了全球男士商务手机的品牌地位。
平心而论，华为与联想都是中国制造企业中的佼佼者，不仅年销售收入都超过400亿美元，而且都已成为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占比都超过60%。两个经营团队都可谓精英荟萃，也都十分拼搏努力，在战术能力上并没有天壤之别。但如今华为蒸蒸日上，越来越强大，而联想明显后劲不足，包袱日见沉重；一个向上再度腾飞，另一个盈利都相当艰难，更重要的差别是战略道路的选择不同。
“跟在IBM后面吃土”VS自主创新
联想选择的是一条“跟在IBM后面吃土”的战略。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说：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
联想对这条道路执行的很坚决：从跟在IBM后面组装电脑，到12.5亿美元收购IBM认为是负累的个人电脑部门；再到29亿美元巨资收购摩托罗拉移动；23亿美元收购IBM X86服务器业务。这三次跨国收购，联想不仅付出了巨额现金流，而且后续重组费用也非常高昂，两者合计当不下百亿美元。
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仅是获得了一流跨国公司的三流技术，比如IBM的个人电脑和低端服务器，是即将被淘汰的“鸡肋”；或者是竞争失败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如摩托罗拉移动。这些技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中大势已去，比如智能手机平板对传统电脑的替代和挤出；云端存储技术对传统低端服务器的替代。
客观而言，联想花了巨资买下了外资跨国公司的落后和准淘汰技术，其技术的未来实用性较低。比如摩托罗拉手机买下后，其传统手机已经被淘汰，联想推出的还是基于安卓智能平台的手机。更何况收购摩托罗拉后，谷歌将继续持有摩托罗拉大部分专利组合，包括现有专利申请及发明披露，而联想只是获得了相关专利组合的授权许可证。
2015年，国家领导人访英视察华为英国研发中心
而华为则走了一条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新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成为2014年申请国际专利冠军。其实华为此次取得世界第一也在情理之中，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达到1880亿元人民币（约合200亿美元），2014年研发投入约395-405亿元人民币，在收入中占比高达14.2%；而联想集团过去十年累计研发投入为44.05亿美元，不及华为2014年一年的投入，其中仅2015财年研发占比收入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
同时，在华为17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到45%。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会研发出更多创新性技术以及科技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华为推出了全球领先的麒麟950手机芯片。这不仅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全球电信设备业的领导者，也站到了智能手机芯片的山顶。
强攻发达国家VS亚非拉“包围”发达国家
与技术道路差异相匹配的是，华为与联想也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跨国经营之路。华为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技术和实力尚不足以跟一流跨国公司在主流市场想抗衡的阶段，主要拓展亚非拉市场，特别是非洲市场。
针对该市场尚处启蒙阶段，生活条件非常幸苦，竞争者少的特点，依靠较低价格和周到服务赢得市场，但同时也能获得不菲的利润，从而为科技创新和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力。随着实力的提升，华为再攻入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如今华为在欧洲已经获得了重要市场份额。仅在美国市场份额较少，那还主要是因为美国千方百计设置政治壁垒。
联想则走了一条在收购跨国公司或其部门后，则利用其国际品牌和销售通道延续欧美主流市场的销售。在此模式中，联想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和政策壁垒，较快建立销售渠道。但是，其重组成本非常昂贵（在欧美国家裁员的成本比国内高几十倍），在联想收购IBM电脑之初，联想中国区盈利较多，对IBM国际方面输出大量利润以消化重组成本，但IBM美国部门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区的十倍以上，引发了国内员工不满。2008年第三季度，联想净亏损9700万美元。为解决矛盾度过重组危机，柳传志重新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元庆重新担任CEO接替威廉•阿梅里奥的职位。
2004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左一为柳传志，右一为阿梅里奥）
其后，联想跨国并购重组的经验较多之后，相对成本低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靠制造业转到中国以降低制造成本，中国区的利润向欧美输出支持重组和营销通道的方法。换言之，联想跨国并购的主要成果，是原品牌和其销售渠道，但传统的营销渠道正在受到网络销售模式的冲击。
上市公司股东主导制VS非上市股份合作制
在企业的基本制度方面，华为与联想也迥然有异。
联想走了一条跨国公司常规的上市公司制度，作为上市公司，经营层虽然也有股份，但对投资人负责则是第一位的。在联想集团中，联想控股持股30.6%，杨元庆名下持股6.02%。其它为泛海及公众股东，包括海外股东。而联想控股中，联想经营层合计持股约41.7%，主要是由两个有限合伙公司——联持志远20%、联恒永信8.9%，其中柳传志个人名下为3.4%。以前联想控股是非上市公司，最近明确要上市，上市后经营层持股比例将下降。
客观而言，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相对于很多国有绝对控股和更多家族式企业而言，还是比较均衡和合理的，员工持股的人数也较多。但由于联想并购重组巨额支出的拖累，其盈利情况不佳，员工分红收入相当有限，无法对经营者实现真正的股权收益激励。
华为则走了一条非常纯粹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之路。华为对外坚决不上市，对内则实施了彻底的股份合作制，股权和期权激励非常细致，将有贡献有能力的员工最大程度地吸引到股东当中。
2014年3月华为曝光了股权簿，15万员工中8.4万人持股，而创办人任正非仅持股1.4%。由于华为保持了较高利润，股权分红如今已经占到华为员工总收入的约1/3。任正非对此的解释是：“（公众）股东总是很贪婪，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榨干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润。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公司的拥有者并不贪婪，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同业竞争对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上市。”
