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韩国人合作拍电影”，这仿佛成为电影行业新人“一战成名”的捷径。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公司开始奔赴韩国找剧本、找导演、找监制、找制作人员......
业内普遍有这样的口碑：韩国制作团队专业、敬业，还比中国团队便宜，并且，韩国剧本优质、成熟。但一种夸张的说法是，中韩合作也可能带来“一个翻译比制作人员还要多的剧组”，而且，中韩电影行业之间不同的规则，也可能引发种种争论。
几天后，中韩合作电影《坏蛋必须死》即将上映。在这部影片中，华谊邀请了冯小刚和姜帝圭作为监制，新人导演孙皓还曾经在《长寿商会》拍摄期间前往姜帝圭的剧组驻组学习；不久前上映的《我是证人》，出品方新线索的老板齐霁，曾供职韩国CJ中国分公司，创业后出品的《我是证人》，是由她从韩国望月人公司购买的《盲证》版权改编而来。
尽管有风险，但韩国的资源，依然让国内电影圈众多新公司、新团队看到了机会。
韩国电影版权，让这家新公司一战成名
“听说聘请韩国制作团队的费用要比国内同等水平的制作团队价格低，是这样吗？”
当小娱把这个问题抛给新线索的老板齐霁时，她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做比较。“我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很多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齐霁的新线索公司，是刚刚下映的电影《我是证人》的第一制片方。这部电影改编自韩国片《盲证》，拿下了2.1亿的票房。
比票房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对于齐霁的重要意义——《我是证人》是她创立新线索公司之后，主投主控的第一部电影，还邀请到了杨幂、鹿晗主演（杨幂的公司嘉行天下获得了40%的投资份额），并且由光线影业负责发行（光线旗下的青春光线也是投资方）。
作为新线索第一部主投主控的电影，《我是证人》获得如此之好的业界资源，与齐霁在韩国方面的背景密切相关。在创立新线索之前，她在CJ中国7年的工作中，操作过《分手合约》等中韩合拍片。
创业之后，她购买了多部韩国电影的改编版权，《盲证》之外，新线索还即将要把韩国电影《捉迷藏》搬上中国大银幕，此外，公司还有一部原创作品，也将邀请韩国团队来承担部分制作。
“有需求才会有合作，这两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太快，但是好的创意不足，韩国其实很多创意对于中国是一些养分和补充，尤其是在商业电影上面，在结构和节奏的把握上会非常成熟。” 齐霁说。
从去年开始，齐霁就在跟《盲证》的版权方商量购买改编权的事情。“去年初跟韩国望月人公司谈这个影片改编的时候，国内市场上的这种悬疑题材基本上没有，当时好莱坞公司也在跟望月人要《盲证》的翻拍权，它们当时首选是好莱坞，但后面的谈判没有成功，然后才决定跟我们合作说做中国版。”
资本全部来自中国，韩国团队占整个剧组1/3
如果说《我是证人》当中的中韩合作，代表着一家新公司快速崛起的方式，那么，《坏蛋必须死》背后的合作则多少有些偶然。
早在2013年，华谊兄弟就曾与韩国公司合拍电影《大明猩》，当时的报道显示，《大明猩》最终拿下了1.1亿的票房，但由于加入了韩方团队，让制片成本增加，这部电影并没有特别赚钱。
从那以后，华谊兄弟在中韩合拍上的兴趣一直不大，更多是在中方投资的电影当中，起用韩国的演职人员，例如《集结号》就动用了韩国的特效团队，甚至影片中很多道具都是来自韩国的公司。
这次的《坏蛋必须死》，由韩国知名电影人姜帝圭监制，韩国演员孙艺珍出演，并且在韩国拍摄。影片一大特色是将韩国的悬疑类型片与中国的喜剧片融合在一起。
但从资本结构上来看，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片，几个投资方都是中国公司。
提起跟韩国之间的合作，新人导演孙皓向娱乐资本论表示，这要从剧本创作说起。
2012年开始，孙皓与扈晶波开始创作剧本，“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是写的日本北海道，在跟冯小刚导演拍摄《非诚勿扰》的时候，我观察日本工作人员的状态，跟我之前看过的很多日本片真是太相似了，特别有意思。”等到2012年8月写完的时候，正好发生了钓鱼岛事件，出于对现实考虑，10月份，与搭档临时决定改为韩国济州岛的故事。这就决定了要在在韩国拍摄这部电影。
当孙皓把这个剧本拿给冯小刚，冯小刚找到了他十几年的好友姜帝圭，二人共同监制。但是，这部电影完全由中国公司投资，韩方在资本层面并没有任何参与。
