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Kevin Kelly),《连线》(Wired)杂志创始执行主编。在创办《连线》之前,是《全球概览》杂志(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编辑和出版人。1984年,KK发起了第一届黑客大会(Hackers Conference)。他的文章还出现在《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时代》、《科学》等重量级媒体和杂志上。凯文·凯利被看作是“网络文化”的发言人和观察者。KK撰写、出版的书籍包括:《失控》、《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科技想要什么?》。
潘新: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曾经说道,阅读一部书籍仿佛敲开作者的家门,和作者进行热烈的讨论。
KK: 是的,如果是一本好书,是这样的。
潘新:当我阅读您的大作的时候,感觉就像阿里巴巴掉进了满是珠宝的山洞,有很多信息和知识。
KK:(笑)是的,可能信息量太大了。
潘新:您的大作涵盖了很多领域,从进化论、生物学、生态系统,到工程学,等等。在大作完成近二十年以后,当人们回顾时,人们会说,哇,这本书真是一个瑰宝,二十年前就预见了互联网的未来;所以当您回顾二十年前的作品时,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有什么想特别传达的信息?
KK: 《失控》想要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关于去中心化、无领导的、点对点的、网络特征的(大规模)合作——我认为一个无中心的合作工作模式,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种极具能量的完成任务方式,不仅在软件领域,而在任何领域都有效。在处理任务过程中,可以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也往往是事物起始的最佳模式,以一种分布式的方式观察事物可以向何方向进展并可以走得多远,当事情向前发展的时候你同时会思考,这些事物在没有明确方向和没有明确领导的状态下可以走多远。
不过,在此书完成二十年以后,我愿意完善这个理论。(失控)虽然是事物起始的最佳模式,也会引领事物以超过我们预期的方式发展,但它并不能完全做到有始有终——人们无法仅仅依靠去中心化的失控模式而获得我们所期望的完美工作结果,虽然这种模式可以超出预料,走得更远。最终人们希望在这个自下而上的系统中添加领导力和控制的元素——所以我认为我会调整原先的说法。是的,过了二十年,我会做新的补充说明,失控模型是一个很好的起始模型,可以将事情推得很远,但并不能完全从始至终、尽善尽美。
我把它称之为“混合控制”(co-control)。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是一本关于新经济的书里的内容。在“失控”中我们讲述了一个实验,一群从未驾驶飞机的人(用虚拟驾驶仪器)第一次驾驶飞机,没有人教他们如何驾驶。几年以后,这个实验变得非常有趣,因为你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蜂巢式思维方式——这一次,同样的实验,同样的实验人群,他们做了一个驾驶飞机通过海洋上空遇到(虚拟仿真)夏季暴雨的实验。在实验中,人们被冻得瑟瑟发抖,不知怎么做,因为当时人们有太多选择,以至于无从选择。直到有人在房间后面轻声发出了一句提示:你们为什么不向右转向?发出提示的人并不是负责人,也只是提了一个极小的建议——这不是“控制”,因为提议人并没有权威,但这是一种“领导力”,向人群提出了方向和建议。所以我所讨论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控制”,而是一种“催化”和“领导”的文化,我称之为“混合控制”,因为你还是要驾驭掌握自下而上的“失控”模式成长。
潘新:这也恰恰是我所希望您给中国互联网创业者提的建议——如何能够平衡掌握“控制”和“失控”两种不同方式所带来的效用和能量?
KK: 我认为互联网创业者们应该不断地实验。事物创建的早期,失控是最佳模式,事物自下而上发展,并观察事物可以走多远;之后,你会努力把事情做好,增加领导力元素,催化事情的成长,或者“混合控制”,逐步可以“驾驭”。我认为创业者可以对此思考,但不必思考过多,而是应该行动做事。现实的情况会有很多变化和选择,所以我不认为单纯的思考有何裨益,创业者应该自下而上的开始启动,走得越远越好,逐步叠床架屋,可以做一些催化,也可以加一些规范,或者是“混合控制”,从而逐步达到驾驭的目的,但是千万不要试图抑制自下而上的成长,这是一种艺术。
潘新:您认为这更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KK: 是的。这就像是做一名园丁。植物会自然成长。园丁的工作呢?有时候除除草,有时候浇浇水,植物在自生自灭,你不是在“控制”园子,也不是在“引导”植物;你只是一个园丁,这儿做点事,那儿做点事儿,确保万物生长顺其自然。
潘新:这听起来倒很有趣,因为对于您在中国的大多数读者来说,大家认为您更偏科学,而非艺术。
KK: 我们当然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比如用大数据的方式管理园子,我们可以以庞大数据作为基础来当园丁,让数据告诉我们哪儿需要除草;如果我们想以最经济的方式管理园子,以“科学”的方式减少工作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数据的信息和证据来实现,从而完成“科学”的园艺管理。这是非常可能的。我不是说我们全部工作都通过预感来完成,我指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更在于你不去做的事情,而不是你做的事情。
潘新:这是否就是关于掌握“失控”与“控制”平衡的要点——平衡掌握不仅取决于何所为,也取决于何所不为?
