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地、尼赫鲁、安培多伽尔三人身上系统性地认识印度。读《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

在西方人眼里，我们的文明是高深的玄学，恰如演奏钢琴在双耳失聪的人看来，只有指尖的跳动而没有乐声。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最伟大的诗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许多人预计，印度正奋起成为21世纪的强国为背景，本书将以此为背景，对当代印度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第一章关注印度发展迅速而又极不平衡的经济，然后评析印度无处不在的政府和主要的政治运动。接下来，我要考察的是反复无常的印巴关系，以及印度对本国穆斯林的暧昧态度，同时分析它在美、中、印三边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三边关系将左右21世纪的世界格局。最后，本书将探讨印度正在经历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的宗教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极强的适应力，旧貌换新颜，自我包装成现代的形式示人。在本书的末尾，我将分析印度会如何在以后的岁月中持续崛起，以及此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

1947年8月15日，印度在“午夜钟声”中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自由，至今已经历了三代人。1948年1月30日，独立斗争的领导者、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和战略导师甘地，在前往新德里做晚祷的途中被一名印度教右翼狂热分子南度拉姆•高德西（Nathuram Godse）刺杀。然而甘地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印度人的梦想，他成功地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彰显出崇高超凡的人格魅力。他仅凭一己之力就使争取自由的斗争深入到广大目不识丁的民众中，激发了他们的积极参与，这种奇迹般的感召力至今仍引人瞩目。甘地用通俗的大众语言改变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最初，这场斗争不过是一群受过英式教育的衣冠楚楚的律师追求的“没有英国人的英式治理”，而甘地将其转变成了全印度人参与的群众运动。

甘地是政治战略和战术大师，这已广为人知。然而，甘地的反物质主义哲学对印度1947年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却鲜为人知。在许多方面，这种影响历久弥新。社会就像人一样：在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会影响它的性格和决策，即使这些事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其影响依然存在。如果现在甘地转世重生，他必会惊讶于所看到的一切。进入21世纪的印度已经成为一个日益自信、更加物质化和全球化的国家。1991年，印度废除了独立后开始实行的严格的管控制度，即所谓的“许可证制度”（Licence Raj），对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印度经济明显呈上升态势，它在美国和欧洲的软件市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并开始发展出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印度还获得了向超级大国迈进的军事象征：它的精英阶层公开谈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研发洲际导弹的问题，而是何时研发。普通市民，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则迅速融入消费文化和品牌文化中，就像追随一种新的宗教。如果甘地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今天的印度仍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慢性营养不良儿童（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数据），它的人口平均寿命和受教育率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尤为明显。11亿印度人口，大约有7.5亿生活在它68万个村庄中，其中近一半的村庄没有全天候可通行的道路，大部分村庄没有合格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和小学。将近一半的印度妇女是文盲，而很多所谓识字的人其实只能拼写自己的名字。

而印度的精英阶层仍然死守甘地的信条，认为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这样的信条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提出，当时是为了扩大独立运动的影响，吸引更多人加入。然而其他许多人，包括印度第一任总理、甘地的继承者尼赫鲁，其实反对这种见解，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印度正在经历缓慢的城市化，城市的不断扩展似乎势不可挡。但是许多甘地主义者仍然认为，农村应该在印度中占据一个神圣的地位，他们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

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甘地写道：“我确信如果印度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以及世界要通过印度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大家迟早会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将生活在乡村而不是城镇，居住在棚屋而不是宫殿。生活在城镇和宫殿里的人们无法和睦相处，他们的生活将暗无天日，只有暴力和谎言。” 在甘地最重要也是今天引用得最广泛的《印度自治》（Hindu Swaraj）一书中，他写道：“如果村民们能脱离长期笼罩着他们的贫困，远离文盲状态，那么他们将成为有文化、有教养、自由的公民……遵守道德是为了驾驭心智与激情，这样做即能自省。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正如许多作家所言，印度已达到一种完美境界，无需向别人学习。”

在历史作品中，甘地的这种文化自豪感及其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机智有力地还击了殖民主义者所谓“愚昧的印度人”的侮辱，同时也鼓舞了民众的自尊。甘地亦擅长于这样的斗争。他出生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19世纪90年代在伦敦学习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在1913年回到印度之前，甘地在南非已经颇具声望了，他在南非参加了当地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被捕。正是在那里他发起了后来在印度影响深远的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

然而甘地主义不只是独立斗争的战术，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乎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哲学。时至今日，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知识分子的思想。举一个常用不衰的例子，如果不能正确评价甘地对人们经济思想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今印度的纺织业严重残缺，始终不能形成与它自身潜力相匹配的规模。每个学习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纺织业在许多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世纪的英国到21世纪的中国，无一例外。甘地遗留的影响表现在，印度为了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实行关税歧视 （但出口需求主要是合成纤维），还有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惩治成功者而保护失败方。

自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以来，许多政策已经放宽，那些拒绝进一步放宽的政策不是因为甘地主义的影响，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而印度的那些更具活力的竞争者们，尤其是中国，无需与某位现代圣人的思想遗产角力。印度的自由战士萨洛基尼•南度（Sarojini Naidu）曾说：“维持甘地时代的贫困状态让我们代价惨重”，这句话虽然常被引用，但仍值得在此重复，因为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从甘地那里继承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尊重，这是今天的印度要重新发现并做好的事情，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安培多伽尔在印度之外的知名度要远逊于甘地，然而，对数百万的印度人来说，他似乎更为重要。安培多伽尔戴着眼镜的雕像在这块人口密集的次大陆的村庄里随处可见。与甘地不同，安培多伽尔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作为第一个得到认可的贱民领袖（贱民过去称之为“不可接触者”现在叫做“达利特”，意思是“被压迫的”或“被污染的”） ，安培多伽尔给印度最边缘的人群带来了第一线曙光，使他们看到了摆脱自己所处阶层的希望。他将印度的种姓制度视为印度社会最大的罪恶，因为它使数百万的人仅因其出生而受到非人的待遇。他给达利特带来的希望远未成为现实，尼赫鲁在独立讲话中勾勒的图景依然遥不可及。但是对于印度近200万贱民来说这已足够，自1947年始，他们开始真正品尝到了自由和自主的滋味，长期以来，他们经历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习已经惯于顺从和服从，这样的改变显得不可思议。

安培多伽尔是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印度贱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于1916年在伦敦取得律师资格。他是印度1950年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这部宪法保证了不论种姓身份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赋予每个成年人投票选举的权利。这位身着蓝衣的律师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用出色的法律知识调和了印度教高种姓阶层的要求，巧妙回击了那些反对他的甘地主义者。他成功地将宪法中一些强制性的条款，包括禁止杀牛、禁酒以及将乡村置于社会生活的首位等，从“基本权利”部分移植到了没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指导原则中”。

安培多伽尔对乡村的看法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遭受过种姓歧视，理发师拒绝为他理发，路边的咖啡馆也禁止他入内，直到在孟买获得求学的机会后，他的这种羞辱感才有所减轻。印度的许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安培多伽尔对印度乡村的描述——这些语言多少有些不是那么动听——“印度知识分子对村落社会的热爱是一种轻蔑的同情……什么是乡村？地方主义的泥潭、无知的深渊、狭隘的思想和共产主义？”  

甚至时至今日（事实上今天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安培多伽尔的雕像在哪里落成就会在哪里引发一场骚乱。他曾这样描述种姓制度，“歧视日渐消退，转为日益膨胀的怨恨。”公元前300年，麦加斯特尼斯（Megasthenes）作为塞流考斯的外交使节，被派驻到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Pataliputra），他曾这样记录印度的种姓统治：“人们不得与自己种姓之外的人通婚，不得从事非自己种姓的职业和手艺。” 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而现在这样的描述已经不再准确。

