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狂热这事已无须赘言，BAT们一个个就像机场书店常播放的成功学老师们一样，带着IP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就仿佛在给传统影视产业传播福音一般地讲授如何找到IP、开发IP以抵达成功彼岸。
但，互联网公司超人般的能力和野心在接入影视产业时，也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如何以正确的电影语言改编IP、创作电影呢？
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近期邀请到了著名导演李少红、制片人方励、编剧汪海林、编剧李潇多位知名电影人，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沙龙，开诚布公地提出了一个正在困扰腾讯的问题：“在座的各位的老师，现在很多好本子（应是指IP），但我们找不到编剧。”
腾讯可能是目前BAT及其他互联网大公司里拥有最多原生IP的一个巨头，而腾讯互娱也因此更清晰地意识到电影编剧人才的瓶颈给产业带来的焦虑。
虎嗅君还在近期专访了好莱坞著名剧本医生罗伯特·麦基（畅销书《故事》的作者，由果麦文化出版）、乐视影业CEO张昭，有关内容亦是直切中国编剧工业的要害。
编剧人才缺口已成产业瓶颈
曾担任电视剧《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三部和第四部、电影《铜雀台》的编剧汪海林，有自己的编剧公司，也有自己的编剧团队，因此对编剧人才的缺口感受特别强烈。他将当前极速前进的中国影视产业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电视剧产业做了类比，彼时的台湾电视剧如日中天，东南亚华语地区市场对他们的需求旺盛，几乎到了只要报卡司（阵容）就能卖剧的地步，有大量资金涌入，也有大量需求支撑，“但是发现巨大的瓶颈不是导演和演员，也不是资金、市场，而是编剧。”
编剧的培养有两个重要的要素，一个是天才，这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电视剧《红楼梦》（2010）《橘子红了》《大明宫词》导演李少红，对编剧的天才难得深有体会，“得先有才，你得真的是这块料才行。我觉得人人都在找，我们导演也在找。”
另一个编剧成才的要素就是时间，汪海林认为，“大学可以用四年的时间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平面设计师，但是不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编剧。他的生长周期很长，影视（产业）在大爆炸，但优秀的人才并不能大爆炸。”
影视产业近几年高速奔跑的同时，实际上编剧人才的缺口正在被更快速地放大，即便BAT在资本方面能力超群，也无法绕开编剧人才培养的三个大坑。
一、历史传统的桎梏，通俗叙事训练的缺失
“我自己虽然也是编剧，但是我们现在跟国际上先进的比起来差距很大，这个差距在哪呢？我们在通俗的文本叙述上不熟练、不稳定。”汪海林直指目前编剧训练的症结所在。
汪海林将欧洲电影为代表的经典叙事与好莱坞为代表的通俗叙事相对，前者在汪海林看来，“经典叙事这一块，我们的导演还没有超过第五代他们的，他们就是经典叙事做的非常好。”但如今的市场偏爱的是通俗叙事——好莱坞的编剧方式，“这个是我们学校（中戏、电影学院等专业院校）没有教我们的，经典叙事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但是现在的通俗文本得说二十句。现在的编剧训练得练习这个，但这种通俗的叙事训练目前的学校教学是不够的，很多老师自己就不会。”
乐视影业CEO张昭此前在接受虎嗅的专访时，对此亦有相似的看法——
“其实中国电影它是受了三个传统影响很深，第一个是传统戏曲；第二是中国的诗歌；第三个是前苏联的诗电影。这是新中国电影产业的三个根基，戏曲它是讲程式化的，而诗学它是讲意境的。”