KK: 是的。我对“艺术”的定义,亦即其所不为。一部伟大的交响乐,其伟大之处在于不同音符之间的间隔,在于静默空灵的时限;高超的作家,擅长于陈述得恰到好处,甚至有意跳跃情节,让读者以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其间的留白,而使作品益发伟大;超级电影制作者或者剪辑师,他们大段剪辑掉无用的片段——所以艺术是缺省,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一个系统在于何所不为,这是缺省的艺术。
潘新:我准备进行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仍然关于《失控》一书。在《失控》的最后章节,您总结归纳了“九律”(注),我非常想知道此“九律”是否是世界组建和万物创造的创世纪(genesis)普遍法则。
KK: “九律”是“造物”(making things)的法则,但不是所有创世纪皆“造物”。不过我倒是认为我们正在面临一种新的文化,我称之为“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内涵在于“造物”。当然某些创世纪也在造物,但我也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创世纪者都这样认为。
第一种文化是人文学科,关乎人性,这个文化领域,包括了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小说家等群体,他们揭示真理的方式依靠反映现实、想象力和审视,他们审视内心,审视人类的环境;第二种文化是科学文化,这个领域的群体包括科学家、物理学家,他们研究宇宙的方式是实验和探测,这种思维模式是,如果我这样实验,会发生什么;然而,第三种文化,也正是互联网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程序员和极客(geek)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他们研究真理和现实的方法是通过创造新事物。如果与之相比较,当人文学者研究意识时,他们往往审视自我或观察他人心灵;当科学家研究意识时,他们假以实验法则;而当程序员和极客研究意识时,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人工化意识(artificial mind)。
程序员和极客们研究现实的方法是创造人造现实或虚拟现实,他们研究民主的方式是创造模拟化民主,他们寻找任何问题的答案的方式是合成、创造、造物。通过利用工具创造,他们开拓了新的视野——这是一群造物者。第三种文化的本质是通过创造来研究事物,而非依赖于思考或实验。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具能量的做事方式,而我在九律中所讲的法则皆为创造事物的法则,或者说是第三种文化意义上的创世纪;有人文学科意义上的创世纪,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创世纪,九律中的创世纪指的是第三种文化意义上的创世纪和造物。
潘新:有意思。您是否认为遵循九律,人类文明可以达到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辉煌?
KK: 是的。这是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催化(bootstrapping)的进程,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造物过程,从而升级进入更高层级;在这种观念中,你可以将被创建的系统的整体比局部更具复杂性。一个逻辑悖论是,你如何创造一个系统,其整体如何比局部更具可靠性?如果系统的局部的可靠性不足90%,系统整体的可靠性如何可以达到99%。这是创建复杂性系统的天才(才能解决的问题)。
潘新:您的回答与下面一个关于技术颠覆的问题关联度很大。您在本次讲演的内容中,强调了技术在过去一两百年的持续改良,人们持续调整、进化、推动老的技术的发展,直至某种颠覆出现。
KK: 是的。人们不止是替换掉老的技术、更是替换淘汰掉无用和不具可靠性的技术。
潘新:九律中的一条是“鼓励犯错误”,而不是抑制犯错误。在我看来,您的观点是《技术想要什么》一书思想的延展,即,技术是第七种生物体。我个人很好奇的是,您将技术定义成一种生命体形态,它是独立于人类意志存在的吗?我的问题是,既然技术是一种生命体,可以自我延展、自我升级,并存在于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技术持续改良进化的内在原动力究竟为何?