安培多伽尔的诸多作品清晰地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民主去分解种姓制度，然而这样的愿望没有实现，至少没有以他所希望的路径实现。在今天的印度，虽然种姓已与它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脱离，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如今，在印度一些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相对落后的北方各邦，低种姓政治盛行，一些黑帮人物和有犯罪背景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倘若这位贱民律师有知，定会颇为震惊。他同样会很失望地看到今天印度的许多低种姓党派不是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而是通过煽动民众以扩大他们各自权力，或通过为他们的领袖、神灵建碑立庙，凡此种种来巩固自身地位，与其他种姓对立。从政治忠诚方面讲，种姓并非如大家所愿地让位于阶级。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印度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

然而，种姓制度规定的各种世袭职业已经逐渐分解。在城市中，甚至在农村，尽管有人仍然从事世袭职业，但这种从事已经不再具有强迫性。比如，许多高种姓的婆罗门开始从事皮革业，对他们而言，这曾是一个避讳的行业；而贱民也可以为其他种姓的人们烹调食物，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觉得这不可思议。尽管在大约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广大农村，种姓间的通婚依然极为罕见，但这种情况日益增多。可以相信，历史终将站在安培多伽尔这边。

时至今日，依然对印度有着广泛影响的或许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以及安培多伽尔一样，他的影响多样而矛盾，但是，在塑造代表印度的现代特征方面，如政府、民主和公民社会等，尼赫鲁的角色远比另外两位重要。从1947至1964年，尼赫鲁一直任印度总理，除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她曾任印度总理达14年）以外，没有一位印度领导人在最高权力位置上停留如此长时间。今天，印度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尼赫鲁时期。尽管尼赫鲁是现代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却统率着近代印度的封建皇族尼赫鲁-甘地王朝。 事实上，他的父亲莫提拉尔•尼赫鲁才是这个家族的创始者，此人曾任国大党主席，并且是1885年成立的国大党的元老之一。

甘地遇刺后，尼赫鲁成为印度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仍半开玩笑地自称为“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他曾就读于英国最纯净的贵族子弟学府哈罗公学（Harrow），后考入剑桥大学，并最终在伦敦取得律师执照，尼赫鲁和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英式律师，在甘地使国大党染上甘地主义色彩前，他们支配着该党。离开剑桥去巴黎度假时，尼赫鲁在信中向他父亲描述了一出在法国看到的莎士比亚戏剧：“我想这些演员并不清楚这是一出舞剧，还是一部悲剧！” 虽然他认同甘地穿土布衣服的哲学，也表现得像一个印度人，但尼赫鲁的行为举止从未失去爱德华时代绅士的风范。即使在被英国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时，他吃的仍常常是脆玉米片、煎蛋、牛肉和土豆，而甘地只是喝点酸橙汁和羊奶。

另外，尼赫鲁的恋英情结远远超出了个人品味之外。1947年成为印度总理时，他决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务员职位，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人。而在那个时代，亲英国皇室的人在新独立的殖民地都会被驱逐、送到劳动营、到处流放，或者至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尼赫鲁却邀请他们一起喝茶，阅读他们写的简报。他甚至说服了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在印度留任一年。 

尼赫鲁的英式作风遗留的影响，在21世纪初的印度随处可见，也体现在几乎没有改变的区税收长（district collector）体系上，这种体系使得印度的邦以下的行政区域内执法与司法未能实现彼此独立。这既是优势也是缺陷。优势在于印度的行政局（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 IAS）能像胶水一样将文化和民族如此多样的一个国家牢牢粘连。作为缺陷是因为行政局的官员都属于无法解雇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民主。而各邦领导大多是由选举产生，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与行政管理局间这种动荡、离奇的关系将是本书一个重复的主题。

一直以来，信奉政府应该无所不在的思想也是尼赫鲁的爱德华式印迹的体现。尼赫鲁曾深受一些英国上层阶级左翼人物的影响，对费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费边论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由国家中柏拉图式的专家政治论精英阶级领导，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印度应该庆幸的是，尼赫鲁受费边主义的影响远甚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尼赫鲁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应该领导国家的工业化，消费无足轻重，还有可惜无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这二者都是工业化的代价。但是直到1991年开始废除声名狼藉的“许可证制度”时，这种模式都未能实现。

尼赫鲁对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深恶痛绝，他的这种观点至今仍有许多响应者，当然在1991年以后声势已经逐渐减弱。尽管尼赫鲁对种姓制度的厌恶真挚诚恳，但他仍以潘迪特•尼赫鲁（一种暗示他出身的敬称）著称。作为一个婆罗门出身的人，尼赫鲁性格的复杂性可以从现代许多高种姓印度人对他的态度上略见一斑。尼赫鲁曾以贬损的口吻写“商人文明”，并且说社会主义将引导人们走出“营利社会”（商人是小零售商和放款人，他们在种姓体系中的地位要远低于婆罗门）。当代印度对于金钱与金钱膜拜极为矛盾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尼赫鲁。

然而尼赫鲁最为重要并且至今仍完整无损的遗产，是他的世俗主义以及他对地方自治主义的强烈鄙视。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且对宗教及其礼拜仪式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厌恶。同样，这种倾向在当时的许多上层英国人士中非常普遍，然而他的这种对精神性和神学的不信任，在遭遇他的前辈与导师甘地时，情形就不免有些尴尬了。

尼赫鲁写道：“宗教在印度已经无法摆脱，它不仅残害我们的身体，而且抑制甚至扼杀了我们头脑中的许多创意。”在很大程度上，尼赫鲁容忍了甚至是敬佩甘地使用普通民众的语言的能力。但是当圣雄说要按照神的旨意做时，尼赫鲁会突然说：“他（甘地）总是提到神——神让他做这做那，神甚至暗示他举行斋戒的日期——这真让人感到愤怒。” 

令几乎所有印度人，包括尼赫鲁感到绝望的是，1947年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二，印度的穆斯林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暴乱接踵而至，造成近100万民众丧生，同时还触发了新划定的边界线上1 200万民众的迁徙。尼赫鲁曾坚决主张穆斯林在稳定、独立的印度拥有平等的权利，这项主张使他备受右翼印度教复兴者的仇视。与甘地不同，尼赫鲁是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逝去的。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贯的主张却多次遭受印度教复兴者的攻击，有时他们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组织——印度人民党（India People’s Party）——最终上台，并带领印度步入21世纪，它曾经发起选出印度著名民族人物的活动，甘地和安培多迦尔位列其中，而尼赫鲁在他死后40多年后仍然是印度教右翼人士最憎恨的人物。这种感情完全是相互的，尼赫鲁就曾写到：“据说，印度有近520万苦行僧和乞丐。其中当然有些人是诚实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 此后，印度的人口翻了三倍，现在印度究竟有多少苦行僧也不得而知。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题目《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神奇崛起》，其灵感来源于尼赫鲁。他曾说印度最大的优势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并没有专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印度的优势在于尚未稳固的民主，它在印度存活了下来，并且牢牢扎根于印度文化之中，人们对它有着复杂的期望。这种期望也存在于印度多元化的传统中，由于它的多元化，几百年来，这个国家在处理社会冲突时不会自动转向暴力。由于宗教原因，印度被一分为二，随后的各种暴动造成许多流血死亡，但是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比印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残忍。印度的优势还在于它的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实力，它们最终将推动这个国家以与它的规模相符的角色登上世界舞台。

然而，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述，印度的崛起是神奇、或者说不同寻常的。它正在崛起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印度社会却仍然笃信宗教，崇尚精神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充满迷信色彩，按照许多国家的标准判断，这的确与众不同。同样，在众多大国中，印度尚未拥有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或大量有文化的选民，就已完全实行民主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独一无二。

