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虽然一直上不了头条，但是每次无论各行各业有大事儿发生的时候，汪导师总是能顺理成章地刷出存在感，都是“XXX又抢了汪峰的头条”“汪峰哭晕在厕所”之类的标题。这次，汪峰想做耳机，自然是引起轰动，不过想想，音乐和耳机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无可厚非。那么，关于他做耳机的一些前因后果、幕后故事又是如何呢？你一定像好奇他当初怎么跟章子怡好上了一样，好奇他是怎么想到做耳机的。本文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原文标题《专访汪峰：从没想过头条，但很早就想做耳机》。鉴于原文过长，为了方便阅读，虎嗅进行了删节。
摇滚音乐人汪峰说，他从没想过头条，但很早就想做耳机。
汪峰说，“我视之为另外一个重大的作品，对它的投入就像写《晚安北京》这首歌或者鸟巢音乐会一样，它一定会很棒。围绕在它身边的，是最杰出的一群产品人。”
汪峰说，耳机的品牌叫“Fiil”，一个生造的英文词。中文名未定。英文“fill”和“feel”的谐音联合体。汪峰对这个名字非常满意，“它打通了I和L的差别，可以有很多字形上的变化，印在耳机上的Fiil更显眼。有意思的是，它第一个字母是F，也是峰的第一个字母。”
汪峰回忆，做一款耳机的念头由来已久。去年8月，汪峰鸟巢演唱会之后，汪峰的老友吴世春发来微信，问他有没有兴趣做一款独立品牌的耳机。
吴世春是著名的天使投资人，早年在华为短暂停留，2000年参与百度早期创业，2006年创立酷讯网，2009年成为天使投资人，先后投资了唱吧、玩蟹科技、趣分期、美丽说、蜜芽宝贝等上百家创业公司，尤其是玩蟹科技的投资，创造了1800倍回报的“天使神话”。
汪峰和吴世春探讨之后，觉得玩“明星代言模式”肯定不行，这个模式天生就没做大的可能，吴世春说，“要做，你必须大股东是董事长，我们跟着投。”
汪峰也非常赞同，“这个办法很合乎创业游戏规则，如果我仅仅是代言，那就简单了，发个微博站个台。我不会像现在这么劳力上心。”
于是，汪峰不仅仅在这个项目初始阶段真金白银投了几百万美元，还亲自掌控产品方向。据汪峰介绍，在运作Fiil耳机的公司里面，汪峰按照出资额和影响力双重作价，最终，汪峰占股接近四成，名副其实第一大股东。
汪峰告诉记者，“我有影响力，也懂音效。但是做耳机要依赖科技界，我认识的人有限，这就需要吴世春等投资人的推荐。”不过，当吴世春等投资人向汪峰提供了一个团队名单，供其参考，汪峰看了，觉得这事比此前预估得还要大。
操盘组局，吴世春、李一男前线搭建团队
名单中的第一个人物，是彭锦洲。
彭锦洲是老华为人，1993年就进入华为，后随李一男出来创办港湾，2006年回归华为，随后参与华为荣耀事业部的创立。不久前离职，离职前是华为荣耀业务副总裁，荣耀体系内的二号人物，主管销售，也被公认为“荣耀奇迹”最重要的功臣——2014年，荣耀手机实现了1亿美金到20多亿美金的销售增长，被称为“荣耀奇迹”。
虽然汪峰认为自己在耳机的外观设计、音效把握、品牌号召上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毕竟他是个艺人，没有“操盘”商业机构的经验，他需要彭锦洲的创业老兵来“辅佐”。经过和其他投资人的短暂磋商，确定彭锦洲将以CEO的身份进入汪峰团队。
彭锦洲说，他是经吴世春、李一男介绍，认识汪峰的。同普罗大众一样，一开始，他对汪峰的认识仅限于“春天里”、“上不了头条”、“半壁江山”以及章子怡。
设计的两个观点：“倒推法”和“有深度的叛逆”
汪峰说，“我对音效要求非常苛刻，但这些人让我很惊讶。他们给了我几个国外专业品牌的耳机，并承诺，Fiil的音质音效不会低于这个水平。我一听，没问题，绝对可以过关，在声音这一块，专业性是绝对保障的，这是Fiil耳机最重要的基础。”
汪峰说，他前期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产品ID设计（Industrial Design）中的外观部分。汪峰团队找的都是国际大牌设计公司，最早接触的是BMW设计中心（上海），选择著名设计师台湾人刘传凯（Carl liu）来主创。
