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土哥涅夫,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春天,是吃货最爱的季节,因为各种时令蔬菜源源不断,吃都吃不过来。趁此时机,有“美食荒漠”之称的杭州,最近也行动了起来,决定拿出一百万元,对主导制定完成杭帮菜国际标准的单位进行奖励。
身为半个杭州人,虽然小时候每年清明都会来杭州扫墓,但因为每次都是吃住在乡下亲戚家里,土灶土菜、塘鱼放鸡,倒也嚼得起劲、吃得欢畅,不时还会从被食物塞得鼓鼓囊囊的嘴里挤出一句:“灶头烧的饭菜就是香啊!”
真正让我对杭州“美食荒漠”这点有所感触,还要等到来杭州工作、定居以后。印象比较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杭州两大“美食IP”——吴山烤禽和南方大包的店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本以为能有多好吃,结果费时排队买过一次,品尝了下感觉也不过如此(虽然吴山大包的价格确实很亲民),于是只好安慰自己,大城市里人多,哪里都得排队,有队伍不能说明问题。
二是有次跟同事去扫街,在其推荐下品尝了他们儿时放学后必吃的垫饥食物葱包烩——一种将油条和大段大段小葱裹在面饼里油煎而成的“奇怪小吃”。咬了几口就开始怀念我自己小时候吃的臭豆腐、油墩、萝卜丝饼、猪油大饼……那时不觉得如何,现在回味起来,比葱包烩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起初我还不敢把这些感受说出来,心想可能是各地口味不同,胡乱品评难免被人扣上“地图炮”的帽子。后来看网上吐槽杭州“美食荒漠”的帖子多了,才确定上述感觉并非我的个人偏见。尽管如此,心中仍不免疑惑:
杭州,怎么就在一堆以美食著称的江南城市中,特立独行地成长为人们眼中的“美食荒漠”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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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包烩和油炸桧(油条)一样,都附会说跟南宋权相秦桧有关,但我严重怀疑,这是一道从北方传过来的小吃。
因为南方小吃用到葱时,无论是包进生煎烧卖的肉馅里,还是洒在大小馄饨的汤碗中,多以葱花葱末的形态呈现,鲜少有整根大段往里塞的。但在山东河南一带,这却很常见,比如煎饼卷大葱。只不过传到南方后,大葱变成了小葱,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本地化改良了。
这么说当然不是无端猜测。事实上,由于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的缘故,今天所谓“杭帮菜”中残留着不少河南菜的影子。
比如片儿川,一听名字就不是江南,而是北方的叫法。又比如著名的西湖醋鱼,则是开封名菜鲤鱼焙面的近亲。它又名“叔嫂传珍”,其中“嫂”指的便是开封有名的厨娘“宋五嫂”。除了西湖醋鱼,另一道杭帮菜“宋嫂鱼羹”据说也是她做的。
知名学者俞平伯曾回忆其曾祖俞樾“在杭居住时,常以从河南学来的宋嫂鱼羹待客,渔歌樵唱,溢于湖上……置酒湖楼,习以为常”。又由于“中州鱼羹多用黄河金鲤,而江浙鲤鱼又不及其他河鱼肥嫩,故改用西湖草鱼,兼取宋嫂鱼和德清人烹鱼的方法,烧煮西湖醋鱼,受到宾客盛赞”。
当时,俞樾受聘出任孤山诂经精舍的学教,住在孤山广化寺六一泉西侧的俞楼(现改为俞曲园纪念馆)。有绍兴商人在其隔壁开设了一家酒楼,上门前来求名,曲园先生道:“既然你的菜馆在我俞楼外侧,那就借用南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名句,叫做‘楼外楼’吧!”楼外楼开张后,成了俞家的饭堂,西湖醋鱼的烧法自然而然也传到了楼外楼,成为其招牌菜。
不过总体而言,这样的正面传承只能算个案,毕竟河南甚至整个中原,也是一片不少人眼中的“美食荒漠”。
如今说起河南,人们能想起的知名小吃只有胡辣汤;河北,则是驴肉火烧以及跟安徽毫无关系的安徽牛肉板面;至于山西,除了面还是面,虽然名称叫法五花八门、形态样式花里胡哨,但比隔壁陕西的肉夹馍、水盆羊肉等丰富的“关中美食”品类,大抵是差不少的。
这么看来,“豫杭”沦为美食荒漠,有先天基因的问题。此其一。
土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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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说起江南地区的美食小吃,还得数“嘉湖细点”。
所谓“嘉湖细点”,是指嘉兴、湖州等地民间传统“茶食”。从明代流传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嘉湖细点以米制品为主,可分为水点、干点、糖食等几类,由于做工精细、口感特佳,故冠以“细点”美称。像风消云片、太师饼、东坡酥、薄脆等,就常见于文人著录中。
周作人在《再谈南北的点心》一文中就提道:“点心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可以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
但作为一个嘉兴人,我必须承认,如今的嘉湖细点也不比当年了。而之所以如此,可能跟浙江整体的餐饮消费氛围有关。
说起浙江,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有钱,遍地老板。但是与徽商、晋商等靠着垄断发家的商帮,一旦有钱了就开始穷奢极欲地挥霍享受不同,浙江商人无论是民国年间称雄上海滩的宁波帮,还是改革开放后纵横天下的温州商人,很多都是苦出身,靠着卖力打拼攒下的家业,所以这些人生活上往往都比较节俭。