印度经济未经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却发展迅速，这是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印度的大量劳动力仍然生活在农村。印度经济引擎的主要动力在于有较强竞争性的服务行业，而非来源于众多工厂、制造业或者劳动力密集行业。这种情况正逐渐得到纠正，印度的服务行业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使它与一些拥有更发达、成熟的经济体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有了更多相同点。

印度崛起的独具一格还在于它不稳定的、有时甚至是粗糙的政治体系。印度的某些联合政府由24个政党组成，这在民主政治体中绝无仅有。可以预见，分散且不连贯的政府将是印度的一大特色。于是，由此产生的腐败和行政上的犬儒主义将减缓印度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在情形极其类似意大利，那里流传着一则笑话：“经济在晚上增长，而那时政府正在睡觉。”不过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

最后，印度崛起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些国家明确期望它崛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推波助澜。面对日益提升和壮大的军事力量，世界上许多国家心存忧虑，无论这种担心是否必要，并且它们认为，在国土面积以及思维模式上，只有印度能与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中国旗鼓相当，可以牵制这个庞大且不断发展的邻国。对于这种既定的角色，印度时常感到恼怒。然而无论它喜欢与否（或只是表面不喜欢），印度的确享受了这种关注，它作为中国的潜在的平衡力量，是西方以及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地缘政治棋盘上，印度最为重要的一个棋子或许就是其不断增长的核力量。

在印度，事情往往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这常常是你在印度生活最快乐也是最感到挫败的原因所在。我曾请求采访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A.P.J. Abdul Kalam），向他了解连接印度各大河流的巨型工程。这个项目的反对者们（在我写作该书时反对活动仍然在继续）将它称为“法老的幻想”，支持者则说它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困扰印度的旱涝灾害。

作为总统，卡拉姆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威斯敏斯特式的印度议会体系中。他是这个项目的支持者，我非常渴望听到他的见解，然而他的秘书在电话里告诉我：“采访总统阁下是绝对不可能的，印度的总统不接受采访，”在我感到万分沮丧并想挂断电话时，他接着说道：“但是总统非常乐意邀请您喝茶闲聊。”

卡拉姆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印度被誉为“核导弹之父”，因为他多年来一直主持印度的导弹发展项目。1998年，印度首次公开试验核弹头时，他还是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的负责人。 在一些人（但不是多数）的忐忑不安中，西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沙漠地下进行的核试爆取得了成功，卡拉姆兴奋地写道：“我听到土地在我们脚下轰鸣，然后沙尘猛烈地升腾到我们上空。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在印度，人们纷纷在街上载歌载舞，分发糖果欢庆这三次试爆的成功，而华盛顿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则深感不安。不久，巴基斯坦紧随其后，那里的人们以更盛大的场面庆祝。此后，尽管印巴双方努力使双边关系“正常化”，也试图解决双方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问题，但印度次大陆仍然常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核闪点”——克林顿总统最先使用了这种说法。直到2001年布什政府开始执政后，美国才开始修改并最终改变了对印度核地位的评价。

尽管这个地区仍存在误解或意外的风险，但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核战争的爆发依然难以想象。这并非是因为巴基斯坦，它由军人统治并且将其核武器视为真正的军事工具；而是因为印度，它仅将其核威慑力看做一种观念意义上的标志，使自己的大国地位得到认可。“噢，我们不谈论核武器，”他说，这位七十多岁的总统梳着他标志性的拖把头，“想要点饼干吗？”总统毫无新意地谈论着那些河流，我很快就感到谈话的无聊，可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无关紧要。然而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如果不尽快把谈话转向一些稍微敏感的话题，就是玩忽职守了。但我的努力并不成功。

我第二次见到总统是在印度每年一次的国庆游行上，当时距他较远。1930年1月26日，甘地、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其他重要人物第一次公开展示了印度的三色国旗，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发起挑衅。75年后，我看到阿卜杜尔•卡拉姆坐在总统席位上，和来访的许多高级官员一起检阅游行。在连接总统府和印度门的那条宽阔长道上，呈现出一幅壮丽宏大的景象：坦克、飞机、各种大炮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威严地行进，同时，坦诺伊扩音系统中传出一个柔软的声音——这种声音或许用在选美游行中更恰当——“这是阿格尼Ⅱ系列可携带核弹头导弹，射程达1 500公里。”我无法看到总统的表情，但我想一定是快乐的。

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并将之发展为这个新兴国家的标志。此后，印度的民族主义发展迅速。甘地当然不会乐意看到印度拥有核武器，也不愿看到它的导弹以古老的印度教神灵命名，比如，阿格尼就是吠陀神中的火神。但尽管如此，今天的印度依然保留了甘地、安培多迦尔和尼赫鲁时期的一些印记。

尽管本书并不想轻率地预言未来，有一两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印度许多人将继续为他们的核地位感到骄傲，因为这证明了他们完全有能力在没有多少外界帮助和鼓励下完成科技的壮举。相反，巴基斯坦的大多数核技术直接来自比邻的某个国家。这种核地位也使印度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员，虽然这也许是一种错位的虚荣，但至少是一种威慑。与周边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印度已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并不试图寻求或是侵占新的领土。正如外交家所说的，印度是一个“现实的强国”。

进一步说，未来印度崛起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体，会更有利于全球局势的稳定，而非增加动荡。我承认，这似乎有些预言的味道，通常情况下只有安德烈、圣母米拉及其他人才会那样说。印度依然存在诸多弱点和缺陷，本书将关注其中的重点，然而领土的扩张几乎可以从这张清单上剔除。正如上文所述，精神扩张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对印度唯一可能的理解是，它是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国家。 

——印度著名作家、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 

我曾有一个机会，可以骑着白马游历新德里的大街小巷。现在想来很遗憾，因为我当时拒绝了。我和家人选择了白色的大使牌车队到达自己的婚礼现场。婚礼的过程让我身心交瘁。普莉娅早就想到婚礼将成一团乱麻，她的父母直到婚礼前几天才开始不慌不忙地准备，她也不相信会有印度教祭司肯为一名印度人和一名外国人主持婚礼。我的亲朋好友对这一切茫然不知所措，而我尽管上下穿了一身印式无袖正装，但对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婚礼中该做什么却一无所知，也没有人告诉我。更糟糕的是，几个小时前去美容院接普莉娅的车一直未到，新娘已经被遗忘了。世界末日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然而，这是在印度而不是英国，因此虽然一切似乎杂乱无章，婚礼最后还是圆满收场。直到90分钟的婚礼结束后，我才明白在这表面的混乱无序中，仍然自有某种规律。印度教祭司终于出现了，荷花花瓣被摆放在恰当的位置，泼在圣火上的酥油已准备好，即将把我们系在一起的圣绳也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俩盘腿坐在布满鲜花的屋子里，宛如缤纷的万花筒中两个静止的小点。另外一些静止的点是我的亲戚们，他们穿着朴素的英国教徒婚宴服装，不知是否该站起来唱歌，一脸茫然。后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太拘谨，于是他们的窘迫不安才逐渐被谈笑取代。20世纪60年代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曾说，印度是“功能性无政府主义”（functioning anarchy），这场婚礼的过程恰能作为这个评价的最好注解，尽管最初种种迹象似乎都不妙，但事情最终还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而普莉娅刚开始也曾怀疑她父母能否安排好一切，现在也对自己当初的疑虑感到有些愧疚了。

