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 （ID：caijingEleven），作者：Patrick Van den Bossche、Omar Troncoso、Mike Hales、Stephanie Dotterer、贺晓青，编辑：马克，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科尔尼《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已有十年历史。十年间，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可以非常确信地说，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首次报告发布之时，美国制造业的回流趋势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但2013年以来，美国企业的生产足迹缓慢从中国大陆向外转移，主要转向亚太其他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现在被称为“亚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虽然按照美元绝对值计算，美国从中国大陆的进口额仍在增长，但与Altasia所在国家或地区相比，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占比持续萎缩。这一变化主要对越南、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度产生利好。
早期制造业向中国大陆外转移，核心驱动因素是劳动力成本提升，而过去五年，受关税问题和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大陆在美国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加速下滑。
墨西哥过去几年在美国制造业进口中的占比大幅增长。自新冠疫情以来，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制成品总额已经从3200亿美元增长到4020亿美元（增幅为26%），这是美国制造业近岸外包（nearshoring）增长的另一个迹象。此外，中国企业在墨西哥也一直非常活跃。为了更靠近美国市场，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墨西哥开展制造业务，在那里建立和扩大产能。
十年前，近岸外包还只是一个愿望，但是现在已经成为现实，这一点有大量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可以印证。我们的最新调研结果显示，有96%的美国CEO表示正在评估、已经决定或已经实施制造业务的回流，相比上一年的78%有显著增加。
以上转变首先可能受到消费者情绪变化的影响。即使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美国消费者现在比以前更愿意购买美国产品。同时，消费者越来越关注ESG（环境、社会与治理）问题，呼吁企业增强ESG承诺，包括减少碳排放等。另外，美国政府出台的政策也在鼓励美国企业回归本国。
最后，随着自动化技术可用性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企业可以通过自动化应对高技能劳动力短缺这一企业回流的最大挑战。
图/美国企业回流
图/美国企业回流涉及行业
一、回流浪潮高涨
参与调研的一位CEO说，“在供应链的重构和现代化过程中，制造业的回流将发挥关键作用。”换句话说，制造业回流既是企业重新思考如何构建和运营供应链、引领企业走向下一个十年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
这一转变反映了全球供应链全面重组的趋势。由于这些转变，2022年，美国从亚洲14个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制成品总额占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的比例从2021年的14.49%下降到14.1%。这标志着自2019年以来，美国国内制造业增长首次超过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增长。因此，2022年制造业回流指数（RI）转负为正，RI值为39（见图1）。
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因为2022年美国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比上一年增长了11%，首次破万亿美元大关。
图/美国国内制造业总增值速度
美国企业希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原因包括：政策因素让供应链韧性变得不确定、地缘政治紧张、关税影响、中国持续提升的劳动力成本等。面对这些挑战，不同的企业，甚至不同的行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策略。
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迁出中国，但他们选择了临近中国的“亚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地区。
在消费电子行业，随着产业链体系在东南亚的逐渐成熟，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苹果和三星等公司已经开始将生产从中国迁往越南和印度。在消费电子行业中，因为产业链体系的重要性，将生产完全迁离亚洲尚不具备可行性。随着Altasia受到更多关注，这些国家或地区也在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出台激励措施，推动对这一生态系统的部分复制，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吸引力。
