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离不开官僚和大企业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日本这二十年经济不振更是死抱着所谓的“传统”经济模式不放手，为了所谓的社会和谐扼杀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导致的恶果，值得中国经济人反思。
序言
日本2009年的大选结束，民主党大获全胜。时隔15年，日本实现了政权的更替。300多个议席压倒性的胜利体现了日本国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日本政治失败、经济停滞不前的强烈不满。日本国民对现状的不满情绪表达得非常充分，但这种不满将把日本经济引向何方，却仍然不清楚。
虽已过去多年，但之前那次政权更替的情景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1993年6月18日，即宫泽内阁不信任案通过的那天，我正在NHK，碰巧负责国会实况转播工作。自民党分裂？事出突然，大家还以为是落语中的包袱，都在等着结句。但当听到会谈破裂，召开众参两院全体会议的消息时，转播车里顿时喧闹起来。那感觉像是听到历史车轮在轰轰前进。
日本，终于要重新振作了。我当时这么想的(估计大多数国民和我一样)。最高权力近在眼前，唾手可得，小泽一郎却选择弃自民党而去。没有风险，哪来突破？受他鼓舞，细川政权建立后没多久，我也辞掉了在NHK的工作。
但是，现在看看，结论下得过早了。10个月之后，非自民联合政府倒台，继而是自民党和社会党这样奇怪的组合上场。在野党不断分化，日本仍在“失去的20年”里徘徊。而这次15年之后，新诞生的民主党政权，能否让人们长久以来的愿望变成现买呢？
现在做结论似乎为时尚早，但从民主党的宣言书中，确实看不到多么令人可喜的期待。16年前小泽宣称要建立“小政府”，而现在鸠山民主党则提出儿童补助金等措施，希望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建立“大政府”。但问题是，如今日本社会闭塞的现状和问题，通过寻求这种结果上的平等就可以得到解决吗？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国民的平均收入属于高水平。即使是“穷忙族”(working poor)，年收入虽然只有200万日元，却也是中国人平均工资的：5倍。但与此相对的是，日本年自杀人数已经连续11年超过3万人，这个数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混乱期还要高。平均每10万人里就有23．7人自杀，自杀率位居世界第八，比G7中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高。所以我认为，日本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收入水平的高低，而在于日本长期的社会停滞导致人们渐渐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对未来深感不安，这种不安感在不断扩散。关于时代的闭塞问题，早在100年前，石川啄木就曾写道：
围绕着我们青年的空气是不流动的，纹丝不动的。强权势力遍布国内。现代社会的各类组织也在发展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它们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这种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日益显现的过程。
这是他在“大逆事件”@爆发大受打击后写给《每日新闻》的稿件中的文字，只是当时并未刊登出来。之后，幸德秋水等人被处以死刑。第二年，年仅26岁的石川啄木也离世远去。再后来，整个日本被军部引到了一条毁灭的道路上。现在这个时代，应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悲剧，但是置身闭塞时代的那种窒息感，那时的啄木和现时的我们是无异的。
2007年，自由职业者赤木智弘这样写道：“打破这种闭塞状况，为社会重新带来流动性，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战争。”在他身上我好像看到了啄木时代的青年将校急于打破闭塞状况去做“暴走族”的身影。当然赤木并非真的希望战争，但他希望靠个人自身的努力从闭塞的社会中逃脱的焦虑，同啄木是一样的。
要是在40年前，年轻人或许就选择加入学生运动了，而现在，这种激情已然失去。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能让他们激情澎湃的“理想宏大的愿景”了。在现实社会中，被社会主流排除在外的年轻人，只有在网吧里，在2che的帖子上构建自己的虚幻空间。
在经济高速成长期，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回报，但是现在这种“抢板凳”的游戏已经结束了。正式职工的凳子全被老一辈的人占据着，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选择一辈子当自由职业者，漂泊无依。
面对这样的情况，当前人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建议和工会联合，另一派则提议像赤木那样寻求“战争”。前者看起来好像非常有建设性，其实并不能带来什么。因为他们所要依靠联合的工会，就是那群占着椅子不愿下来的人，有时工会也许会出于同情让你临时容身，但绝不会将椅子让给你。赤木认为唯有将整个“抢板凳”游戏体制全部摧毁才能解决问题，这一观点看似要引发混乱，其实把握到了问题的本质。
或许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并不是所谓的周期性经济萧条，而是像啄木若干年前窥到的那样，是大变动的开端。经济从发展到停滞，而后衰退，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必经之路，而我们现在走到了最后一站。若能适应这样的变化，做到节制有度，倒也能质朴地生活，还顺应了绿色环保的潮流。日本是否也会像欧洲那样渐渐走向一个沉静有序但有阶层差别且阶层固化的社会呢？大部分的文明，好像都是这样步入成熟的：毅然抛掉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期待，学会知足常乐，然后意外地发现长期停滞期的生活也还算舒适安逸。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已经有这种倾向了。