在印度，每当事情几近崩溃的边缘时，我就会想起自己婚礼的经历和加尔布雷斯对印度的贴切描述。有时我也会想起别人告诉我的蜂群的行为规律，如果你站在蜂群中央，只会感觉到每只蜜蜂乱哄哄地往各个方向乱撞，一切混乱无序，但如果站在蜂群后面，将之视为一个整体，你会发现它在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在过去的30年中，印度经历过19个月的独裁统治，曾有两位来自尼赫鲁-甘地家族的领导人遇刺，历经发生在旁遮普邦、克什米尔邦、阿萨姆邦和其他地方的数次分离主义运动，它的经济从闭关自守转向改革开放，它经历了从世俗政府到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再回归世俗政府的轮回，它从一党专政走向24个政党联合执政，从反对核武器到制造核武器，从与巴基斯坦在边境线上不宣而战到进入漫长的印巴和平进程，它也从濒临破产的边缘到经济的欣欣向荣。用任何一种常规的标准评价，印度都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国家。

以上都是过去30年中印度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是当你深入到一些统计数字中，又将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印象。尼南（T. N. Ninan）是印度倍受尊敬的编辑之一，他曾将印度称为“百分之一的国家” 。无论选择经济还是社会作为衡量标准，印度几乎都以1%左右的速度在前进。例如，1991年，印度的贫困人口占人口总数的35%，2000年下降为26%，贫困率以每年大约1%的速度下降。 而且未来极有可能以此速度继续下降。印度人的识字率1991年为52%，2001年为65%。人均寿命由1991年的58岁上升至2001年的65岁。在各种国际评估中，印度也大致呈现出这样的情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统计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印度的成绩从1970年的0.254上升为2005年的0.602，相当于每年1%的增长速度。

如果按照普通印度人的生活状况，而非印度发生的重大事件来判断，这个国家正在稳步前进。印度的许多朋友希望它能以更快的速度前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1%的速率已经是好成绩，但是对于一个仍有3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的国家，这种速度未免过于缓慢。然而，不幸的是，印度分散的政治文化使其政府很难采取坚决行动，毅然转变为2%的速度，达到邻近的中国的水平。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要使印度停止稳步前进或倒退，除非有一场大规模的灾难或战争。

从国家角度看，在稳定与效率之间，印度更看重稳定。在许多方面，中国则与此恰恰相反。迈隆•维纳曾说，印度之所以前进缓慢，是因为其多样性。这同样也意味着它的相对稳定。在这个国家，即使某个地方出现问题，也并不一定会波及到其他地区。在一个比较同一的社会，情况便大相径庭，例如中国，那里的领导层对社会动荡往往会表现出恐慌的反应。但在印度，每一两周在全国各地都有静坐抗议，有时警察会用警棍对付他们，但几乎不会枪弹相向。“印度像一辆有12个轮子的卡车，”维纳写道，“即使有一两个轮子被刺破，也不会翻到沟渠里。” 如果将这个比喻拓展开来，则意味着中国的轮子较少，因此前进得更为迅速，但是远在中国之外的人们则担心，如果一个轮子失灵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什么让印度保持稳定？独立后，许多外国观察家曾预测，印度作为一个统一体不会维系太久，由于其社会、语言、宗教和民族等方面存在极其深刻的差异性，印度将不可避免地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早期曾有一本权威著作，名为《印度：最危险的年代》（India: The Most Dangerous Decades），书中论述了印度面临的许多分裂威胁，被广泛引用。 但是印度至今并未分裂，也没有这种倾向。另一个广为人知的预测，是印度将不会长期维持民主政治。理由在于，民主无法与赤贫和高文盲率兼容。同样，这个观点也被事实推翻了。印度至今仍是一个完整无缺的国家，这两个预测最终都未成现实应该有诸多理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印度是一个民主政治体，而它能维持民主政治的原因又在于它的多样性。印度的多元化非但没有危及民主政治，反而使民主成为必需。

另一个与此相关但居心叵测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比印度发展得快是得益于其威权统治。西方及亚洲的许多评论家均持此观点。和许多人一样，对这样简单的原因归纳我不敢苟同，同时我认为这样的辩论有误导倾向。在英迪拉•甘地时期，印度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独裁统治，结果对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严重损害。 在英迪拉•甘地领导下国大党的独裁主义倾向，加重了印度政治中的地方主义势力，同时激起了边境线上分离主义分子的叛乱，使国家的统一面临严峻挑战。而印度至今仍保持为一个统一体，归因于甘地恢复了民主联邦制，这为有分权倾向的地方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出口。尽管印度叛乱频繁，但只有克什米尔争端对其国家完整构成严重威胁，而且这还部分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扰。

对于那些认为印度由于缺乏威权统治而未能发展起来的人而言，最好的例证是巴基斯坦。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印度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6%，而巴基斯坦仅为3.5%，印度始终胜过巴基斯坦。在这二十年中，巴基斯坦也曾施行民主政治，但即使在自由选举时期，其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依然非常有限。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巴基斯坦，言论自由仅止于发表言论之前。” 由于民族和文化的相似性，对于印度而言，巴基斯坦比中国更具有参照性。阿马蒂亚•森说：“能与印度进行最近距离比较的、没有坚持施行民主的国家应该为巴基斯坦，它不会使那些认为印度错过了威权统治的人对此心存幻想。”

印度与中国间的比较也不应一概而论。尽管在很多经济和社会指标方面，中国优于印度，但这与它们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恐怕并无多大关联。印度的喀拉拉邦和其他各邦一样施行民主政治，它的人均寿命是74岁，受教育率超过90%，而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0岁，受教育率为90%。“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推行的政策不能被一个更为民主的社会采纳，”森说。 在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印度对于我们如何界定“发展”提出了挑战。发展常被局限于经济的繁荣而无关其他，但它是否也应该包括人们的自由表达和自主决定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民主本身就应该作为发展的一个目标。在这方面，印度胜于中国。但显而易见，印度需要找到更合适的方式，使它的民主政治能保证人民平等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印度政府想要实现更好治理的途径之一，就是将其人民视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而不是将他们划分为几个等级。从这个层面来看，印度的民主亦不彻底。正如印度政治家阿伦•舒里所指出的那样：“政府治理不同于打高尔夫球，我们拥有民主政治，这不应该成为一种障碍。” 

要理解印度的决策机制为什么比中国低效，就要了解印度根深蒂固的多元文化。尽管中国文化也具有多元性，但中国使用同种文字，只有一种官方语言，宗教流派也很少。而印度有18种官方语言，多种文字，宗教流派众多，种姓等级森严。印度社会高度分散的特性使统一行动很难实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制，印度政府将很难实行任何果断行动。像挪威这样同质性很强的国家，可以在谨慎的民主体制下同时拥有相对高效和有决断力的政府系统；而在非洲和其他一些部落林立的国家，即便实行独裁统治也很难达成社会共识。 印度政府的效率因民族分歧而受阻。各民族间很难建立互信，于是整个社会很难采取统一行动。学者们将此称为“囚徒困境”。我更欣赏另一种比喻：印度人就像是沙滩上的一桶螃蟹，每当有一只螃蟹试图爬出桶时，其余的螃蟹就会把它拽回去。

许多人对于用“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来描述印度政治存有争议，因为他们认为印度的种姓阶层或宗教群体间并不存在种族区别。“种姓”（caste）这个词在古典梵语中是“瓦尔纳”（varna），意思是“颜色”，这大概暗示着种姓制度的历史起源。种姓制度的主要起源之一，是印度的土著部落通过形成定居社区，逐渐并入印度主流社会，在这个种姓体系中，新并入的部落总是被安置在体系的最底层。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传教士，争相将印度的部落群体并入各自派别的主流社会中，它们之间的争斗延续至今。

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自身的定位。在许多方面，印度的种姓阶层更像是部落群体或血缘集团，而非经济阶级。如果仅知道印度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你几乎无法预测他们的投票意向（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政治将如此多的精力聚焦于琐碎的社会地位纠纷，而不是集中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因（“重要的是政治，傻瓜”）。这也是为什么在印度建立一个可以忽略公民身份背景的政府如此艰难的背景。在印度，主导个人与政府间关系的，是你是谁以及你认识谁。一些人认为，这种现象随着印度中产阶级的扩大将逐渐消失。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考察的，印度的中产阶级大多受雇于走向国际竞争的企业，这些企业日益倾向于基于个人能力而非血缘关系来录用员工。按照国际标准，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大约在2亿至3亿之间。 而印度的穷人想要跻身此行列，依然极其艰难。