在服装和纺织品行业，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趋势。去年的制造业回流指数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供应链瓶颈等加快了服装和纺织品行业离开中国的速度。这些企业加速向Altasia地区转移，甚至有部分回流到美国本土。
但截至目前，美国国会批准延长普惠制（GSP）的希望渺茫，这意味着即使企业迁到Altasia地区也无法规避美国对华进口关税，所以很多企业又重新回到中国。
还有一些企业正在从整个亚洲地区向外转移，将生产迁回美国或迁到墨西哥，尤其是一些希望能节省大型笨重、低价值密度消费品的物流和运输成本的企业。
在家具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成品组装线搬到了墨西哥。中国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很多中国家具企业进驻了墨西哥的一个以中国企业为主的产业园区。而在蒙特雷及其他一些边境城市附近涌现了很多这样以中国企业为主的产业园区。随着这些中国企业在墨西哥进一步站稳脚跟，将来会有越来越多为他们供货的中国零部件制造商在附近建厂，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中国家具企业的整个“生态系统”向墨西哥转移。
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回流美国本土列入他们的计划。根据我们对美国制造部门高管和CEO的调研，几乎所有行业都有超过80%的企业制定了未来三年内至少回流部分制造业务的战略。其中一些企业所在行业为美国政府鼓励本土投资的行业。
例如，《通胀削减法案》（IRA）的清洁能源条款鼓励美国国内电动汽车发展，《芯片法案》（CHIPS）鼓励半导体行业回归美国。在《芯片法案》的鼓励下，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宣布了若干引人注目的在美投资计划。
在电子制造外包服务（EEM）行业，上述讨论的所有产业链调整战略都有应用。随着电子化趋势加速渗透更多产品，EEM供应商不得不根据客户的战略来调整自身战略。但是，由于规模庞大，EEM行业供应链的转移趋势也会影响其他行业供应链的选择。
还有一些企业和行业尚不具备考虑回流或近岸外包的可行性。例如化工企业，尤其是基础化学品生产企业，他们曾试图离开中国，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但受环境及成本因素影响，基础化学品产业链回流西方地区极其困难。化工行业的成本压力是十分巨大的，所以尽管疫情期间有向中国之外转移的趋势，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基础化学品行业又重新回到中国，并且对中国更加依赖。
在企业的一系列供应链重构战略选择中，回流美国本土是最近一年来势头最强劲的一个。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今年接收到董事会建议，希望把生产转移到离美国市场更近的地区的CEO数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见图2）。一位受访CEO告诉我们，对于回流，他们不仅面临越来越多来自直接利益相关方的压力，还面临着来自社交媒体的压力。
图/希望把生产转移到离美国市场更近的地区的CEO数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2022年，只有4%的CEO尚未考虑回流。2021年的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中，这一比例为22%（见图3）。
图/2022年，只有4%的CEO尚未考虑回流
在去年已经决定回流的公司中，约三分之一表示已经回流了部分或全部业务，而已经做出回流决定的公司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在本次调研中，有不少于46%的受访CEO称其公司预计将在未来三年内实施回流战略。这意味着到2025年，有84%的美国企业部分或全部回流其制造业务。
就本次调研结果来看，制造业回流肯定会获得新的增长势头，因为在仍不确定是否回流的受访CEO中，有85%表示可能会因为其他美国公司的回流动作而改变想法。总的来说，有40%的CEO认为本行业中有一半以上的企业会开展某种程度的回流。
二、美国消费者愿意为回流支付溢价
尽管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知名民调机构Retail Brew和Harris Poll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往往愿意寻找本国制造的产品，其中约有一半的消费者甚至愿意为购买美国货支付10%~20%的溢价。虽然这可能反映了一种美国国民的民族情结，但它更可能反映了后疫情时代消费者对供应链越长越容易断裂的认识，以及气候报告引起的消费者对ESG问题的敏感性。
实际上，通货膨胀可能使制造业回流变得更加容易，这听起来似乎与我们的直觉相反。但很多企业逐渐发现，和“供应链问题”引起价格上涨相比，当有关“百年一遇的破坏性事件”的消息不断传来，消费者对价格上涨往往没有那么多的不满。
以“通胀为借口”（excuseflation ）现在甚至已经被谷歌收录为新词。虽然制造商最初可能只将这些无争议的价格上涨视为提高利润的机会，但他们也可以利用额外的利润作为缓冲，弥补回流或近岸外包面临的较高成本。
在本次调研中，受访CEO反复提到，“减少碳足迹”一直都是他们支持回流和近岸外包的首要考量。制造业回流的一大明显好处是可以缩短运输距离，减少高污染运输模式的使用，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虽然运输在制造企业碳足迹中的占比通常较小，但这仍然是其ESG评分中的一个要素，也是很容易引起消费者注意的要素。