针对目前长期停滞的状况诊断开方本是经济学者的工作，但在日本，有关政策性的问题经济学者们是一概不参与的。或许他们认为经济学者就应该写学术论文，这类偏重经济评论的工作应当交给那些经济评论者。但经济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实用性学科，纯粹的理论研究没有任何意义。记得凯恩斯曾把经济学者比做牙医。
经济学者和牙医唯一不同的是，他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经济问题。就像驾驶技术，这是需要大部分人掌握的东西，但开车的人没有必要知道车的制作过程。同理，并非要求每个人都要去写经济学论文，但总还是需要懂得经济原理的人，特别是政策的相关负责人、法律方面或是行政方面的人员。如果没有大学式的学科知识积累是会出问题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浅显易懂的经济学知识、为政策提出合理意见，这些事情和研究学问一样重要。凯恩斯在给他恩师马歇尔写的悼文中就曾说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就是写实用手册。
所有的经济学家应当把著书立说的荣誉交给亚当·斯密。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此时此事写实用手册。在历史的不断变化中写的小册子，就算有幸获得了不朽的声名，那也不过是抓住了当时的偶然。(《人物评坛》)
现在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业结构和雇用体制已然走到了死胡同，目前面临的是涉及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若仅从金融、财政等宏观政策层面着手或是仅看成劳资纠纷问题的话，是找不到出口的。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眼看着“失去的20年”也要走到尽头，我们还看不到出路。
政治家也好，握有实权的官僚也好，都没有意识到摆脱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才是问题根本所在。这不免让人忧心忡忡，或许日本还是无法重新振作？还要再等上一个10年？现在还有人知道葡萄牙曾经是世界的海上霸主吗？听莫扎特音乐的人们会了解当时的维也纳是整个欧洲的中心吗？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即使有过短暂的辉煌，也终会被迅速遗忘吧。
上述这些思考我曾在博客或是杂志上发表刊登过，而这本书则是经过全面整理后作为日本经济论书重新同读者共享。书中的内容，涉及现代经济学常识时，我力求解说的简明扼要。书中不涉及过于艰深的专业性话题，有一些专用术语在每章结束后的“延伸阅读”中有详细解说。这本书若能起到“实用册子”一样的作用，让更多人了解一些经济学的常识，笔者将深感荣幸。 2009年9月
诱惑的圈套，还是模式的宿命？中国恐无法避免日式悲剧
文/最佳实践的书评 （豆瓣网友）
每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清晰的看到产业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得失，正如我们看股票的走势图，许多人总是回想，我当初要是在这里这里买入，持续到今天应该转多少钱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陷入了事后诸葛的境地。
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无法从事后的角度看待，只能努力改变，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悲剧总是周期性的爆发，人类无法避免，这是资本主义的诅咒。
历史只能有一次选择，是无法任由反复实验的，一旦当时选择了某个反向，所产生的一切包括其他可能性都无法改变，每每想到这点，就总是想起“有多少爱可以”这首悲伤的曲子。
《失去的二十年》所描述的种种当时的现象以及反思，不免让人非常恐惧，因为无论是从事件前后的策略和应对措施，还是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的突围，书中的描述犹如预言，有些已经有结果，中国得到的同样的果实；有些正在进行，恐怕也难以获得其他的结果。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上个世纪8、90年前日本所面临过的危机关口，对照《失去的二十年》所描绘的景象，每个本书的读者都会有“如履薄冰”式的恐惧感。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出口是日本的主要经济拉动引擎，经常项目盈余不断扩大，而美国的赤字迅猛上上，世界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全球的过度储蓄都被美国照单全收。似乎日本出色并且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被全球不可限量的需求所吸收。这不正是当今中国的写照。
巧合的是，采取了雁阵模型发展的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中，接收了曾经从美国迁移到日本，再从日本迁移到台湾、东南亚，现在又转向中国的众多工业生产线。中国令人惊讶的劳动力成本和政府主导一切的权力能力，使得再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下，中国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世界工厂。如果中国继承了燕阵模型的分工，那么是否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继承这种分工体系带来的弊端和危机模式？这的确发人深思。
