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天才”的终结
2014-08-10 08:31

“孤独天才”的终结

(原文来自 The New York Times,虎嗅编译)

创新能力来自哪里?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孤独的天才。在人类的文化长河中,独来独往的创造者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比如牛顿,还有失去乔布斯之后的苹果),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从一开始这只是种说法而已。

但是“孤独天才”这个谜团似的说法已经不再适用了。幸运的是,一个更接近事实的模式正在浮现:创新网络,比如众包式的维基百科或者是“The Daily Show”里面的写作室,或者是——创新的真正核心——创新者之间紧密的交流,比如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搭档,还有数不清的其他案例,都是我们尚未能够完全弄清楚的。

从历史来看,挖掘个体内部的天才特质是最近的做法。在十六世纪之前,没人会说谁“是天才”(being geniuses),而会说“有天才”(having geniuses)。哈佛学者 Marjorie Garber 这样解释“天才”一词:“一种在每个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守护神或是精神力量”。在某一个体内部形成的任何价值都取决于来自个体之外的强大的、不可见的力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我们今天认为几乎是天赋的创造者们,当时更多地被看作是熟练的模仿者,用类似的素材生产令人折服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其剧本并不是想象出的新点子,而是借由过往作品的剧情、角色和语言,通过重写、改动和摘抄而来。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分校教授马克•罗斯(Mark Rose)指出,《罗密欧和朱丽叶》实际上是将阿瑟•布鲁克(Arthur Brooke)一部长诗按一幕一幕的格式写成剧本而已。

当然,剧场艺术从本质上就是博取众家之长。但是伊丽莎白时期和现代电影行业很像,普遍来说剧作家不像一个编剧,而更像一台机器。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教授(James Shapiro)基于历史遗留数据的研究显示,三、四个甚至五个剧作家会共享一部剧的制作费用。讽刺的是,莎士比亚正是通过协作式(或者说网络式)的创意生产了优秀作品赢得赞誉,但他本人却成了独立型创作者的标志性人物。

大的改变始于启蒙思想家们的时代,他们寻求为个体在这个世界上赋予一个有尊严的核心地位。启蒙思想家们将人类的思考行为置于所有事情的中心地位,建立了一个孤立的个体自我。

与此同时,随着封建制度和农耕生产被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所取代,艺术家们变得需要更加有娱乐性;他们更原创,这样才能靠作品赚钱。1710 年,英国人生效了该国的第一部知识产权法,让作者成为了他们作品的合法拥有者,将知识产权证券化,创意作者成为了发起人(originators)。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看到“天才”一词在现代语境的用法。1711 年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在发表的一篇短文中,称莎士比亚是一个“那些伟大的天才当中”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子”——这些天才们从过往的约束中挣脱,点亮了内心的创造之光。

但是直到浪漫时代(Romantic era),“对于天才的真正崇拜才开始兴起”,Garber 女士这样写到——莎士比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实在是个太方便的例子;个人经历的纪录太少,有关他的历史很容易就能够编造出来。

自相矛盾的是,将莎士比亚描绘成天才的最具说服力的一点,却显然又对其本身产生了挑战。一个受过乡下教育的手套商,他的儿子如何能写出有关国王、王后还有距离如此遥远的大陆上所发生的事情?肯定另有他人,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这样认为的,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是他们最喜欢提起的这个人。有关这一点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种潜在的假设,那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全部是在剧场生意环境之外完成的。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学者 James Marino 认为,莎士比亚的怀疑者们,“认同孤独的天才这种观点,而且又更进了一步。”

如今,浪漫时代的天才随处可见。试想一下某些典型的宿舍海报——抽雪茄的弗洛伊德,在讲台高谈阔论的马丁•路德•金,瞪大眼睛瞧着镜头的毕加索,吐舌头的爱因斯坦。这些海报通常都有着同一个尖锐的佩词——“想象力要比知识更加重要”——但是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却藏在海报上单一的主体当中。

实际上,在这些伟人思想的世界里,他们都不是孤独的。弗洛伊德在与弗莱斯医生(Wilhelm Fliess)的激烈交锋中发展出了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称后者为“梦的解析”的“教父”;金与阿伯纳西(Ralph Abernathy)一同领导了民权运动(“我最亲爱的朋友和牢友,”金曾经这样说。)毕加索与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有过公开的合作——他们一同发起了立体主义——后者是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竞争对手,影响力之大几乎可以称之为竞争式合作。即便是爱因斯坦,也是在与工程师米歇尔•北索(Michele Besso)的对话中发明了相对论。

而现在则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在起坐用,不仅仅是互联网的兴起,还有其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制以及这种效果的意义。社会学家迈克尔•法雷尔(Michael Farrell)研究了从法国印象主义到美国女权运动的种种历史活动,他发现群体会产生社区、目标和受众的概念,但是真正重要的工作都来自个体对话之间,正如本文开始提到的保罗•麦卡特尼和约翰•列农一样。

这是因为人类在与单一个体对话时,要比面对任何群体时都要更开放、更具思想深度。两个人的组合也更具流动性和适应性。他们可以形成自己的社会,即便是加入另一个人,角色和权力格局可能会变化,对稳定性固然有益,但是对创造力来说却是个问题。三条腿适合支撑,两条腿才适合走路。

创新过程的核心正是两个实体、两种文化或传统、两个人甚至是一个人与内心声音之间的互动。思考本身就是我们与其他人对话的一种复制。当我们听到创新者描述他们孤单一人时想出的创新时,他们指到的是在自己的思想中进行的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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