回流的另一个积极ESG影响是可以减轻对劳工人权状况的顾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最近一直在关注来自部分亚洲地区和其他海外制造基地的进口产品。产品在美国边境会被CBP频繁拦截，相关惩罚措施包括扣押、制裁、罚款等。CBP加强此类举措的行动可能导致供应中断，使一些公司措手不及，因此，这也已成为企业考虑是否回流的又一动力。
三、墨西哥是近岸外包的最大受益者
过去两年，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显著增长。与其他国家相比，墨西哥在美国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大幅增加，即使考虑2021和2022年前所未有的通胀率，其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国内制造业产出的增速（见图 4）。
美国自墨西哥进口的急剧增长主要由四类企业推动：
已经开始从墨西哥采购的美国企业，正在加大在墨西哥的采购力度。
在墨西哥生产商品来供应美国市场的美国或欧洲企业，他们希望在墨西哥增加新的产能。过去一年，特百惠、孩之宝、特斯拉和美泰都宣布了扩大墨西哥产能的计划。
在墨西哥生产制成品后销往美国的中国企业。他们这里生产可以避免受到中美关系紧张带来的影响。
中国二级和三级供应商。他们跟随中国制造企业（OEM）来到墨西哥，以便继续为其提供服务。
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增长尚未完全反映在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中，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第一波近岸外包浪潮。这一波浪潮主要利用现在已有的制造基础，通过第三方合同提供全套解决方案（turnkey）。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美国和墨西哥出现了一些影子公司（shelter），为一些非墨西哥企业在墨西哥开展近岸外包业务的相关资本提供掩护。
图/墨西哥在美国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大幅增加
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之所以未能完全反映近岸外包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个原因与推动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增长的中国企业有关。墨西哥经济部称，根据最新数据，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仅增长到约2.25亿美元。
但是在蒂华纳、华雷斯、尤其蒙特雷快速转一圈下来，你会看到不同的景象。中国企业正在那里建设更多的工业园区，这些园区与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蒙特雷附近的北美华富山（Hofusan）工业园类似。北美华富山工业园仍在扩建中，将原来约430英亩专门提供给中国企业的园区区域再扩建100英亩。
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类型也开始发生变化。其中，运输设备（汽车）仍然位居榜首，其次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与此同时，美国其他行业从墨西哥的进口都呈现增长，包括医疗设备、制药、航空航天、家具和建筑材料等行业。随着墨西哥承接半导体封装和测试（OSAT）外包业务引发更多关注，我们可以预见，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量将进一步增长，涉及的行业也将进一步转变。
墨西哥近岸外包的繁荣已经开始加剧高技能劳动力、土地和房地产等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劳动力的短缺和通货膨胀将继续推高人工成本。尽管在蒂华纳、蒙特雷和华雷斯这三个墨西哥北部主要制造业城市，商业地产的投资并没有减少，但由于短期内供应不足，那里的租金自去年以来已上涨高达50%。
这三个城市通常是企业考虑近岸外包的首选目的地。虽然这些城市有一些犯罪团伙的存在，引发企业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但它们仍然很快就要达到饱和。所以，已经有企业开始探索离美国边境更远的墨西哥南部其他州。然而，那里的基础设施还需要墨西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特别是电力以及运输成品往返港口和边境的公路及铁路设施。
四、回流需克服的重大挑战
已经将全部或部分制造业务回流美国本土的企业发现，回流之路比许多“先行者”预期的要复杂得多，因此，实际执行时间比计划的更久。在调研中，一些受访CEO和制造部门高管都提及他们遭遇了措手不及的重大挑战。
回流的首要挑战是产品质量。这些企业有时甚至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如何训练中国供应商生产出满足其严格质量标准的产品的。如果没有留下准确的标准作业程序（SOP）记录，那么现在要搬去另一个新环境，又没有相同水准的人力来完成质检工作，那么对企业来说，真的很难复制当初的成绩。
质量问题不仅仅发生在制造环节，新供应基地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缺陷问题也很频发。这很可能也是之前离岸外包（offshoring）时曾碰到过的问题，但正如某位制造部门高管所说，那时候“这些问题都在那边处理掉了，我们看不到罢了。”因此，在业务回流之初，企业还是需要一些来自海外的输入。
令人惊讶的是，CEO和制造部门高管都表示，缺乏“基本条件”是他们面临的又一挑战：即开展制造业务所需的基础设施、劳动力可得性和劳动力技能以及相应的管理能力。
