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变革的脚步让人眼花缭乱，我们趋于认为当下是最具创新的时代。我们拥有智能手机和超级计算机，拥有大数据和纳米技术，还有基因疗法和干细胞移植。企业、大学和政府每年研发投入合计约140万亿美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然而，近期以来没有一个人的发明能赶上题图中马桶的一半有用。简洁的线条和直观的用户界面，卑微的马桶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们不仅发明了现代卫生设施，而且发明了汽车、飞机、电话、无线电和抗生素。
现代科学未能创造出任何一项有类似影响力的发明，这也是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宣称创新步伐已放缓的原因。有趣的是，悲观论者不仅包括学者，如提出非创新性厕所实验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还有企业家，如Facebook风险投资人皮特·泰尔。
如果悲观主义者是对的，后果将很严重。经济可以通过增加投入实现增长：更多的人力、投资和教育。但对收入和福利增长至关必要的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使得如何更好地利用我们已有资源，即创新非常必要。如果创新率和创新传播速度下降，其他条件不变，增长率也将下降。
末日论，悲观论与生产力数据
马尔萨斯预测人类将挨饿之死以来，人类的创造性已然证明他的末日预言是不可靠的。但近来创新的影响力看起来确实在逐渐变小。举例来讲，在美国1980年代以来的人平均预期寿命增长比20世纪初要慢得多。旅行速度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高速增长，目前的增长速度也通常比上一代人减慢很多，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的。根据戈登的说法，生产力数据也给悲观论者提供了佐证，生产力起飞于19世纪中期，加速于20世纪初期，并一直保持至1970年代早期，之后急剧下降，1990年代后期计算机普及后有所上升，之后在2005年左右再次下降。
不过，这种模式并不像悲观论者宣称的那样完全悲观。即使在发达国家，平均寿命仍然在增长。电气化后生产力增长虽不平稳，却也有几次峰值；2004年之后的急速下降则主要由于经济危机而非创新的缺失。进一步讲，现在就对创新对当代的影响盖棺定论为时尚早。
当代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主要在于信息技术（IT）方面。正如电气化使得能源可以在生成地之外使用，从而改变了世界，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让人们能够进行远远超出人类自身能力的运算和联络，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商业模式。但是正如学习使用电力的情况一样，企业需要时间去学习如何运用这些技术，因此要全面感知这些技术的影响或许还需几十年。
计算机处理能力已经在IT领域之外带来巨大进步。3D打印技术可能带来新的产业变革。自动交通工具，如谷歌生产的无人驾驶汽车，十年内将满大街都是。假肢将如人的天生肢体一样自如。
虽然断定那些发明的影响到底多大为时尚早，但全球化应该使得当前的创新更加富有成效。与100年前相比，更多的人参与到创新工作来：日本人、巴西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纷纷参与原先只有美国和欧洲发明家进行的发明制造炫酷新东西中来。
花点小钱——多花点
因此，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创新成果将迅速传播，但同时也要小心创新的阻碍因素，政府是最大的威胁。
政府越小，创新越容易。工业家可以引入新流程或者改变产品设计而不会被政府官员说破坏了规则。如今，对药物的测试和工厂排污的控制更加严格，这是好事。但政府官员为了公共利益倾向于制定更多没必要的规则；错综复杂的审批程序妨害创新。即使一些旨在促进创新的规则也没发挥作用。例如，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一团乱，因为它批准了太多价值可疑的专利。
政府自身显然也没有积极创新。公共部门的生产力大多停滞不前。工会常常成功阻止政府发布绩效指标，而在别处，绩效指标被证明可以鼓励经理人创新。如果健康部门和教育部门能够更加开放和接受改变，IT技术在促进该领域生产力增长方面将大有作为。
197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下水道系统）和基础研究方面的公共投入：计算机、互联网和食品技术的绿色革命都起源于没有直接商业目的的科学研究。政府开支最强有力的例子就是战争：无人机技术和假肢技术，更不必说喷气发动机，方面惊人的新发展，都是苦乐参半的证明。即使在资金紧张的时代，依然应该对碳收集及储存之类的基础研究领域有所投入。
对于这些事情——扫除企业障碍，改革公共部门以及明智地投资等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政府，回报也是丰厚的。创新放缓的风险确实存在，但可以避免。正如大部分的人类命运一样面，发生与否，由人不由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