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企业史写作, 使我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
而后才又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伦《唐璜》第一章第一节
一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第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
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MSN对话中提出写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
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忽然凸跳出来的课题。
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十本财经类书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三十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见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
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平空而降，庞然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我在M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一百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隙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
二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三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在温州地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到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子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整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个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二十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具备几乎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一个工作岗位是很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马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子女顶替，企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重要得象“一个更大的家庭”。现在已经是富豪的宗庆后当年就是在乡下“插队落户”，为了回到城里，他恳请在一间区校办工厂上班的母亲提前退休，她把这个岗位让给了儿子，后者骑着三轮车到各个学校的门口卖练习簿和铅笔，筹足了一点钱后他创办了娃哈哈儿童保健品厂，现在它已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
在刚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
我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考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便招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超过20岁以上的学生，其中三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黄最小只有18岁，陈已经是过四十的中年人了，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创维和康佳，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60％。
也是1978年前后，从湖南和四川的监狱里先后走出了两个当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们一个叫杨曦光，一个叫牟其中，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分别写了一个同题的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来崇尚忧国论道的湖南和四川他们是公认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时刻准备用热血去唤醒迷乱中的祖国的大好男儿。这是两个如此相似的男子。杨曦光出狱后就参加了全国高考并一举登榜，三年后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再两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改名杨小凯，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数据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层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问年轻时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2004年，归依基督教的他离开人世。而牟其中则走上了另外一条更惊心动魄的道路，他出狱后当即借了300元，创办了一个小小的贸易公司，随后的十年里他通过“罐头换飞机”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为《福布斯》评出的第一个“中国首富”，他的政治热情从来没有丧失过，反而在首富的光环下越来越浓烈，终而他在年过50之际再度入狱，至今还在武汉的监狱中日日读报，有时还写出一两封让人感慨万千的信件来。