特别如今的中国也面临日本当年同样的困境。次债危机、欧债危机接踵而至，外部需求的急剧减少，让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突然失去用武之地，那么中国政府将面临大量无事可做的流动人口，这恐怕是政策制定者最担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2008年看到了曾经在日本发生过的同样的操作。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还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刺激经济，去弥补GDP缺口。GDP缺口是潜在增长率减去实际增长率，政府一般是无法短期改变潜在增长率的，那么需要依靠实际增长率。实际增长率越高，那么GDP缺口越少，社会能够承受的压力才会越小。而实际增长率，又是名义增长率扣除通货膨胀率CPI。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在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刺激经济的时候，一直试图严格控制通胀，否则就前功尽弃。
当然，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得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危机是一次短期的外部冲击，只是实际增长率受到外部环境的需求变化影响，那么很快经济讲走出困境。如果危机的同时，发现潜在增长率还出现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棘手而又悲伤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年富豪们不断的寻找各种成为其他国籍身份的渠道和突进，多少透露出这个阶层的思考。
当年日本也认为只是一个短期外部冲击，知道美国通过信息产业转型后，日本才发现实际上是潜在增长率也就是经济结构走到了尽头。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的中国。
改革开放的过去三十年，中国基本走的是出口立国的模式。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实际上成为了独轮车，出口远远超过了投资和消费。实际上投资和消费是与潜在增长率最为相关的因素。投资方面，由于政府掌控下的资金流向、非市场化的利率政策、国企的优惠待遇以及行业禁入的产业政策，使得投资的效率和刺激经济活力方面大打折扣，特别对于官僚机构的工作方式来看，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官僚机构并没有考虑引导资金配置到可能产生经济结构转换的行业或者中小企业中，而是以部门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投向了大量的基建工程。我们很难看到有潜在的新产业能在短期的十多年内帮助中国完成经济结构的转换，特别在新产业没有大量资本的扶持下，这个时间周期可能被拉得更长。
另外，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急剧提升的劳动力成本可能让中国的优势不复存在，而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发现市场丢了，技术却没有换来，没有新兴的产业能够拉动经济。而过度膨胀的政府权力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令人并购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特别是高昂的税收使得居民根本无法启动消费，拉动本土产业的发展。消费启动必须依靠两个条件，一个是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但这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高税负限制了消费。而且高税负使得普通人无法结余资本，从而激活个体经济或者中小企业。在没有资本，没有技术的环境下，高税负又没有足够的保障机制，成为中国提升潜在增长率或者经济结构转变的重大困境。
这些事情，在日本都同样的发生或，正如大家都认为80年代是日本的黄金年代，实际上是日本传统产业最后的辉煌实际一样；如果不解决各种制约因素，不免使人作出悲观的预期，中国过去的10年，可能也是中国传统加工贸易和低端制造最后辉煌的10年。而由于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固化，使得整整2、3代日本人感觉是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类比中国当今，出现的上大学不如做打工、做买卖，底层向上流动停止，阶层固化，不由得让人担心中国这里同样上演日本过去的剧本。
特别，当中美贸易出现巨大的顺差时候，美国要求中国扩大内需，金融自由化，人民币升值，导致的结果与日本几乎一模一样：地价疯狂上涨，税收不断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导致流动性泛滥。特别是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后，上调大额定期存款利息，这和中国目前的情况何其相似。
实际上，这增加了日本企业的筹资成本，大量资金将涌向高利息、可融资的不动产和商品（融资铜），只要有不动产或者商品担保，中国的银行几乎布嘉盛和的提供融资，这将继续加速中国泡沫的发展。当年，日本泡沫也是在利率自由化后加速的。我们不难得出一致的结论。
而且CPI中并不包括资产价格，如果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的观点来看，中国未来10年才是泡沫的高速发展时期。目前全球央行都竭力避免紧缩措施，防止出现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么长期温和通胀将成为历史主旋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日本住专等泡沫事件后的反思中提出，解决冲击和不良资产的核心不在于资产注入，而在于严格审查后迅速偿还不良资产。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由于特殊的体制并没有严格的进行之前一系列的危机中不良资产审查，而是快速的注入流动性，这将扩大未来不良资产的规模，甚至最后真正的失控。