张昭举了一个古诗的例子：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画了一幅画，这个船在这呢，钟塔在那呢，船上坐着一个人，它是个意境，但不是故事。但这俩什么关系呢，中国的叙事是不明说的，但你要用西方的语言讲，就是这个人坐在床上，他的爱人离开了他，所以他心情很郁闷，所以他抬起头来，听到钟声他望向了钟塔。你看这是有因果的逻辑，但是中国人诗歌是没有这个逻辑的。
“前苏联的诗电影更多的是诗意的东西，前苏联的诗电影比较典型的是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它是一种散文诗的叙事，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其实受了影响很大。包括像《太阳照常升起》那是典型的诗电影，我们可能懂，因为我们对前苏联的文化比较了解。但你让现在的90后的孩子他怎么懂？他完全不懂，他跟那个诗文化是割裂的。所以好莱坞电影其实对中国的电影来讲是一个新的叙事文化。”
究竟哪种叙事方法好，在学术上或许仍可争论，但在好莱坞统治全球电影的当下，所谓的“国际先进”指的就是好莱坞的通俗叙事方法应是无疑，而之所以专业院校的训练方式与市场需要会有脱节——中国电影的传统成了必须面对的瓶颈。
二、职业化训练不足，编剧工业化基础薄弱
罗伯特·麦基认为：“电影编剧以及电影生产环节的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在全世界都已经工业化了。毕竟，电影编剧不同于写小说那样直接为读者写作。在电影编剧和观众之间，有着一整套体系化的机制在运作。因此无论是在好莱坞或是巴黎，电影编剧都已经是高度的工业化生产过程。”
工业化当然意味着持续的、大量的“重复”。“你要写得好，你要有天赋，就必须要有大量的训练。”汪海林数十年的从业经验让他相信编剧的训练是成才不可或缺的，即便在互联网上，看上去有着数以万计的网络写手“才华横溢”。汪海林特别强调了大量的职业训练的必要性，这是业余区别于专业并难以逾越的鸿沟。
电影《倭寇的踪迹》导演、《一代宗师》编剧、小说《道士下山》作者徐皓峰对此深以为然，“世界当然是由大量的业余者来构成的，像韩国业余围旗手非常的多，但是业余是没办法和专业的人抗衡的，哪怕我让你几个子，好像我很被动，但是一旦进入中局，我一下子就能在全盘把你全绞杀了。所有的专业棋手都可以把棋盘背下来了，你也是下围旗的，但你背不下自己的棋谱，你怎么跟专业的抗衡，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编剧的职业化训练通俗地讲就是将天才洋溢在标准化的框架内，使得编剧的创作效率化，从而令整个编剧行业向工业化过渡。
那么，“标准化”的编剧是否意味着对创意性的破坏呢？麦基对此不以为然，“就’标准化’而言，如果写作变成了一个严格的定式化（formula）工作，那么一定会破坏创意性。但定式化与艺术的类型化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定式化就像是一个食谱，食谱的绝大部分材料配比都是无法改变的，你只能做些非常轻微的调整，这样肯定会扼杀创意性。但如果编剧依照基本的类型结构写作，同时在一些局部展现出天才的创造力和洞察力，制片人、制片公司一定会就此发现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并想法设法将其投入制片。”
“当你放眼全世界，或即便只是聚焦于好莱坞出品的电影，你会发现好莱坞一方面偏爱超级动作大片的导演，但其实另一方面也对科恩兄弟或是伍迪·艾伦情有独钟。”麦基告诉虎嗅君，“各种不同类型、题材的电影都能够在好莱坞体系里找到位置。”
三、有效激励不足，断裂的编剧工业梯队建设
以好莱坞为镜，其实电视剧工业在编剧的人才贡献及作品贡献上，都是电影工业至要的源泉。
罗伯特·麦基因为《故事》的畅销，近十年来几乎年年来中国讲课传经，对中国的编剧状况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比较与好莱坞的不同，他认为两者有一个巨大的差距是，在好莱坞有大量的自由编剧可供选择，而这恰恰是因为长系列电视剧在本土的发达（即中国观众偏爱的美剧）。