1991年的改革曾使印度获益匪浅。如果改革继续，更多的经济自由能带来更高的增长率和更大的效益。但印度自由经济的倡导者们不能简单地希望政府采取放任主义，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如果没有一个更优秀和更公正的政府 ，印度的经济将遭受重创。印度的经济要繁荣兴旺，必须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高素质和健康的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以及法律和秩序的保障。而单凭私营部门则很难做到这些。和许多地方一样，印度社会面临的分歧，在于有些人认为政府应该支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有些人认为政府除了保障国防以及法律秩序外均须放手。正如我们所考察过的那样，建立一个负责且现代的印度政府，关乎所有印度人——无论是穷是富，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利益。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印度在未来一段时期面临的四大挑战。第一，帮助3亿人脱贫，并为其他人的生活提供更好的保障。第二，应对环境迅速恶化带来的危险。环境的恶化，在个人层面意味着空气和水的污染，在世界层面则意味着加重全球气候的变化。第三，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如果不将其控制住，印度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最后，维护和加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印度人民的智慧一样，这是印度最宝贵的财富。然后，我们还将探讨印度在未来几十年崛起的巨大潜力。但是为了更彻底地挖掘其潜力，印度必须果断地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克服这些问题需要一个高效、具有前瞻性的政府。就目前情形而言，这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1900年世界人口为16亿。到2050年，仅印度一个国家就可以突破这个数字，并且它将在2032年左右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对印度人口峰值的预测在13至19亿之间， 预测的误差幅度达6亿。印度越迅速消除贫困，其人口就越可能趋向10亿而不是20亿左右。印度能否尽快消除大面积贫困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为其农民建立一个更良好的经济环境，以及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0世纪70、80年代，印度的农业产量曾有大幅度提高。然而在过去15年中，其谷物产量的增长逐渐停止。对于印度而言，尽管创造另一代“神奇”大米或小麦来实现第二场绿色革命显得不那么必要了，当然新的种子技术依然会大有帮助。 目前印度平均每公顷的粮食产量大约是中国的一半。 为了赶上它的邻居，政府必须施行一系列已推延很久的改革。

但是说易做难。首先应该建立一个土地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使农田整合，形成足够的面积，以进行机械化耕作。仅拥有一两公顷田地的农户（印度90%农户都只拥有这样大面积的农田）无法承担使用拖拉机耕作和滴灌技术的成本。对于销路有保证的作物，农民们可以组成合作农场。但是印度大多数邦都强迫农民把产品卖给政府指定的中间商，这些人低买高卖，狠赚差价。印度的农民应该有自行决定买主的权利，无论其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放开对印度零售业的限制，可以使投资转向冷藏设备和新的农业综合行业，带来更快的转变。

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繁荣，政府应该做的远不止废除农产品价格控制，它应该扮演一个更直接的角色。印度农村面临的最显而易见的障碍，是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包括硬件和软件。因此需要修建更多全天候通行的道路，将村庄与城镇连接起来；印度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系统也亟待改革，以保证教师不再旷工、尽职尽责。同样需要改革的是乡村医疗中心，它们的医疗器械常常被废弃不用。在印度，只有不到一半的婴儿是由受过训练的接生员或医生接生的，这一比例在中国是97%。 这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政府的效率问题。

为了鼓励农民种植其他农作物，新德里必须反思其落后的农产品补贴体制。随着印度日益富裕，人们消费的蔬菜和蛋白质的比例将增加，而消费基本谷物的比例减少。但是印度几乎所有的农业补贴都分配给种植小麦和大米的农民。促进公共激励机制多样化，鼓励园艺、蔬菜、水产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将带来更大的出口潜力，极大地增加贫困农村的收入。同时，种植小麦和大米将消耗大量水，这给印度本不充裕的水资源造成沉重负担。此外，农作物的多样化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每公顷蔬菜种植雇佣的劳动力相当于大米和小麦的15倍。

政府应该向所有农村稳定供电，提供干净的用水。仅将这些资源免费提供给部分阶层的人（大多是富裕农民），会让其他人将无法经济地享用。人们对需要花钱才能使用的东西自然会注意节约，也会刺激农民们去收集雨水。印度70%以上的雨水都白白流入了海里。 同样，在城市里向穷人收取水费，可以保证他们喝到水。而如果向他们免费供水，则意味着他们只能得到不洁净的水甚至得不到水。事实上，穷人向私营水商支付的水费，完全足够让政府向他们供水。

印度消除贫困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创造更多非农业就业机会。印度的劳动力市场每年新增约1 000万人，而每年新增的岗位仅有500万个。改革农业可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仍是杯水车薪。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印度未经改革的农业部门（正如目前的情况）的就业增长弹性几乎为零，甚至是负增长。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印度的服务业可以吸收部分剩余劳动力，如果印度采取措施振兴旅游业，效果会更显著。与印度其他日新月异的行业相比，其旅游业的发展缓慢出人意料。2005年，来印度的境外游客仅为250万，少于迪拜和新加坡的游客数。印度糟糕的交通运输和卫生条件令许多国外游客望而却步。当你不得不穿过垃圾场，避开乞丐和流浪狗才能进入泰姬陵时，游览也就远没有想象中浪漫和引人入胜了。发展旅游业并不意味着需要将印度文化“迪斯尼化”，有些人的担心也正在此。强劲的旅游业能在交通、旅店、餐饮和其他部门为穷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它决不会有辱印度文化的尊严，相反，政府收入的增加反而可以保护印度一些岌岌可危的古迹。

然而，对于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言，创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作用无可替代。而且，与更早实行工业化的国家相比，印度的技术和资本完全可以确保它在不受污染困扰的条件下实现这一方案。发展制造业也不见得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道路通畅，冷藏设备齐备，食品加工和纺织业完全可以在各邦的小城镇落地开花。我们曾简单考察过印度在成衣生产和时装行业中的优势，印度企业家在汽车零部件生产和制药行业创造的价值和潜力也有目共睹。但是这些高新部门仅雇用大学毕业生，对于其余劳动力，政府必须对其提供更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才能使其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政府还必须消除投资壁垒，吸引国内国外的大量资金。印度的经理们常需要花费15%的工作时间与政府巡查员打交道 ，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尽管新德里已经简化了税制，但印度仍是世界上赋税体系最复杂的国家。 印度企业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填写复杂的税单，和腐败的海关官员打交道。印度一些地区对从一个邦运往另一个邦的货物征税，上交的税费常比货物成本还高。腐败是这个税种得以保留的唯一解释。

发展制造业意味着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港口、道路、铁路和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项目本身能极大地提高就业率。印度政府长期受财政赤字的困扰。为了改进基础设施，它需要充分吸收国内外的私人资本。新德里承诺至2009年将全面开放银行业。一些金融巨头，如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等，已经从印度新兴的中产阶级那里获得了可观的业务。这些外资银行和日益增多的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印度本土银行逐渐介入经营不善的农村银行网络，会显著增强印度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从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印度只有不到10%的人参与人寿保险。投保的人越多，意味着有越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投资。印度其实可以放心大胆地进一步开放其金融市场。

最后，正如我们在第一、二章中所讨论的，印度必须改革劳工法。这并非像有些人所言会违背穷人的利益。如果不能解雇某些人，企业首先就不太容易雇用他。印度仅有1 000万名工会成员，其中比较活跃的有137万。 但是工会以对穷人不利的名义，否决了对劳工法的改革，而这项法令致使印度4.7亿多劳动力中的绝大部分被公共部门拒之门外。印度应该认识到，在改革劳工法这个问题上，工会和商业行会一样，是为自身利益代言，而非为穷人考虑。