种种迹象和中国目前的进展，还很难看出来有别与日本当年的所陷入的困境，或者能看到清晰的道路能够使得中国避免潜在的长期衰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不很乐观。
《失去的二十年》在之后的章节中还分别详细论述的日本为什么没能进行经济转型，产业政策的失败，大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坏作用；日本公司创新的萎缩以及创造性的丧失原因，包括从教育和公司雇佣制度都做了准确的历史回顾和相当深入的分析，目前已经不能说是居安思危了，因为危险已经发生，并不断传导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对于我们来说，虽然不是有能力能够改变国家和政策的庙堂之上人，但作为老百姓，通过日本的历史，来进行资产配置的调整，避免日式悲剧，则是《失去的二十年》最大的价值。
池田信夫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破坏性创新是最具有生产率，而恰巧也是日本企业长期以来缺少的东西。
谈及日本经济的近代发展历程，不能不提及到二战之后到1974年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前期的日本经济辉煌时期，当时的日本工业年平均生产率高达13.6%，GDP总值从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进入了平稳低速的经济发展时代，特别是在1993年之后，日本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此后的20多年，日本走上了经济低迷时代，池田信夫将这20年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有关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众说纷纭，但由于日本这个奇特的社会，其社会怪状并非西方学者可以轻易了解，更多的是猜疑或者幻想。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在她的研究报告《菊与刀》中写道“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日本人的这种双重极端性格决定了日本的复杂社会文化，与之相对的日本经济同样让人难以捉摸，有关于日本经济低迷原因的分析还是让日本人自己说为好。
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媒体人池田信夫最近出版的《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一书是关于日本经济低迷的研究专著，这本书的出版颠覆了许多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看法，对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有独特的见解。
作者首先分析了日本20年的经济低迷现状，他认为，代表日本经济实力的潜在增长率（经济长期发展能力）一直处于低下状态，光靠“扩大内需”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日本进入了贸易赤字时代，由于国内需求投资不旺盛，海外回流的资金重新投回海外，导致经常项目收支的盈余不断锐减；生产力是潜在增长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直也是日本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今也面临着中韩等新兴国家的冲击，进而导致失业率增长；日本沦为了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民众之间的悲观情绪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根据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的思路，关于日本经济低迷原因的分析可以总结为以下4点：
首先是日本财政赤字过于扩大。2007年，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1.7倍，在整个经合国家表现的最差，2011年《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债务将首次超过2倍，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14年，日本政府债务可能达到2.3倍，到时候日本恐怕将步入希腊政府的后尘，但是池田信夫否认了政府破产的观点，他认为，民众对日本政府依然保持着较强的信心。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日本银行承购国债，通过增发货币发行量引发通货膨胀来稀释这些债务，但是反过来又会产生通货膨胀的控制问题，因此说增发货币发行量是不可轻易采取的财政政策。
第二，日元对美元升值，导致通货紧缩，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商品出口更没有竞争优势。克鲁格曼的通货膨胀理论认为，日本经济不景气是因为投资需求过低自然利率为负值，他建议只要将实际利率也降为负值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负利率只能调整短期性的通货紧缩缺口，并不能带来潜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依靠金融政策不能解决长久问题，这是池田信夫一直强调的论点。