我们认为，以上挑战正是美国企业表示他们同时也在考虑近岸外包到墨西哥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是，对于“是什么推动企业回流”这一问题，“地缘政治风险”甚至没有入选受访CEO和制造部门高管认为的前五大最主要因素。但从美国最近颁布（如上文提到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针对不公平劳动的行动）或收紧的政策、法规和法律来看，美国政府正试图推动企业做出符合其国家安全和国内议程及目标的决策。因此，许多企业高管不得不开始关注这些地缘政治风险。
因为现在美国正在重建其工业基础，所以这类政策预计会成为新常态。CEO和制造部门高管在衡量、评估和应对这些政策时需要更加灵活变通。虽然其中一些政策短期内对于实现回流目标有明显帮助，而且很大程度上促进了2022年制造业相关建设支出的空前增长。但我们不能忘记，从长远来看，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不能只靠政策。
制造业回流能创造新就业机会，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岗位自然而然就能被填满。我们对制造部门高管的调研结果表明，在2022年第四季度，约有一半的高管称其正在努力填补劳动力空缺，即使是最基本的生产岗位，通常也需要1至3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人。当企业将更多的制造业务带回美国本土，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争夺只会更加激烈。到时又该如何应对？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之一是推进制造业自动化。调研结果显示，在表示自己所在企业已经决定回流的制造部门高管当中，有63%已经决定提高自动化程度或已经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并将自动化作为制造业务回流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高管表示，对于新回流的业务，通过自动化投入减少人才招聘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成本规避”，因此公司CFO有时很难去证明此类投资的合理性。
好消息是，提高自动化不再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首先，机器人的成本在持续下降。斯坦福大学的一项人工智能指数调查显示，在过去五年中，机器人手臂的中位数价格下降了46.2%，促进了全球范围内机器人密度的激增。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美国机器人密度的年复合增长率为8%，现在每万名员工操作的机器人数量为117台。而那些仍然难以证明机器人投资合理性的公司，可以选择Formic等服务商提供的 “租用机器人”模式，以小时为单位租用机器人来自动化处理重复性的工作，从而将劳动力释放出来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有些企业建立了自己的培训计划，自主缩小工人的技能差距。2022年10月，宝马在南卡罗来纳州设立了新的培训中心，提供包括焊接、金属加工、机床和一般汽车技术等职业技术在内的培训项目。此外，由于现代化制造技术更多的时候是要求工人操作运行机器的计算机，宝马中心还提供了数字技能、以及机器人、控制和机电一体化方面的技术培训。
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自身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投资设立专门的培训中心，他们正在向教育机构寻求帮助。例如，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Lucid Motors与亚利桑那州中央学院（Central Arizona College）共同打造了一个内部工人培训基地。在公司启动生产时，已有700名员工获得了培训。
此外，数字化工具和技术也可以用来帮助培训新员工。随着企业环境转向持续的自学型环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员工辅导和培训，就可以用数字培训工具（诸如DeepHow和其他AR或VR应用）开展培训或为车间层面的决策提供指导。
五、美国企业加速从中国迁往亚洲替代供应链
随着回流和近岸外包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对中国来说，情况可能不太乐观。与上一年相比，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其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产品总额中占比再度下滑。然而，美国从中国进口份额的下降不仅仅是因为墨西哥近来吸引力的上升，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从2022年3月末到11月期间实施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通过对中国多元化指数（CDI）的跟踪，我们发现，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在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即CDI指数）从2013年开始经历了十年的持续下降（见图5）。
从2018年第二季度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实施新的关税政策开始，我们可以看到，CDI曲线的下降速度明显加快（5倍）。在加征关税之前的5年时间里，CDI指数只是略有下降，从70%下降到65%。而自加征关税之时起，CDI指数从65%急速下降至2022年末的48%，其中疫情也显著加强了这一下降。
虽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份额大幅下滑，但2018年到2022年，美国从亚洲14个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增长了2640亿美元，因此这一份额的下降实际上仅造成进口额绝对值缩减180亿美元。