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他们其实并不陌生。在任何一家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我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在书稿整理的某一个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过一个很怪异的感慨：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的过去。
三
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在很大程度上，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者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二十多年来，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我将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长轨迹，它们是一股根本不可能绕过去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自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一天起，它们便已经是中国企业，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起伏得失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鉴价值的教案。在80年代初，最早进入中国的是以松下、索尼、东芝的日本集团，松下幸之助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际级企业家，而东芝在中央电视台的“TOSHIBA，大家的东芝”让人至今难忘，这与当时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强势是密不可分的。至今，在各项利益密集的领域，外资的力量以及其经理人群体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及政策的走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如果说企业史还是一部商业文化和伦理的进步史，那么，当今中国商业秩序的败坏，其根源便在于政策的制订机构从一开始便有其自身利益的诉求。美国学者S·亨廷顿等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证明了，当某一类资本，一方面拥有制度的设计权，另一方面它又是利益圈中的博取者，那么，制度的正当性和公信力便将面临空前的质疑，而制度的可执行性也将大打折扣。中国的股市、房市、中国能源产业的“乱力怪神”，种种固症的病因其实就在这里。当这种不公平的博弈成为一种惯性和不可挑战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便会转而寻求地下交易，或以一种不当的手段来牟取利益。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并不难以被发现，但对它进行客观而公允的观察却似乎并不容易。也许只有进行了这种全景式的解读后，我们才可能透过奇迹般的光芒，发现历史深处存在着那些迷雾,譬如,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中国企业的超越模式与其他超越型国家的差异?我们才可能在为经济增长率欣喜的同时，观察到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却每每被忽视的命题，如社会公平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人的普遍尊重的问题。“经济优先主义”在一定阶段自有它的合理性，可是如果它一直作为一个国家成长的唯一指标，那么它的健康性，甚至合理、合法性都将面临质疑。
在这种框架性结构之外，我还试论证，在商业史上，并不是每发生的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如果当年的联想，倪光南和柳传志没有反目成仇，联想有没有可能就走上另一条更具技术色彩的道路？如果张瑞敏和他的团队早早地成为了海尔集团的资产控制者，也许他就不会让海尔的资本结构如此繁杂，海尔的成长轨迹或许会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没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出现，中国政府很可能着力去培育日韩式的财团型大公司，那么，中国公司的成长版图会不会全然改变？
如果你认为这些设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可能就无法体味到历史的内在戏剧性。
我还将在日后的写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于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处身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身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
中国企业界是一个迷信奇迹的商业圈，但是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让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超常规所带来的各种效应。真相如水底之漂，迟早会浮出水面。我甚至相信，在企业界是存在“报应”的。