印度面临的第二个巨大挑战，是遏制大规模的环境恶化。当然，西方国家应该为世界环境恶化负主要责任，因此，当西方国家让印度人保护森林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时，他们往往表现得烦躁愤怒，也情有可原。印度拥有17%的世界人口，但二氧化碳排放量仅占全球排放量的4%。 显然，按人均计算，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了更多的污染，并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许多更富裕的国家正采取步骤，提高能源利用率，引进清洁能源。

对于防止全球变暖，印度应该担负起越来越多的责任。没有印度和中国的参与，任何遏制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都将无法实施（当然还需要美国这个世界的污染大户来带头）。为了促使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走上更为清洁的发展道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应该加大对它们的财政支持。就印度本身而言，则必须认识到正如大多数科学家预言的那样，印度自己也会深受气候变化之害，从而抛开对西方所谓“双重标准”的怨恨。印度不能为了泄愤，反而害了自己。

印度现在已经面临许多影响基本生活条件的环境问题。在印度，仅有不到2%的人拥有私家车（在美国这一比例是60% ），但是街道已经拥堵不堪。2004年，印度第一次在一年内售出了100余万辆私家车，这个数字将急剧增加。与2006年的4 000万辆汽车相比，到2030年，印度汽车总数将达2亿辆。 即使不考虑城市空气质量和更琐碎的停车位问题，道路规划项目是否能赶上汽车增长速度也是一大难题。可以想象，拥有比现在多5倍汽车（数量还在增加）的印度，将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画面。

在电信业（印度移动通信业发展迅速，但固定电话方面业绩平平）这样的领域，印度通过开发新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样，如果现在就对其城市交通系统进行规划，使之更加清洁、高效，它的交通运输业也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像德里地铁这样的项目就代表着这种方向。此外，印度也应该升级其6.3万公里的铁路网，这是世界第二大铁路网络，与公路相比，它能以更环保的方式运送货物和旅客，也更经济。但是现在，印度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补贴客运，印度铁路对货运提高收费，高额的运费迫使货物运输转到公路，致使公路堵塞问题严重。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电力部门，印度的国有电力部门征收高价电费，使得小企业的生存举步维艰，它们不得不购买污染严重的柴油发电机。

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空气和水质量的严重下降。据统计，印度每八名夭折的儿童中，就有一名死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由于水污染而死亡。印度的一些环保激进分子认为应该回归过去，但这并非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印度农村，由于缺乏电和煤气，人们普遍用牛粪和木柴作为燃料，然而受乡村的气候和地形限制，他们无法在户外生火，于是不得不改在在屋内，经年累月，他们的肺会受到严重损伤，因此，农村有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死于呼吸道疾病。在印度的农村家庭中，大约只有一半能用上电。同样，由于缺少现代卫生条件，许多水介传染疾病由此滋生。另外，即使与现代社会隔绝、回归田园式的过去在理论上可行，对于印度而言也为时过晚，因为它的人口太多。

印度用电收费的教训也同样适用于农民灌溉问题。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那样，只有富裕的农民才能买水泵抽水灌溉，这加剧了地下水位下降，土壤盐碱化日益严重。对森林的乱砍滥伐也是导致土壤浸蚀的原因之一。1900年，印度的森林覆盖率为国土面积的1/3，而现在只有1/6。 为了鼓励对水、土壤、森林和空气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们必须为所消耗的资源支付金钱。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应该罚以重金或关闭，但目前实行得并不好。那些纵容非法砍伐和偷猎的腐败的林业官员应该被解职，这同样也未做到。水和电的收费机制也应该简单公平，许多印度人仍然认为水电应该免费，或只是象征性的收费，但是，这些成本总是需要某些人在某些地方代他们支付。

最后，为了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印度应该制订一个统一的能源战略。由于政党联合执政的需要，印度的能源管理被分散到不同部门，诸如煤炭、钢铁、电力、石油、水电和核能等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各自的规划，各部门间缺乏关联。因此，印度需要一个统一的能源部门。

目前，印度70%的石油依靠进口，到2020年，除非国内发现新的油田，否则进口石油将占90%。 印度的政治体系使修建新的水电站几乎不可能。印度煤田的煤灰含量很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民用核电站建设成本极高。但是，它仍有其他的能源来源。印度应该积极推进其颇具争议的天然气管道建设，该管道经巴基斯坦延伸至伊朗。同时应该努力开发其他可能的管道，如从中亚经阿富汗以及从缅甸经孟加拉国的管道，因为天然气是一种相对清洁的能源。同时也应该寻找能源的其他来源。南非的经验表明，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气化”污染较大的煤炭资源，而印度讨论这个可能性已经至少过去15年了。正如前文所述，印度还可以通过升级全国铁路网和建设新一代大众运输系统来降低对石油的需求。如果重复西方的错误，印度的前景将不堪设想，而且是自我毁灭的。印度总认为世界应该向它学习很多东西，或许它最应该向世界传达的，是使人民脱离贫困，并不一定要以破坏自然环境和遭踏下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

印度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印度许多颇有影响力的人认为，艾滋病的威胁被西方过分夸大了，他们应该集中精力解决诸如肺结核和营养不良等更长期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艾滋病的防治不应该以牺牲公民的基础医疗经费为代价，二者不可替代。但是，除非印度成功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否则其医疗体系将不堪重负。2005年，印度感染艾滋病的人口不到1%，这是事实，但已经意味着有510万人感染，使印度成为世界第二大艾滋病感染国，仅次于南非，其感染人数是530万。 而未来的形势更难预料，因为艾滋病最可怕的特征之一是蔓延迅速。1990年，南非感染艾滋病的人口不到1%，但是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激增至25%。这种疾病已经对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造成重创。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预测，如果印度不竭尽全力遏制艾滋病的蔓延，2010年其感染人数将达2 500万，而2013年将增至4 000万（这一数据几乎与2006年全世界的感染人数相当）。 此外，大多独立专家认为，印度的官方统计低估了实际感染规模。印度有些邦，如比哈尔邦，就根本没有提供数据。有数百万的比哈尔男人在德里和孟买这样的城市打工，每年回家一两次与妻子团聚，因此很难相信这个邦没有艾滋病的感染者。

在遏制艾滋病蔓延方面，印度如果想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做得更好，就必须克服一个根本问题，即必须认识到这种威胁是空前的。2005年，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的总干事理查德•费切姆（Richard Feachem）曾推测，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尽管新德里的统计数据并非如此）。印度对此评价的反应却颇为冷淡。尽管这个评价足够耸人听闻，却很少引起公众的注意。而印度官方的回应也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在某种程度上，2004年印度政府的更迭带来了官方对此疾病态度的转变。与其前任印度人民党不同，曼莫汉•辛格领导的政府至少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愿意在公开场合讨论性行为问题。 

但是单凭辛格的好意并不能让人相信，印度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例如，2005年，新德里驳回了立法委员会关于同性恋合法化的提案。印度政府的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当时的英国政府就将同性恋视为有悖自然人伦。在对待同性恋的法律态度上，印度和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毫无区别。