事实已经证明，华为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是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制度之一。
联想向外输出利润VS华为向内输入消费
如果说上述三个维度只是联想和华为的公司行为，仅以公司利益作为评判标准。而如果以社会价值为评判标准，其中两个主要考虑项是：1、对国内消费的贡献；2、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持来看，联想与华为的距离就更大了。
由于华为没有上市，不对投资者进行分红，海外投资者无法获得利润分配；且员工持有绝大部分股份，从海外市场获得利润，除了留存为发展所需外，基本都对员工分红，这使得华为工资远高于国内一般科技企业，且分红成为收入重要构成。
这实际上是从全球赚取利润，进行国内分配，其必然主要转化为国内消费。这可为国内消费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增量，其对中国内需的贡献远高于一般的企业。如果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华为是贸易项（产品出口）和资本项目（利润回国）的双顺差，特别是利润回归，是真正跨国公司的核心属性。
联想恰恰相反，它以国内利润积累进行海外收购重组，以国内制造的廉价劳动力红利去支持海外昂贵的销售通道。特别是三次重大收购，总金额高达64.5亿美元（幸好其中有一部分股权置换），这构成了巨大的资本项目逆差。而由于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其红利必然要分配给海外投资者，国内分红收益也打了折扣。此外，虽然联想电脑等产品出口获得了贸易顺差，但是由于利润菲薄，对国内消费增量贡献也很有限。
综合而言，联想对于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有可能是负的（只有资本项目股权分红超过资本输出、员工工资超过行业一般平均工资部分，才能视为对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如果说得更冷峻些，联想模式存在对跨国公司利益输送的嫌疑。也可以说是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主流对外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
华为对国家信息安全贡献巨大VS联想PHC较大贡献
从对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华为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高度警惕就颇说明问题。而在国内，由于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共同努力，中国民族通讯企业已经掌控了国内电信业的主导权，包括通讯标准和通讯设备等等，为国家信息安全立下汗马功劳。而信息安全是一切国家安全的前提，如果国家的通讯标准和设备由外国企业控制，就像苹果手机那样留有后门，则国家在大国博弈中，企业在跨国竞争中都可能无密可保，失败便是难免。
不仅如此，华为最新的Mate 8手机，更实施了华为手机的个人商务保密措施，从芯片上对手机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保密锁定，使得手机遗失后，刷机者窃取信息难度极大。华为手机之间的通话也可以加密。这对商务人士的个人保密也具备里程碑价值。
联想在其主要产品领域，如电脑、手机和低端服务器上，基本没有对国家安全起到支柱性的作用。有着较大贡献的是联想的PHC，即超级计算机业务。联想的PHC2014年登顶中国超算TOP100之后，在IDC公布的2015年Q1全球HPC报告中，联想HPC也斩获佳绩：营收接近3.8亿美元，占比15%，排名全球第三。
与其它主要产品不同，联想的PHC恰恰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联想集团较早参加了这个国家863项目，在得到国家财力智力支持下，通过几度努力，在国内成为领先者，为国家超级计算领域做出了较大贡献。
总结
笔者进行华为和联想的比较分析，并不是为了捧华为贬联想，这也并不意味着联想将无可避免地衰落，而是要探究这两者代表的不同对外开放道路的利弊得失，为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参考借鉴。
本人想强调的是，华为和联想的不同道路，都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它们分别是各自领域国家政策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两种道路在企业的投射。
华为走上了股份合作制自主创新的道路，除了是任正非和华为人对中国人创造力和艰苦奋斗能力的自信，他们更愿意立足于中国价值立场之外，还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电信业的特殊保护政策有关，1999-2001年的中外各种力量围绕中国加入WTO超级博弈时，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顶住了主流意见，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强调如果丧失信息安全则国家安全毫无保障，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外资绝对控股（超过50%）国内电信设备商、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不允许外资垄断。
由此，华为、中兴通讯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民族电信设备业的萌芽才不至于被连根拔起。其后，华为在发展中资金匮乏，早期阶段还得到了电信企业的融资支持，这才使华为积累了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亚非拉，积累了挑战跨国巨头的实力。如今，华为一家的利润已经远超爱立信、阿朗和诺基亚之和！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才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怎么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联想则没有这么好的外部环境。电脑领域，无论是市场还是投资，从一开始就彻底放开，由于芯片、主板、硬盘和操作系统都已经被跨国公司垄断，外资公司也可在国内设立全资组装厂，联想能做的就是依靠熟悉国内市场渠道，以大规模采购组装降低单台成本，积累菲薄的利润。其间，杨元庆也试图在IT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创新，但是由于相关领域开放太快，产业成熟速度太快，联想的努力很快被IBM、SAP、甲骨文、惠普等公司截断了出路，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技术和财力积累，很快就宣告了失败。
因此，在中国对电脑、手机等领域民族资本保护不足，联想试图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创新的空间被极大挤压，常常被截断去路的情况下。联想在某种程度上认了命——跟在IBM后面吃土。客观上成为IBM等跨国公司在技术升级后，对于落后技术尾部风险的承受者。在这种交易中，IBM和谷歌将严重亏损的部门卖出巨额的现金，可谓最大的赢家。说的再通透点，这对IBM等代表的跨国公司是完美的收官——在一大桌美味佳肴吃成残羹冷炙后，还能打包卖给联想。不仅“鸡肋”卖成了金条，而且连打扫卫生的费用都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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