四
企业史写作,使我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当我感觉疲惫的时候，我常常用沃尔特·李普曼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这位美国传媒史上最伟大的记者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李普曼说的多好。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我想我是快乐的。自从2004年的夏天决定这次写作后，我便一直沉浸在调查、整理和创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一大块时间。一个人要让自己快乐其实是一件不难的事，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实现它。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
每当月夜，我便孤身闯入历史的迷雾。我的书屋正对着京杭大运河，河水从我窗下流过，向西三公里拐过一个弯，就是运河的起点处――拱宸桥。这一线河水向北蜿蜒，在日升月落间横贯整个华北平原，最后进入北京城，到积水潭、鼓楼一带嘎然而至，710年来，世事苍茫，却从来没有阻挡过它的无言流淌。二十多年前，杭州运河清澈可见游鱼，二十年来，楼宇日见林立，水体终而浑浊，现在，当地的政府突然又回过头来搞运河的治理，想要把它开发成夜游江南的一个景点去处。此刻，我正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窗下正有拉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驶过，据说过了今年，这些水泥船因为噪声太大影响两岸居民而不能在运河里夜行了。
我的思绪便常常在这种貌似相关实则相去千万的时空中游荡，法国人罗兰·巴特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我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便全部地在这里了。
最近离京回乡闭关，临行前到中关村一游，回想在这里学习和工作，颇有些感慨。发乎情，止乎理，学习下中关村的商业史。据说明清时，中关村是太监的坟地，后平整耕种，建国初中科院的总部进驻。从1984年城市改革到今天，可以大致以1994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现在也许要第三次出发。
多年以后，一点公司政治的破事，居然上升到如何评价前十年的高度，就是著名的“贸工技”和“技工贸”路线之争，本世初还翻出来嚼。王小波评价传统文化，打过一个比方：萝卜是蔬菜，但不能说蔬菜是萝卜，最后大家只能吃萝卜樱子。技术是蔬菜，中关村的萝卜是中文信息化。改革初恰逢美国PC业起飞，中文是象形文字，古文优雅，白话实用，但在人机界面却构成障碍。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将与世隔绝，沦为现代文盲。
时势造英雄。那一代英雄，几乎都是借这个势而扬名立万。号称三面红旗的联想(汉卡)、方正(排版)、四通(打字机)自不用说，还有求伯君的WPS、王永民的五笔、王志东的中文之星和RichWin，等等。中关村背靠中科院和名校的人才和市场，很自然孕育了上述产品中的大部分，或在这里商业化。
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正因为中文信息化打通中外，业界喜欢说我们提前入世，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上，国内相比硅谷没有种菜的优势，等Win95推出中文版，连萝卜也不能种了，但拥有廉价的人力和广阔的市场，相当长时期内，只能代工和代销，就点萝卜樱子下饭。
而中关村在北京市区，显然不适合代工，更只有“贸”一条路。当然，贸易贯穿中关村的历史，前十年也不例外，据柳传志说，联想除了白菜什么都卖过。但中文信息化构成那一时期的战略，就是俗称的势，贸易只是值。并且加装中文平台可以使销售极大地增值。
由此能理解所谓路线之争。三面红旗的经历颇为相近，绝不是偶然。前十年种萝卜，三家都形成总经理加总工的黄金组合。第二阶段卖菜，先后都爆发人事冲突。冲突短期内各有胜负，但最终总工都退出企业。还有观点称为“知本”和“资本”之争，更是扯淡。所谓资本其实是管理者，也是知本。显示历史形成的思维定式：万恶资本家的宣传，计划经济重工程轻管理。
以往对联想、方正的评述，也许过于关注从母体继承来的硬件：客户和人力资源、技术能力等等，而忽视更软的管理。计划经济只以自己为客户，一切旨有“定数”，市场企业是为异己的客户生产，变幻莫测。因此计划经济的技术官僚，经常是市场的失败者。但有些机构，就像高校和研究所，业务天然计划性不足，机构从外部，还是派员从内部管理企业，都能借鉴研发管理的经验。
第二阶段，联想、方正成长为PC巨头，四通一直没找着北，金山坚持游击战。杨元庆接班联想后，努力种菜，但还是回去卖菜，最终并购IBM PC业务。世纪之交时，中文网络化风生水起，造就又一代英难，但中关村已经不是唯一的潮头。王志东、周泓一是村里出来地，李彦宏回国创业时落脚在母校北大旁边。
1988年成立国内第一个高科技园区，标志着政府在中关村开始有意识地推行产业战略，包括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等，如今中关村已大为扩展。中关村管委会的辖区比其名称看上去大地多，还包括亦庄、大兴等地理上不相连的园区。但在我的印象中，中关村还是清华和知春路、五道口城铁和北大西门镇宇音像店之间的那一片地方。
套用企业的说法，中关村园区可以分成三条产品线，其一是研发生产基地，其二是写字楼物业，其三是电子集贸市场。园区仍然拥有中科院和名校的资源，据统计，各项研发和经济指标都高速增长，二十年来翻了数倍。但增值的同时，却不复有从前那么大的势。
研发活动历来在空间上也是“知识密集”，但硅谷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使其可以分散进行。发展到今天，基础技术已相对应用过剩，而应用技术的研发要求贴近市场。长期内，在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硅谷也将相对衰落，或者说升级成为全球研发网络。我国的技术战略，应当是在这一网络中占据尽可大的部分，而不是闭门造车。中关村则是中国部分最活跃的节点。