对于避孕，印度的官方态度也颇为落伍。在印度，能够通过正常途径避孕的人口不到一半，而在中国这一比例超过80%。 这或许与甘地的持久影响有关，和尼赫鲁不同，甘地憎恨避孕，主张节欲。在印度，艾滋病主要通过卡车司机和流动的工人传播，他们仅需20美分就可以与妓女发生性关系。 然后回到家又会传染给他们的妻子。这也是由于他们缺乏对安全套的使用知识。一名医疗工作者曾给我的一位同事举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子。他向妓女演示安全套的使用时，将其套在拇指上。她们机械地理解为就该这样，于是当她们与别人发生性关系时就把安全套套在自己的拇指上。“你能相信吗？”这位医疗工作者说。 “我们需要做的和需要克服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印度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也折射出其社会内部的一些深层矛盾。印度制药企业通过改进西方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的生产过程，开发出了世界上最经济的抗艾滋病药物。总部在孟买的西普拉（Cipla）公司在这方面比世界其他企业迈出了更大步伐，为撒哈拉以南的数百万非洲人提供了可以买得起的抗艾滋病药物。但是印度本国的感染者却仅有一小部分能得到治疗。和印度的许多问题一样，它拥有解决问题的技术和实力，但缺乏解决问题的紧迫感。一位同事曾对我说：“在非洲，贫穷是一个悲剧，而在印度则是一个丑闻。” 当然，他并非指非洲人在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不如印度人，而是指印度拥有比非洲更雄厚的制度和智力资本。目睹非洲的悲惨景象后，印度应该对艾滋病给人类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了然于心，更应该清楚它会削弱劳动力市场，重创国民经济。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已向印度资助了大笔资金，用于艾滋病的防治。此外，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已承诺让其名下的基金会与印度的制药企业合作，开发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将这些药物资助给非洲、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穷人。2004年，克林顿访问印度时说：“我必须认真地说，这件事情你们不能掉以轻心，形势已经刻不容缓，你们每拖延一天，就会使印度经济的未来面临更大的风险。你们已经为未来付出了太多艰辛的努力，可能无暇顾及其他。但如果现在不对艾滋病采取及时行动，数百万本不应该死的人就会死去。” 

印度面临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挑战是维护和加强其民主政治。印度独立之初，许多外国人都认为其多元化是弱点。正如前文所述，在某些方面，印度社会的分歧增加了国家管理的成本，但多元化也是印度最大的优势。现在，世界思想界到处活跃着印度的思想。印度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后仅几年，在欧洲建立一个跨越种族、国家、宗教和语言的大陆共同体的非凡构想也就诞生了。和印度一样，欧洲也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无数次流血和杀戮之后，才形成了这个构想。印度的经验向欧洲、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展示，如何在不强迫它的人民同一化、不限制他们的基本自由的前提下，维护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国家的统一。印度也能实现尼赫鲁和甘地的梦想，成为世界政治的灯塔。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必须消除其不完善的法治工程的隐患，并且使其完善。

印度的自由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印度教民族主义。2004年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下台，以及随后爆发的激烈谴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运动，使许多人相信藏红花政治已经趋于衰落。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印度人民党仍得到了全国1/4的选票，超过除国大党（稍超过1/4）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的三倍。它的运动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还在扩大。印度教“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控制着印度最大的工会、学生联盟以及最大的日报和周报网络。 这项运动试图对自身重新包装，以适应快速现代化的印度社会，因此它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基本目标，即通过和平或暴力的途径，降低印度那些信众较少宗教的地位，却始终未变。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忠诚问题必需解决，但是羞辱1.5亿穆斯林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将会陷入持久的内战。

读者可能已经察觉我对印度教民族主义颇有微词，这不仅因为它鼓吹一种暴力和复仇的哲学，并且它玷污了印度教本身代表的善良与宽容。如果印度人民党想要东山再起，它就必须将精力集中于惩治腐败，并推进政府现代化。这样它才能脱颖而出，胜过国大党，而国大党目前除了带有些王朝气息外，本质上是一个官僚主义和庇护主义盛行的政党。而印度人民党如果要使自己传递的信息更具可信性，就必须切断与印度国民志愿团的关联，因为后者至今依然是民主政治的顽固敌人以及印度国家身份的潜在威胁。虽然目前这似乎不可能，但是印度人民党别无选择，否则没有人相信它会将自己重塑为一个中间偏右的温和政党。

印度同样需要加强议会制度和地方民主。防止犯罪分子混入候选人行列将是一个开始。 印度还必须寻找途径来普遍提高其政治家的水平。对于一个拥有如此多雄辩之士和饱学之士的国家而言，印度下议院（Lok Sabha）的辩论和审查的质量之差得让人不可思议。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印度国会议员的素质明显下降，这已经影响了‘公议’（public reasoning）的质量。20世纪50年代，印度议会召开会议的天数每年平均为120至138天，现在则只有每年70至80天。与此相对，英国下议院召开会议的天数约为每年170天，而美国是每年150天。印度的政治家们常常对某项议题和项目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在辩论、审议甚至最后表决时，却都懒于到场。由于议员们无法保持纪律，议长常常不得不推迟决议过程。印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在它出色的民主政治体制里却塞满了平庸的政治家。安尼尔•安巴尼是印度最有才智的实业家之一，2004年，他当选为上议院议员。他曾写道：“是应该用不劳不得的方式来对待印度的大人物们的时候了。” 不幸的是，安巴尼先生是印度社会党提名的，这个政党在廉政方面的名声并不佳。

最后，印度还必须通过改善与近邻的关系来维护其内部的自由民主制度，它的所有邻国都未能长期维护民主政治，有些国家还动荡不安。对于印度而言，最明显的外部威胁来自巴基斯坦，在某种程度上还加上中国对巴的援助，尽管最近几年北京对伊斯兰堡的资助已经减弱。在写作本书时，印巴和平进程已经进入第三年，而且似乎会持续下去。远在印度次大陆之外的人们希望这个过程能稳固地进行，并且不可逆转。要做到这样，印度必须摈弃它对巴基斯坦根深蒂固的猜疑。尽管巴基斯坦有诸多不是之处，但是印度也一直没有做出让步，不能完全承认它的存在。作为一个相对较小和安全保障较少的国家，巴基斯坦显得更反复无常、更易于挑起冲突，无论是通过指使代理人挑起争端、发动恐怖袭击，还是用它的核武器相威胁。印度必须对所有情况有充分的想象，并采取相应的战略，让伊斯兰堡变得更加温、减少妄想。新德里更具雅量和深谋远虑的政治谋略对此将大有帮助，尤其可以赢得克什米尔人的好感。除了巴基斯坦外，没有人希望或要求印度放弃对克什米尔的主权。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限变化的世界中，新技术的兴起和经济一体化已经使边界变得模糊。或许，南亚的外交家们有足够的智慧和灵活性设计一个模糊的克什米尔主权界定，可以被印巴双方的大部分人、和克什米尔人接受。

长期以来，印度同孟加拉国的关系也并不融洽。尽管在1971年是印度促成了孟加拉国的独立，但是后者对它的强大邻国既惧又恨。据估计，目前印度有1 000至1 500万孟加拉国非法移民，而且如果孟加拉国局势持续震荡，经济不能实现长期增长，还会有更多的移民涌入。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不丹）的内部贸易缺乏活力，印度需要担负主要责任。这七个成员国相互的贸易额仅占它们总贸易额的5%，足见内部贸易的疲软。作为迄今为止南盟最大的成员国，没有印度的带领就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如果印度希望遏制日益渗透到本国的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就必须放开进口限制，使这些国家的货物进入其国内市场，以刺激它们的经济发展，从而维护其社会稳定。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尼泊尔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果印度想限制中国在南亚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它也必须像中国一样，尝试着将它的邻国当成伙伴，而不是敌人。

印度与尼泊尔间的关系一直密切，印度的外交家们总是一如既往地庇护来自尼泊尔的同行们。长期困扰尼泊尔的是其国内毛分子的叛乱。印度本身也存在毛分子问题。据估计，在与尼泊尔相邻的比哈尔邦以及南部的安得拉邦的深山老林中，活跃着近1万名游击队员或纳萨尔派分子。这个被称为红色走廊（red corridor）的区域虽然不足以对印度的国家稳定构成威胁，但它破坏了印度最贫困区域的法律与秩序。印度必须通过更高质量的管理解决这个国内问题，同时，外交政策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纳萨尔派分子与尼泊尔的毛分子有着极密切的联系。2005年，尼泊尔贾南德拉（Gyanendra）国王发动皇室政变，在此次政变过程中毛派的公共形象得到了改善。可以理解，印度不想对此次政变表现出任何支持，但是它可以通过帮助这个印度教国家恢复民主，从而消除尼泊尔毛分子的威胁。