比如被誉为“私募一哥”的徐翔,15岁时拿着母亲的账户杀入股市,初始资本才3万元。但凭借娴熟的涨停板手法,很快就挣得300万,而他给自己的奖励仅仅是两套雅戈尔西服。到2006年身家过数十亿时,徐翔才买了人生第一辆车,最新款的奥迪A8。
这样的财富心态,跟长沙、成都等地人的“哪怕没钱也要享受”有很大不同。十几年前我去长沙参加一个评论员会议,晚上被东道主拉着先是吃夜宵,接着按摩、看球,几乎一夜没睡,折腾得我一个廿几岁的小伙子都吃不消。而对方是一帮四五十岁的老同志,居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夜夜如此,“脚都”夜生活之丰富、当地人精力之旺盛,让我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而杭州,众所周知是一座没有夜生活的城市,晚上十点一过,商场关门、店铺歇业,大街上就没什么人了。人们即使赚了钱,也绝不会像成都人那样“有多少花多少”甚至“赚一块花两元”,而是将钱投入楼市,继续炒房,结果就是浙江的房价被炒得老高。别说杭州了,即便是丽水、衢州等三四线城市,房价都能比肩甚至超过长沙、成都。
一个最直观的数据是,2022年,杭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294亿元,比成都少了近两千亿元。这还是去年疫情封控导致成都社消金额下降155亿的结果,2021年这个差距是2500亿,杭州人花在消费上的钱只有成都人的73%。
而根据中国文旅产业指数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步行街人气排行榜”(该榜单以客流量、客单量、知名度等为评估项目进行综合评分,同时结合商务部首批以及二批重点改造的商业街为辅综合考量),杭州最热闹的湖滨步行街仅排在全国14位,人气值(75.58)不仅远低于上海南京路(98.77)、北京王府井(86.89)等一线城市的步行街,也不及长沙黄兴南路(82.02)和成都宽窄巷子(82.01)。
美食是消费的产物,消费不彰,餐饮业自然也很难发展起来。此其二。
杭州武林广场/土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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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有闲、消费力强,固然可以发明很多经典美食,杭州历史上就不乏这样的名人名菜,比如苏东坡和他的东坡肉。但一个地方能成为美食天堂,真正的创造者还是人民大众。
比如川菜,你要说正宗的川菜,很多其实是不辣的,经典的如开水白菜。但真正令川菜名扬天下的,却是辣味的火锅、毛血旺等。而这些,最初是嘉陵江上的纤夫吃的。因为没钱,他们只能买些廉价的猪下水,有些甚至是已经馊了坏掉的。放入辣椒,一来可以掩盖馊味,二来纤夫们成天在江边干活,身上湿气重,吃点辣的可以去湿。
再举一例。老饕们之间有个共识,相比商场里的那些连锁餐饮店,真正的美食往往隐藏在背街小巷的很多苍蝇小馆里。
为什么同样是沿海发达城市,同样房价高企,但广州的美食明显多过杭州?原因就在于广州保留了大量城中村。城中村里虽然环境脏乱差,人员鱼龙混杂,但也因此融汇诞生出了天南海北各种美食。这点从我国台湾的眷村美食里,也能找到相似的成因。
相对来说,杭州城市的烟火气是比较淡的,而这跟多年来杭州效法北京,开展以大街区、宽马路、多重环线为特点的大规模旧城改造、新城建设有关。此举改变了市民经济赖以存续的城市空间格局,加之城管对沿街摊位的严厉管理,导致苍蝇小馆的生存越来越艰难,昔日的很多杭帮美食也随之湮灭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
事实上,不只是杭州,作为这一路城市规划流派的始作俑者,北京,如果单就其本地吃食来说,也不是很多。好在北京凭借政治优势,吸引来全国各地的美食餐饮百“菜”齐放,特别是其中颇为神秘的驻京办美食,这才让老饕有了可以动筷的地方。
杭州没有这方面的优势,要想摆脱“美食荒漠”自然就没那么容易。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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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杭州会成为“美食荒漠”,不只是个餐饮问题,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传承、城市规划、民众财富心态等多方面因素。光靠制定杭帮菜菜系标准,或推出几道由顶级大厨掌勺的特色名菜,恐怕很难让荒漠变高地。
恰恰相反,无论是沙县小吃还是四川火锅,食物制作一旦标准化,就容易预制菜化,进而沦为廉价快餐。而真正的美食,其魅力恰恰在于无法标准化,一店、一厨,一种口味,特色鲜明、变化万千,并能根据时代及市民的需求,与时俱进。
好在最近杭州发布了新规,放宽部分商圈、特色街区外摆经营,我家那种最没有烟火气的新区宽阔的马路上,也多出了一些流动美食小推车。
虽然按照媒体的报道,此举的初衷是“稳经济”,但客观上也令杭州城市多了几分烟火气。如果此项规定能够坚持下去,成为常态,那么假以时日,从这些摊点推车上,说不定就能生长出新的杭帮美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土哥涅夫(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允九智库研究员、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