在和刘传凯的交谈中，汪峰谈及了关于设计的两个观点。一个是“倒推法”，即将耳机的形状“虚置”起来，让设计师对耳机的各个基本部分做材料和颜色上的“安排”，确定各个部分单元之后，然后构造整体的耳机形状。第二个是“有深度的叛逆”，即让人第一眼就觉得产品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对大众惯常感受的不服从”，“但绝不是为了颠覆而颠覆，为了反叛而反叛”。
由于BMW设计中心调整了刘传凯的设计档期，刘传凯最终没有为Fiil耳机做设计。汪峰团队找到德国著名的DA公司（Design Affairs）。艰苦的沟通之后，DA公司交付的设计令汪峰非常满意，随后，Fiil的产品总监杨晨觉得陷入了一场可怕的“色彩灾难”。
汪峰说，“在音质没问题的情况下，购买的理由就是外观，当然，还有价格。”
汪峰的自白
汪峰告诉记者，“辞掉中央芭蕾舞团铁饭碗做摇滚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的成见和乐队的不欢而散。”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观，人们一边不考虑自己的生计，一边幻想着自己摇滚可以继续下去。这种分裂使得很多摇滚人被一种单调的歌词模式所“俘获”，即“贫穷导致愤怒”模式。汪峰开玩笑：“基本歌词模式大体一样，‘我孤独，是因为一个姑娘走了。这个姑娘去哪了，是跑别人那去了！为什么跑别人那去了？是因为我没钱。’”
后来，他坚决签约华纳，“我要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准和安心创作的环境。我没法白天创作自己的词曲，晚会去酒吧被人点唱。”华纳公司提出的条件是，只跟汪峰一个人签，不希望和乐队签。“外国公司有很强的商业契约精神，北京摇滚圈的乐队极不稳定，一闹情绪，一会儿鼓手走了，一会儿Bass又走了，频繁变动对华纳杀伤力太大。他们的诉讼法庭只设在香港，他们有现实的顾虑。”
汪峰这一“单飞”引发了非议。汪峰说，“当时我有一个参照，就是崔健。一个写出《一无所有》的人，这样的人没有摇滚精神吗？老崔和乐队里面的刘元、艾迪等伙伴，将收入谈得清清楚楚，在那个年代，老崔就是用商业的思想来理解他的音乐团队。随着对国外乐队的商业运作了解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有谱。”
汪峰认为，“摇滚需要不妥协需要死磕，这没错，但需要智慧地死磕。”汪峰可以接受在一些具体的音乐产品上向商业做出有效的调整。最出名的例子是歌曲《怒放的生命》，原本的歌词充满着绝望和挑战，音乐公司给出不同的意见，汪峰接受之后，巧妙地将歌词改成一首积极的、脍炙人口的歌曲。
一旦商业成功之后，汪峰会有更多的资源和空间来表现出他精神上的丰富性和批判性，“妥协的时候，别人会骂我是最赤裸裸的摇滚商人。当批判性的《信仰在空中飘扬》专辑出来，他们又接着骂，原来你丫是一个分裂的人”。
汪峰的策略就是，必须做更多的探索性的东西，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商业层面，“别人会看不清，说不清”。声势浩大的鸟巢音乐会上，线下卖出了2000多万的门票。而在线上，汪峰主动同乐视合作，开创了“摇滚O2O模式”。乐视对汪峰的音乐会现场直播，乐视电视的用户需要付费才能收看，最后，线上收入300万。
论及Fiil耳机未来可能的商业模式演化，汪峰说，“第一代产品定义基本完成，Fiil第二代产品会根据流媒体的发展、耳机和运动的结合来设计。”
汪峰透露，他自己的音乐版权在这场版权大战中价格不错。他判断，流媒体向上游的内容端购买版权，在未来，也会和下游的智能播放终端合作开发，只要这家终端公司的力量足够强。所以，耳机在生态链的关系是一种“协作的、被集成的、向智能设备拓展”的关系。
采访结束前，记者忍不住问，“章子怡对你做耳机这事有什么想法？”汪峰很严肃，“她告诉我，这是个特别重要的事，你得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