结语部分主要探讨了印度在日益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挑战是巨大的，但优势也是显著的。尽管面临人口压力，但印度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明显的优势是其人口构成的比例。自2010年始，中国的人口抚养率（dependency ratio），即劳动力人口与剩余人口的比例，将开始下降。与此相对，印度的人口抚养率将持续提高至2040年。 在未来20年中，依赖于劳动力养活的人数将从人口总数的60%降至50%。这将会为印度经济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常言道，国之未来在于国之少年。印度的未来也在于它自身的年轻化。一个国家处在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越高，储蓄率就越高。较高的储蓄率将刺激投资，于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就处于良性循环，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1990年，印度的储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而2006年已经增长至26%。虽然这仍然低于中国40%多的储蓄率，但中国的储蓄率在下降，而印度的储蓄率在上升。印度经济的效率同样在提高。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6%至8%，储蓄额占国民收入的15%至25%。而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相对更高。

此外，印度取得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并未使用任何一种独裁政府的手段。民主政治中的政府，如果像大多数东亚国家一样，实行强制储蓄（compulsory saving）政策，是不可能再次当选的。同样，民主政治中的政府，也不可能强制执行计划生育，像中国实行的“只生一个”政策那样。如果考虑到印度以微薄的基础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发展潜力就令人刮目相看了。它既没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基础设施，也缺少外商直接投资。2005年印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50亿美元，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同时，印度的文盲率也相对较高。然而，它的经济依然增长迅速。如果印度彻底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想象一下它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印度的制度优势也让很多人相信，印度“龟”最终将超越中国“兔”。随着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所拥有的“软”优势，诸如独立司法权和自由媒体等，将会带来更丰厚的回报。尽管许多投资者担心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没有人担心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而雅虎、谷歌以及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中国正是受到了这种限制（他们最终都不情愿地接受了）。印度同样得益于其雄厚的智力资本。在美国硅谷，每四家新创企业中就有一家是由外来的印度人创立的。每年，美国有一半的工作签证发给印度人。有一百多家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而在中国的仅有33家。 

然而，印度的这些优势不会理所当然得到发挥，这就是我花了如此多的篇幅讨论印度面临的挑战的原因。过去，印度曾表现出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趋势。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印度不会错过任何错失良机的机会”。此外，印度还深受其过早流露出的胜券在握的情绪之害，它认为自己注定成为21世纪的强国，而无须为这一过程付出努力。这种自信多半源于纯粹的数据。印度的精英阶层评价印度的时候往往仅考虑经济规模，而不比较印度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越日本的经济规模（计划在2020年实现，以美元为标准 ）固然不错，但日本人口仅为印度的十分之一，而且几乎没有人生活在贫困当中。然而，评价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看它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它拥有多少人口，或者研发了多少核武器。所以，印度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其特权阶层的自满情绪，这也是它在不久的将来必须克服的。解决前四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在印度的政治官僚精英思维中注入紧迫感。只有印度大多数选民对国家面临的挑战更警觉，并通过选票转化成更大的压力，促使政府改革，才能实现上述解决途径。印度不是靠自动导航取得今天的成就。但如果由一个不合格的飞行员驾驶，将会导致飞机坠毁。就会如印度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之一维贾•科尔卡（Vijay Kelkar）所写的那样：“印度将失去21世纪”。 

我在拥挤嘈杂的火车站月台奋力穿行，期望在火车上睡个好觉。我定了张头等卧铺车厢的票，在这里仍然可以体验到传统铁路之旅的舒适。进入车厢就可以将嘈杂与炎热挡在车外。我还喜欢车厢里的小物件，调节一下台灯或摆弄一下温度计，都是一大乐事。这让我暂时拥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印度的火车一如既往地使人昏昏欲睡。望着车窗外印度的一切在眼前飘过，渐渐陷入沉沉的睡眠，没有比这更舒服的经历了。

正当此时，从我对面的铺位传来一个小孩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我转过身，看见一个锡克教男孩正在好奇地打量着我。我回答了他。然后他又问：“你来自哪个国家？”我又一次回答了他。“我曾给女王写过一封信，”他说，“她还没有给我回信。”他告诉我，他建议女王陛下应该多来拜访印度，这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他还给布什总统写过信，建议他从伊拉克撤军。同样，这一次也没有回音。通过询问，我知道他有10岁，在阿拉哈巴德上学。他的父亲是一名少校，没有和他们一起旅行。他母亲在下铺（印度的头等车厢常有四个铺位），这时起来告诉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赶快睡觉。然后，她把主灯关了。这个小男孩等了一会，直到确信他母亲已经睡着了，然后把台灯打开并照向我。就在我即将进入梦乡时，他又开始和我说话。“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今晚不打算睡觉。”

我想尽办法劝说这个小家伙关灯睡觉，但是不论我请求、诱骗还是威胁，他都巧妙地驳回，而且不让我感到讨厌。因为他的坚持太过朴实。“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交谈一下，”他说。于是，我就同意考考他的知识面。我从简单的问题开始，从印度总理、财政部长、印度最大的河流到斯里兰卡的首都等，他答得不费吹灰之力。“我不是个大傻瓜，”他说。于是我又把问题转向问欧洲的首都，他同样觉得轻而易举。然后又问他印度的动植物，在这方面，他的知识要远比我丰富，接着又转到美国总统，如此等等。就这样一问一答大约过了一小时后，他突然决定要来审查一下我的职业和教育水平。他的问题都根据我的回答再做出调整，并逐渐开始构建出我的形象，然而这似乎更像一个罪犯。他还不时地把台灯照到我的脸上，察看我是否昏昏欲睡。

最后，我和这位不知疲倦的拷问者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我告诉他我的手机号，以使他可以在任何想继续谈话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这样他就允许我睡觉。但是，他太过于从字面上理解这项协议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枕头下的手机开始振动并把我惊醒。“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是否给了我假的手机号，”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对面传来，他用手机告诉我。我责备了他，但是立刻就后悔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说，有些垂头丧气，“再过5小时火车就到终点了，我们谈点儿什么呢？”

于是，我们的谈话又重新开始。火车在印度北方不计其数的小镇穿行，每隔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一个小站。好几次我们都到月台上买杯香料奶茶，奶茶盛放在印度特有的土陶杯中。我逐渐对他无止境的好奇和有些早熟的智慧产生了兴趣。没有几个十岁的孩子了解如此多的东西。而且尽管他彻底地漠视我的睡眠计划，但仍然显得很有礼貌。他还颇有心计，每当我的眼皮快要合上时，他就问我：“再要一片饼干吗？”

最终，在挖掘了他想得到的所有情报后，他宣布是睡觉的时间了。然而，晨曦已经初现，再过一小时左右火车就要到达终点。“我们真的该睡觉了，”他用一种温和的警告的语调说，同时以印度人特有的方式轻轻摇晃着脑袋，“明天我们可以继续谈话，晚安。”不一会他就进入梦乡。而我早已错过睡觉的点，再也无法入睡了。

不知何故我发现自己笑了。这种笑源自心底，然后慢慢地、静静地向上升腾，带着些许乐观的情绪，蔓延至全身，充满整个身体。有人曾告诉我：“记住，印度总是会赢。”印度可以让你在困惑不解的同时发笑。直到火车到达德里，我的笑意还没有完全沉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