事实上，中国电视剧市场自上个世纪末的制播分离改革后，产量急剧增加，中国电视剧行业更早也更剧烈地经历并完成了产业化的体系重构，特别是在编剧人才培养、编剧的工业化创作方面相比于电影产业要前进得更多。
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腾讯互娱的沙龙上，除了徐皓峰近年来有电影编剧的力作外，汪海林、李潇（《我爱男闺蜜》《大丈夫》编剧）、张海帆（《青盲》《欢喜县令》）包括导演李少红近年来都是主要活跃于电视剧行业。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过渡到高产的电影编剧呢？
国内的电影编剧片酬过低是无法激励成熟电视剧编剧过渡电影编剧的一道沟壑。2012年媒体采访著名编剧余飞时，余飞透露，“目前国内电视剧圈一线顶级编剧，一集稿酬一般达到20万元到30万元，甚至更高。一部电视剧按30集算，一部下来的稿酬能达到近千万元。而在电影圈，一部非常火的电影，编剧最高收入也不到200万元。而且比起电视剧的生产周期，电影的周期耗的时间都很长。”
诚然，电影仍然是大众通俗艺术中最能够带来名声的门类，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人次在短时间内共同观赏一部作品并形成巨大的舆论声量，使得电影的魅力在创作者心目中仍然不减，但这仅是对于导演而言。编剧们面临的尴尬是——无论在生产体制内部还是在市场外部，都并不崇拜编剧，编剧在创作团队内部的权力配置普遍不足导致电视剧编剧无法积极地参与电影编剧工作。
《后会无期》《万物生长》制片人方励即指出，“更多时候编剧是被忽略的，因为导演的光环太亮了。”
中国电影自建国后借鉴的就是前苏联电影的导演中心制，在七十年代末西风东渐后又颇受欧洲的五十年代的“作者电影”观念影响，因此对于导演的崇拜以及围绕导演配置创作和生产的权力的观念根深蒂固。
BAT可否因此做点基础设施建设呢？
整个影视创意产业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无论是互联网科技企业的资本还是上一个十年的煤老板资本，前仆后继在名利场里冒险的“资本家”不计其数，到处都不缺钱，现IP的稀缺恰是反映资本的狂热追逐，但以编剧为代表的专业技术人才的瓶颈缺口却鲜为资本注意。
腾讯能够意识到编剧供给的不足确是颇为难得，也反映出了腾讯对自己在影视产业定位的清醒认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
程武在沙龙上表示，“我是一个企图用初心借助我现在这个岗位来做互联网文化的。我们在别的领域已经赚钱了，在创意产业我们不赚短期的快钱，我们是真的希望走长期的。”
既然是目标长期，既然是资本充足——BAT们大抵都是如此吧，虎嗅君在此建议，腾讯以及BAT的大玩家们可否就着以上几位方家所提出的三个大坑，在“互联网+电影”产业里做些基础设施建设呢？譬如就从提高编剧薪酬、给编剧配置更多权力开始，在自己的生态鱼塘里训练编剧、提升编剧的创作力，顺便也就建立了自己的编剧人才培育体系。
“长系列电视剧对于好莱坞编剧数量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编剧在为这些长系列电视剧编剧的过程中会逐渐转成制片人或是执行制片人——很多时候还会担任导演，他们因此可以对于作品的制作有更多在创作方面的控制力，并且能够因此挣很多的钱。”这是罗伯特·麦基在接受虎嗅君专访时为中国编剧们提供的一种借鉴，既然BAT正在重建影视产业的秩序，那么大玩家们在各自视频网站的自制剧或是各自的影业公司/部门里，是否可以赋予编剧们更多的权力，令他们的创作力能够更主导性地施加于作品呢？不仅能够因此产生更多优质的剧情作品，而且还能就此提升编剧在整个工业体系里的地位。
从事艺术创作的都是感性的人，情深义重之后当然会见贤思齐，若有一个健康、良性的生态体系，对于编剧以及其他的创作人才而言，届时百鸟朝凤亦未可知。
知名编剧李辉及王彩练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