第三，劳动生产率低下，没有竞争优势。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不是一直处于制造业的前列吗？丰田生产方式不是新兴国家向往的生产体系标杆吗？可是，20多年来，日本没有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IT行业上要么走失了方向，要么在投资上失误。近些年来，中国、印度、韩国等这些新兴国家在制造产业更具有竞争优势，日本制造业面临着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移，但是这些行业的人力需求并不大，导致更多的员工下岗失业或者转移到流通领域等服务业。
第四，不平等的薪酬体系，难以激发新员工的积极性。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薪酬体系一直是日本企业的特色，如今也面临着挑战：一方面，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可以保障员工的工作稳定性，另一个方面由于不能轻易解聘老员工，企业难以减少冗员和“闲散富裕族”的诞生，人才的流动性极低，这也是日本知识密集型企业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不平等的身份导致同工不同酬，当面临危机时，最先裁员的是非正式员工。生活不稳定，不停地寻找工作，一些新员工找不到希望，并且对上一代失去信心。
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社会现状，他认为以上4点问题在时间上可以解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对于未来的不安，没有希望的日本人看不到未来。
关于日本经济低迷的众多原因中，池田信夫并没有提及到日本的教育。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一书中将日本的教育批判得体无完肤，他认为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是“智商衰退”，日本年轻人无志向且学习能力低下，实际上也影射出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
解决经济增长战略，池田信夫和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是连接发明和产品的中间过程。创新分为常规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其中破坏性创新是最具有生产率的，而恰巧也是日本企业长期以来缺少的东西。
后记：改革推到一半后就怎么也走不下去
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发展成熟的大国了，要想维持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现在人们也未必期待它的高速发展。据多份调查数据显示，人均GDP和“幸福度”没有太大关联。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幸福度指数在世界上的排名为90位左右。较之单纯的财富增长，更多人期待的是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的公平。所以现在这个时期，不能只想着怎么去增加收入，而是应去考虑如何提高生活质量。
经济学从单纯的功利主义出发将幸福(welfare)和财富(wealth)视为等同，所以一直以来经济学的目的都是在追求资源分配的效率问题(也就是实现财富的最大化)。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行动经济学的实验已经证明更多人更看重的是公平而非效率。经济学一直将效率和公平分开讨论，但实际上这两者是一对矛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日本正面临着的社会问题：不平等(身份不平等)。之前日本的年功序列体制之下实行的工资体系是企业同年轻的劳动者之间达成默认的契约：为提高年轻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向他们保证年老之后可以得到不平等(超过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以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在这里，效率和公平实现了统一：劳动者年轻的时候向公司里“存钱”，年老了从公司取钱，终其一生，达到一个平衡。这种公平是以劳动者的一生为单位的。
但是现在市场的变化周期的单位已经变成了几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想继续之前那种跨度长达几十年的契约就相当难了。再加上协约还是默认的，这意味着企业如果中途毁约，劳动者将无处申诉。所以日本的工会只有竭尽全力保障这种默认契约的延续，保障已签约的劳动者不被辞退，哪怕劳动者年事已高，已经成为公司的闲置人员。最后雇主选择了削减新进劳动者的雇用量这种做法，实际上这是将负担转嫁到年轻一代的身上。
劳动问题的特点在于其处理对象不是物化的产品而是人，所以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能套用通常的市场机制。尤其是现代社会，已经告别了奴隶制时代，企业没有劳动力的所有权，所以和劳动者之间不是单纯的人身买卖关系而只能是长期的雇佣关系。但劳动力需求的变动以及技术革新的步伐越来越快，长周期的劳动力市场和短周期的最终产品市场之间这种周期单位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
这种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受到关注。就像摩尔定律揭示的那样，当信息技术的革新使得劳动力的剩余成为必然时，20世纪前半期形成的这种调节机制即工会已经无力处理了。此时进入人们眼帘的是资本市场带来的公司控制权的转移。企业收购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20世纪之初，像通用汽车这些垂直统合型企业也是企业收购的产物。只不过在当时，企业收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扩大企业规模，扩大经营范围，用“看得见的手”实现市场支配的一种手法。