KK: 我快速和简要的回答是,技术的内在驱动力,与生命的内在驱动力完全等同。如果我们可以回答关于生命和进化的驱动力问题,生命如何创造了我们生存世界的万有,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可以解释技术的内在驱动力,这两种原力完全等同。
潘新:我们可以说,技术和我们人类是等同的吗?
KK: 不,技术和生命及进化等同。人类只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微小的线索和环节,技术是另一个环节,也许会存在于后人类时代,当然它也源自于人类。创造这个星球上万物、多样物种和生命的原力是什么?这个原力是什么?它从何起源?它因为何种原因驱动万有和万物?我们对此并十分不清楚。但这个驱动力与创造技术的驱动力完全等同,它并不是源自于人类的意识。
潘新:如此说来,技术也存在于动物世界。
KK: 是的。
潘新:猴子也能创造属于它们的工具。
KK: 白蚁修盖摩天大厦,蚂蚁建造城市,海狸筑坝,鸟类织巢…这里只是简要举一点例子。技术只是通过我们人类达到了舞台的中心,它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组织体。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观察宇宙的视角,万物皆为熵,万物皆在变冷,变得混沌无序,能量正在耗散。但是至少在地球这个星球,万物却在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万物变得更加具有复杂性,并且更加有序,或许在其他某些星球也有此状况——这究竟为何?宇宙中有一种原动力,我们尚无法完全理解,这种力量在驱使万物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而在复杂性系统之上产生更具复杂性的新系统,而与之相比较的是,宇宙的其他地方正在走向冷寂。创造技术的力量也是这种原力之一。所以,技术的产生并不完全是人类的头脑和智慧发明的,更准确的表达是,人类的头脑和智慧帮助其进一步发展,因为有一种幕后的原力推动技术的进化,人类只是技术发展进化中的一个工具。
潘新:这是您新书的新观点。
KK: 是的。该书的主旨是,技术与生命非常相关,技术的内在本质并不与生命体冲突,因此人类可以利用此特性创造绿色科技,因为技术即由生命体而来。
潘新:人们对技术有恐惧感。人们对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怀有恐慌。
KK: 是的。
潘新:我们这一代人饮用可乐的习惯和父辈或者祖父辈基本相同,所以这是一个低技术含量的行为。但在新技术领域,我们这一代已经见证了多次互联网浪潮,互联网从浏览器到门户网站,搜索引擎,今天又有微博、社交网络,每过三五年就有新技术、新网站、新事物出现。
KK: 是的,人们会恐慌。
潘新:你认为人们如何掌握技术“好”的一面,而不是“坏”的一面?
KK: 我认为当技术带来好处的时候,人们会利用它,人们享受技术成果理所应当。即使人们担忧,或者恐慌,人们仍在使用互联网,虽然他们有时会有所担心…对,担心,不一定是恐慌。我认为对技术态度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人们担心、恐慌,所以会限制、制止技术的发展,甚至将其非法化,而我对历史的研究显示,这根本毫无作用。有时你可以暂时性地将技术发展冷藏,延缓十年,二十年,但就长期而言,你无法阻止技术的潮流,这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的。所以阻挡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另一面。我们如何让人们对技术不带恐惧?一个有效的办法是提醒人们,不论何种新技术出现,人们在最初总会恐慌;这可以通过教育实现,即,让人们意识到对技术的初始恐慌反应皆属正常,但人们应该像孩子们学习一样逐步克服恐慌。
潘新:是的,就像我不到两岁的女儿,她玩儿起智能手机远比她的祖父熟练;但她的上一代会禁止她玩儿手机过多、过久。另一种场景是,人们对美国科幻片里机器和机器人控制地球的未来充满恐慌。这些可能都是技术的负面效应。
KK: 对此有一个总结,我称之为“技术素养”(technical literacy) 。这个概念是,我们应该接受培训,学习技术如何工作运转。如同学习如何驾车,或者学习读写,你应该学习如何利用掌握互联网技术,你也会了解到,当我们刚接触到新技术时,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恐惧,如同我们害怕黑暗。我们会学习如何不害怕黑暗,虽然即使到今天,如果我们置身于暗夜旷野,丛林深处,我们仍会恐慌,四周黑黢黢伸手不见五指,还是挺瘆人的。我们能做的是克服恐惧,意识到周围没啥特别危险的,天下太平无事。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教育,提高“技术素养”,并学会掌握技术发展和利用的模式,初始阶段往往不够完美,不够稳定,我们对其有所恐慌,或者另一种情况是,我们误以为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其实它并非万能——对此,我们应该学习技术的自然历史,如同我们开设动物的自然历史课程一样,我们也应该开设技术的自然历史,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这样我们就既不会紧张,亦不会沉迷,平衡掌握,并发掘技术美好的一面。
潘新:我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进化论和人类未来。
KK: 嗯…
潘新:这是个大话题…
KK: 是啊。
潘新:您提到了技术是一种形式的生命体。我相信达尔文在撰写《物种起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进化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生物学本身...