而代工领域，东莞、苏州和天津滨海新区已成气候，未来可能向西部，比如成都平原转移。滨海在区域经济上和北京重合。而北京的城市定位已经分离经济中心，专注于政治、文化和旅游，土地和人工成本也没有竞争力。未来可能只做少量高端代工业务。
当年联想开张于传达室小平房。一些网站在中关村周边的小学、低档写字楼艰苦创业，另一些网站则入住国贸、嘉里的豪华单位。现在前者已经做大，后者早就不见。有分析机构将中关村列为北京继CBD、金融街之后的第三大商务核心区。三区且有一定的差异化，分别接纳传统产业豪门、金融机构和新经济企业。
集贸市场很有中国特色，商家残酷地价格战，顾客爱货比三家、斤斤计较。今天的渠道巨头当年从这里走出来，但今天的门店却已无成长的空间。最近一篇报道<中关村崩盘前夜>，更是预告了电子集贸市场的没落。不无标题党的嫌疑，但阐述的大趋势很明显。
过去十年，电子集贸市场伴随整个产业，从企业计算转向消费品。摩尔定律已然“失效”，就是上述技术过剩的例子，产品价格不断走低。大渠道和3C连锁卖场有规模效益，网店有成本优势，三面夹击集贸市场。房价却逐年递增。此消彼长，迫于生计，欺诈日益泛滥，宰一个算一个，美其名曰“转型”。
兼并是所有的行业、倒闭是绝大部分小企业的宿命。但从物业和园区战略的层面，是否还有别的、真正的转型之道？在下鲁钝，只想到这么一点：
现在的所谓体验店，大多名不副实。应更多地服务营销和研发而不是销售。未来的体验店很大很丰富，能充分展示产品界面的友好，整合的个人信息环境。宜家可供参考。拥有全线产品的大厂，提供解决方案的卖场，都有建设的动力。在国内这两种角色已有若干候选人。如能形成体验店群落，也是独具一格的旅游资源，时尚科技的香榭丽舍大街。还可与高校游、皇家园林游结合，令游人恍若隔世。甚至修建大型科技主题公园。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个人以为，最有前景也最可行地，是中国设计。工艺设计是技术、心理、文化、产品、美术、营销等多学科的系统工程。中关村周边常年有四十万学生，这个年龄段引领电子消费潮流。北京是千年古都，人文荟萃。都是发展工艺设计得天独厚的条件。如能形成工作室群落，与体验店和研究所相辅相成，进化出有机的商业生态。还消费写字楼，齐活。
在歌德(Johann W. Goethe)的诗剧<浮士德>里，土地之神吟唱道：“生潮中，业浪里，淘上复淘下，浮来又浮去，生而死，死而葬，一个永恒的大洋，一个连续的波浪，一个光辉的生长……”
2008.11.4
读点：激荡三十年
文/弱水三千 （大学教师）
作者吴晓波毕业于复旦新闻系，
长期作财经记者。这本书上确实下了功夫，所收集之材料遍涉国内报刊、国外主要杂志、个人采访、企业家之自传、传记与访谈、及主要政策法规，跨度三十年，相当详实。此书把中国三十年之企业发展史通过典型企业家人物的起伏来讲述，既能引人入胜，又于专业之经济管理方面书籍之外另辟蹊径。每一年中选取有代表性之企业家，除记录重大政策变化或经济事件外，亦着力讲述经济大势在所选之企业家与其企业上之具体反映。
全书的组织以编年之形式，每一年为一章。而每一章中，择重要之政策变化、经济景气、社会事件讲述，另穿插以典型之企业家，在若干相关章节中连
续提起，使各章节间既有历史逻辑性之连贯，又有人物（企业）命运之连贯。另外，在每一章之结尾，另附有一二人物传记，
更将突出的典型人物着力描绘。如此写法，不光是书的可读性强，在理论上也使得我所感兴趣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得以展示，且相互解释，这正是“社会学的想像”的力量。
三十年中中国经济之改变，天翻地覆，即使是写企业史也头绪众多，要有个统领之纲领才行。而此书的选择，是将企业以所有制划分为三个阵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包括早年之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然后以此三者之间的兴衰与“博弈”来组织材料。
此书所讲之中国经济史，大的主题有三个个。
第一是乡镇企业之发展，好处在于提供了消费品，解决了农业剩余人口，促进农村之城市化与工业化，培育了一批工业企业，但也留下了诸多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而且因为产权不明，到九十年代，这些企业转型之时都没少折腾。英文文献中对于乡镇企业私有化过程的研究不足。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曲折，结
论简单：一无是处，满盘皆输。我曾经也想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我想我关于国有企业中moral
economy的观点也是新颖且有用的，但到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这一努力的放弃，和抓大放小政策之实行，这个题目也失去重要性。第三是外资的引入，早期以海外华人投资于低技术、高劳力的小生产为主，后期则是外资对国内资产及市场的大规模侵吞。再有就是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成效，涉及市场化、双轨制、物价改革、私有化、分税制、金融体制、特区制度等。
本书对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的变化观察记录详实。首先，股票市场。其次，房地产业的兴起。第三，互联网之兴起。第四，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实行之后，巨型垄断企业的出现，及其迅速成长，以及相关的扶持的政策。第五，与之相连的对中小国有企业的“放”，及因而出现的“国退民进”和产权改革的过程，及后来在股市里的股权分置的改革。第六，
外资大财团对中国经济日益加强的控制与渗透。
另有一感受，就是看完此书之后，对中国经济之发展愈发担忧起来。三十年下来，即便是最好的中国企业，如华为，在研发上之投入无出其右者，而经营效益及管理俱佳，却仍无任何核心技术可言，更不必说家电、电子、汽车等行业了。这实在是个令人费解之处。除此之外，外资在中国日益坐大，而国家政策却不知为何，时至今日仍宁可让外资占有市场，也不让民资进入市场。如此下去，中国本土之私营企业，生存空间将愈小，前有国家垄断企业堵、
后有跨国公司追，终无法成气候，尤其在高端制造与职业服务领域。唯一有希望的，是既无模糊产权之累、又无灰色创业之原罪、也无国有垄断企业之压迫，且还在竞争中屡屡击败跨国公司的互联网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