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互联网改变和没有改变的》中我们聊到，互联网给中国商业界带来的最大改变也许是新一代人的价值观的变化，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威权主义价值观让位于以“平等、参与、分享”为核心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这才是所谓的互联网精神或者互联网思维的真义。更激进、更年轻的一代人甚至进一步要求“自主、掌控、意义”，这些价值观都与建立在等级、命令和控制基础上的传统体系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强烈的对抗。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发明了互联网的西方，大家反倒不怎么讲“互联网精神”。因为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他们那里，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早就根深蒂固，日行不察了。夸张一点讲，公元前五六世纪，古希腊在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民主体制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互联网精神”；西方中世纪结束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航海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等，很大程度上复兴的就是这种“互联网精神”；从甘地到马丁·路德·金，到曼德拉，一代一代人权运动倡导的也是“互联网精神”；1960年代以纽约格林威治村和旧金山为中心的 “嬉皮士”运动，成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那一代人精神上的成年礼，宣扬的则是最激进的、走向边缘化的、成为一种亚文化的“互联网精神”。
密歇根大学政治文化学家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中定义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m）是对西方发展到极致的“互联网精神”的一个比较准确的学理化阐述。二战后的经济繁荣之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的安全和生存已经不再是西方社会关注的重心，大家强调更多的是物质之外的自我表达与个人自由。同时，与传统价值观相比，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同时更加强调环境保护、多元文化、两性平等、允许堕胎、容忍同性恋等自由主义观点。从1981年起，英格尔哈特先后五次主持了著名的密歇根世界价值调查，调查范围包括了97个国家与地区，涵盖了90%的世界人口，在此基础上，英格尔哈特总结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两个维度，一个是世俗-理性权威取代传统权威（强调宗教、父权、传统家庭观念、民族主义、排外等）；一个是幸福价值观（重视自我表现、生活质量）取代生存价值观（重视经济、物质安全）。
这种“互联网精神”将给中国企业界带来什么影响？很简单，取决于宏观和微观两个指标：宏观是这个行业的市场化经营的程度，微观是这个企业民主化管理的程度。对于已经市场化的行业中那些很大程度上已经基本实现民主化管理的企业，“互联网精神”的影响不会有想象的那么大，互联网的作用回归到它作为一种营销平台、营销渠道、营销工具的基本面。大多数高科技企业、IT企业属于这个大类。小米低调总结的七个字“专注、极致、口碑、快”，其实就是这种把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的思维体现。
行业已经充分市场化，企业民主化不够的，重点是继续在管理上下工夫，推进参与式管理，搭建高投入-高绩效管理体系，努力建设智慧型/生物型组织。一个重点是要勇于让年轻人走向一线，用好这些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自然会用“互联网思维”去做产品，打市场，服务粉丝。大多数传统制造业企业属于这个大类。属于这个类别的企业一定不要被各种各样的“无节操”的互联网言论乱了方寸。世界是在变，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悬乎。要有苦练内功的定力。不肯在管理上下苦工夫，天天念叨着搞什么“颠覆式创新”，小心自己首先让别人给颠覆了。
对于那些没有市场化，行业中没有实现民主化管理的企业，互联网带来的变革，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互联网“是播种机，是宣言书，是宣传队”。互联网不仅是技术变革，同时也在推动制度变革（打破垄断、质疑管制）和思想变革（瓦解集体主义、威权主义）。这些行业中，互联网用得好，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互联网用得不好，则是灭顶之灾。属于这个大类的，有平面媒体、电信、金融、医疗、教育等行业。这几个行业，也是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重点方向。现在因为还有各种政策限制，创业者们一时还放不开手脚，真到闸门打开那天，传统大佬基本都是不堪一击的歌利亚。一个“余额宝”，就把整个银行体系打回原形，离开了政策的保护，这些号称“世界最大银行”们完全不是“互联网金融”的对手。
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走过一个从洋务运动（器具层面）到戊戌变法（制度层面）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层面）的历程。互联网的妙处在于，它同时在器具、制度和思想三个层面推动中国转型。而且，比商业的转型更加惊心动魄的将是社会和政治的转型。这里我们不展开论述，现代社会“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公益化、思想多元化”这“四化”中，拖咱后腿的，肯定不是经济的市场化。有论者认为，互联网带来高于“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的“文明形态”的转型，人类历史上，可以与之相比拟的唯有蒸汽机和原子弹。按上面讨论互联网精神的“中国式逻辑”，互联网对中国的“文明形态”的影响，确实不无可能。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让我们一起迎接有史以来技术对人文、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最大的馈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