但是80年代以后，出现了LBO这种形式，其目的是缩小企业的规模，将资本集中于核心部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由于这种行为破坏了劳动者和企业之间默认的契约，所以引起了很多批评的声音，认为企业夺走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但是迈克尔·詹森认为，为应对瞬息万变的资本主义，企业有必要打破之前的那种契约进行企业收购和卖出。
可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却恰恰相反，将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默认契约置于优先地位，完全不考虑资本效率的问题。这一方面与交叉持股带来的股东对资本效率监督力过弱这一问题有关，更基本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劳资共同体这一形式运行的。
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种企业系列体制能灵活应对市场变动，是日本竞争优势的源泉。这种企业调整机制在应对资源价格还有需求水准出现变动这种渐变式的变化方面显得游刃有余，但对现在信息产业中国际分工的构造变化以及新兴国家制造的超低价冲击却无能为力。这时能够通过解体或是重组既存的企业，实现新旧企业更新换代的是资本市场机制。可是日本的劳资双方对这种变化都显示出极度的恐惧。
日本的经团连一直以来极力反对海外企业通过股票交换并购日本企业，并将2005年通过的公司法的修改的有效期又延长了2年。他们害怕外资进来是因为日本公司的资本效率(股票也一样)过低。用Google公司一成的股票就可以通过股票交换将整个日立集团买下来。
日本的经营者和工会串通一气在削减公司新进员工一事上达成一致，将非正式员工作为调节缓冲的工具。结果就是现在日本社会的身份不平等固定化的问题：出现了“新士农工商”等级。但是政治家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一个劲儿地关注眼前的问题，以“景气回复”、“缩小差距”之名，实行低效浪费的财政支出。现在重要的不是对差距已经趋向缩小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的问题，而是对资源进行再分配，资源分配问题才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所在。最关键是要把人才从衰退产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才向成长产业的转移，另外还必须重整竞争力低下的企业，调整产业构造以适应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要求。
“二战”后日本的制造业高速发展，竞争优势明显，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承担起财富再分配这一职能的是政治，官僚机构的权力也正是来源于此。但是到了90年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带动日本经济发展的出口产业受到了全球化的威胁，竞争力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延续之前的“政治分配”，就会出现下代人为上代人买单的局面，上一代人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后，拍拍手走人了。现在日本社会上年轻人之间弥漫的闭塞感也正是源于他们对上一代人的不信任。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必须改革这种不公正且低效率的经济构造。实行再分配需要有经济发展做资金保障。所以这里首先需要能够确保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而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如本书所论证的一样)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安。要消除这种不安，唤起整个社会的生机，就必须让人们重拾信心，让他们相信人人享有机会，相信付出努力就会有回报。
这里不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需要的是重新审视“二战”后延续至今的产业结构。要改变这种僵硬的资源分配体系，通过规制改革和制度重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要意识到这种政治主导的产业结构已经过时，撤去种种既得权利，发挥市场的作用，淘汰效率低下的企业。另外现在这种效率低下且欠缺公平的福利政策是无法实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和保障的。唯有负所得税那种透明的制度才能实现持久有效的运营。
“改变官僚主导政治”，这是改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如本书所说，这种国家的形态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深处。这不是改变法律就可以解决的简单问题，可能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而这首先需要日本的领导者认识到这种大规模变化的必要性，可现在日本还没能摸清起跑线在哪儿。
之前黑船来袭以及战败之际，每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总会有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出现，带领着全体国民一起进行彻底的改革。可是现在，不论是90年代的小泽一郎，还是2000年的小泉纯一郎，改革推到一半后就怎么也走不下去，或许经济高速发展期间留下的财富在客观上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但现在经济停滞延续10年之久后，这种缓冲资源也日渐枯竭，或许从今以后社会各界就能达成一致、协力改革了。所以对于现在的日本而言缺少的不是希望，而是逼迫人们穷则思变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