KK: 是的,我也确信如此。
潘新:今天,进化论已经深刻影响了社会学和计算机科学。您认为进化是否有其“目的”和“意义”,抑或完全没有?
KK: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我应该没有足够时间全部展开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确定的是,进化一定不是无目的的。现有的进化论理论大多数认为进化是无目的,甚至无方向的。我很难讲进化有“目的”,但是我完全可以确定的是进化一定有其“方向”,这个方向是加强的复杂性,在我的第二本书中讲到,这个方向是加强物种的形成,加强其多样化和特殊性,加强能量的密度,加强自治权,等等等等。进化有其“方向”…
潘新:而不是“目的”?
KK: “目的”略显牵强附会,但你也可以说其存在。我对进化“目的”的定义是,其目的在于增加世界和宇宙的可能性。生命是自组织体的一部分,更是更庞大的存在的一部分,这种存在正是宇宙的起源——当我们把时间的尺度延展到一百亿年…
潘新:生命将会遍布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KK: 甚至早于生命起源。在生命起源之前,就有自组织体,遍布行星、恒星、乃至银河系,这种存在始终在加强某种程度的可能性。我称之为最佳可能性。可能性催化更多可能性。从抽象的科学意义而言,宇宙的行为即加强可能性,并催化更多可能性。你可以从宗教的角度阐释这一切,但这个就是宇宙所谓的“意义”。
潘新:我向您提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信用卡、银行互联网金融——本次活动是由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赞助。事实上,信用卡是一个“失控”理论的很好例证,VISA的创始人…
KK: 是的,迪霍克(Dee Hock),他写了我,他是《失控》的一位忠粉。
潘新:是吗?迪霍克写了一本自传《混序——一到多》。VISA是信用卡领域的1.0模式,今天信用卡和银行业遇到新的机遇和挑战,挑战来自互联网金融,在美国有Paypal,在中国有支付宝。银行家希望拥抱这一变化,但希望更为明确变化的路径,您对此市场有何想法,对银行家们有何建议和良策?
KK: 因为时间原因,让我长话短说。银行家们应该关注比特币。
KK: 卓有成绩的银行家们应该关注那些边缘的、萌芽状态的技术。我所考虑到的是,银行家们应该倾听技术想要什么,倾听技术的偏好是什么。内容公司、出版公司、电影公司、音乐制作公司、书商。(我们可以)理解技术的偏好是,复制免费、信息免费分享、文档分享、实时流媒体技术,但传统企业拒绝这些技术长达十年之久,他们向消费者隐瞒了一些情况,制止这些技术的发展。唱片公司曾在10年前封闭了Napster(注,一款网络免费音乐播放器,创始人后成为facebook早期投资人),几个月前,音乐公司和电影公司发布了免费的数据管理程序(DMR),消费者可以欣赏到免费流媒体音乐和电影,而这些事情他们在十年前就应该去做,而损失了很多收益和商誉。他们没有倾听技术。银行家们应该避免与技术为敌,例如比特币,银行家们或许有所抵触。银行家们应该倾听技术的心声,倾听人们如何使用,如何愿意使用,技术自身如何愿意被使用,与这种潜在力量合作,而不是抗拒抵触。简而言之,就是按照技术自身意愿的路径与之合作。
潘新: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KK: 谢谢你的提问。
潘新:《金融理财》杂志特约记者潘新,Best Food in China美食中国创始人兼CEO。
本活动由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举办,KK由中信信用卡中心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