在整个剧组中，韩国团队大概占到1/3多一点，不到一半。“美术组整体都是韩国团队，制片组中有2/3以上也是韩国人，因为到济州岛去拍摄还是他们对当地比较熟，比如说外景搭棚、预约景点等，这些韩国人出面会解决很多麻烦。其他的部门比如，导演组、录音组等都是我从中国带过去的团队。”孙皓说。
为了能够了解韩国团队的工作习惯和模式，孙皓还在去年姜帝圭拍摄《长寿商会》的时候在摄制组里待了一个星期。“主要是看看韩方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工作的。我每天去他的片场，观察他的工作模式还有他怎么跟韩方工作人员沟通。在《坏蛋必须死》的拍摄过程中，姜帝圭导演也会到现场去看样片，他会站在一个纯韩国导演的角度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的更好。”
两个国家的团队共同合作，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摩擦。一些业内人士私下吐槽，在一些韩国团队多的剧组，有时候翻译的人数就要占到快一半，两国团队的沟通是最大的问题。语言不通之外，韩国人有时还比较“轴”。
孙皓告诉娱乐资本论：“韩国人比较认真，认真分两方面说，机位架起来之后，韩国工作人员会把我的镜头这些东西规制的特别好，在我焦点之内的要仔细规制，但是在我焦点之外的一些虚景整理个大概就可以了，这样给我节省拍摄时间，但是他们只要你机器架好了之后，他们就会弄的特别利落。认真有时候过了头，我们就叫轴，因为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说已经很好了，不用弄了，但是也加上语言听不太懂，有时候就跟他们着急上火。”
韩剧内容改编，符合中国情感价值观是关键
跟这些拍摄中的细节相比，内容方向上的把握或许更加重要。
齐霁表示，之所以选择《盲证》进行改编，就有内容上的考量。韩国大部分悬疑片是比较阴暗，但《盲证》是少有的韩国悬疑片中比较阳光的，改编量上会比较少。
在操作上，与此前《分手合约》在剧本上进行了大幅改动不同，《我是证人》不仅保留了原版80%的内容，还邀请到《盲证》的导演安尚勋担任导演。
“韩国人的情感价值观和中国人的情感价值观还是有区别的。韩国人比中国人更传统，情感价值观更偏男性，其实都市爱情更需要接地气的题材。除非你要做一个不接地气，完全都市童话的电影，没有现实背景。否则还是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存在一些不统一的地方。”齐霁说。
中韩合拍是中国电影成长的过渡期，以后它“也许就变成了当年来大陆的港片”
事实上,从票房和口碑上来看，韩国电影在国内一直不温不火。但是，自从去年中韩签订合拍协议以来，由于成本方面的优势，中国资本开始大量进入韩国，这也吸引着众多韩国电影项目前来中国合作。
在韩国，导演和编剧又被称为“世界杯导演”或者是“奥运会导演”。意思是说，由于韩国电影市场小，可拍摄的题材少，一个剧本从打磨到投资方认可，差不多4年才有一次拍电影的机会。一方面，市场小导致了电影制作人才市场容易饱和，竞争也很激烈。
“韩国的技术人员和演员等更新换代很快，比如摄影、服装、灯光、道具师等人员，一般到40-50岁的时候就没活干了，但他们之前基本都受过高素质和强度的训练。这正是国内导演所缺乏的。中国电影市场对技术人员的需求是有大缺口的，中国就成为消化这些换代人员的大市场。”一位中韩合拍片的制片人表示。
另一方面，由于韩国电影观影人数有限，一般以150万到300万之间的中小成本影片为主。而中国恰恰相反，现在越来越追求大制作，一般电影的制作成本都是2000万到3000万起跳。充足的制作资金对韩国电影人充满诱惑。
其实，现在的中国跟1997年至2000年的韩国很相似，一批新的导演正在崛起。 当时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导演系大部分都是韩国人，而现在，这部分人构成了 韩国导演和电影人的基础。如今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也有一批年轻人在国外进修。
“我们也不想一直用韩国导演和编剧，主要是中国在这方面素养以及态度各个方面都还有欠缺，我们也是承担一定的风险和高额翻译费用等成本，想让他们带一带我们自己的新人。另一方面，相比国内同水平的导演和制作团队，韩国制作团队的费用确实会低一些。在中国制作费用1亿的影片，可能在韩国3000万就搞定了。”上述制片人表示。
这样看来，中韩合拍也是一定时间内的存在，等国内新一代导演成长起来(可能也就是3-5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中韩联合拍摄的影片也许就变成了当年来大陆的港片，慢慢的就变成一种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