图/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在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总额中的占比
为了更好地参与全球供应链，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有11个国家或地区被重新定义为“亚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目前在这些“亚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中，越南表现最为突出，而印度等地也开始成为替代中国的可靠选择。
尽管今年没有特别强调，但在以往的报告中我们曾讨论过，中国台湾地区仍是半导体龙头，而印度也在努力想要取代部分中国制造（见图6）。而现在，甚至一些传统上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也开始行动，希望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中分一杯羹。
图/中国台湾地区仍是半导体龙头，印度努力想要取代部分中国制造
例如，柬埔寨政府将汽车和电子行业确定为重点产业。去年，柬埔寨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以上扩大这些行业的发展，预计将创造26000个工作岗位。柬埔寨的汽车和电子行业发展路线图将使该国成为汽车和电子元件出口的生产中心，从生产简单的零部件开始，然后向生产更高价值的零部件发展。目前看来，该计划似乎已经奏效。
虽然柬埔寨对美国的电子产品出口基数较小，但增长极快。2018年至2022年期间，柬埔寨对美电子产品出口的复合年增长率高达128%。与泰国、越南和印度一样，柬埔寨也成为半导体制造业从中国大陆甚至台湾地区向外转移的早期受益者之一。
六、美国企业需要为回流做哪些准备
供应链重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所以一定不要低估挑战的严重性或者错失这一变革带来的新机会，这是已经开始回流的一些企业给我们的忠告。
前面我们讨论了回流或近岸外包面临的劳动力挑战及其相关的自动化和人才培训与培养需求，讨论了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惊人挑战等等。然而遗憾的是，使企业无法按时完成回流或近岸外包计划的挑战并不仅限于此。
如果选择一个人才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地方建厂，公司就不得不大幅提高工资，这样才能确保获得所需的建筑材料、建筑工人、设备等等。据说，这些都是许多公司回流或近岸外包之初进度缓慢的原因。
事实证明，确保以合理的价格在本地采购到符合质量和服务要求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是回流或近岸外包的另一大挑战，而且这一挑战可能影响物流服务等间接成本。在很多公司，物流配送成本只占制造成本的一小部分，因此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然而，在供应紧俏的市场形势下，这会成为一个高成本瓶颈。
利益相关方的管理也远比预期的更艰巨。比如，如何安排那些原来远程支持海外业务的员工，他们可能必须转而与国内团队合作，或者可能不再被公司所需要。再如，如果公司想要将工厂迁出某个或某些国家或地区，但又不想丢掉在那里的市场，那就必须要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打好交道。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客户期望你比以前更积极地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服务问题或质量问题。
尽管完全避免客户问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早期阶段，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问题可以成为积极因素。因为公司可以通过快速解决这些问题来证明缩短供应链的好处，然后利用这些问题引发对“一个更加灵敏、可靠的供应链如何改善服务水平”的讨论，从而确保成功将部分成本上涨转嫁到产品价格中。
此外，在其他几种情况下，回流或近岸外包也使企业更为积极地考虑价值链转型。例如：
是应该继续生产现在的产品，还是将部分产品委托第三方再回流到本土的制造基地生产更好？
如果在回流后的新成本结构下，提高部分利润较低产品的价格会导致这些产品因定价过高被挤出市场，是否应该继续生产整个产品组合？
能否按实际需要重新分配供应链资源，尽可能做到集中管理，并且从整体上打造一个更精简的组织？
以上问题都不那么容易解决，在原有产业链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甚至也不会轻易提出来。但在讨论是否回流时，这些问题正好可以摆上桌面讨论。
对于所有这些挑战和机会（包括上文未提及的其他挑战和机会），一些美国企业已在积极思考应做的准备，同时本次调研中的许多受访者都承认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附录：
1. 制造业回流指数（RI）
我们对比了美国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柬埔寨）进口的制成品数据和美国国内制成品总产值。
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MIR）是用美国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制成品总额除以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反映了MIR的同比变化，正值表示净回流，负值表示净离岸外包。
具体计算方法是：2021年MIR 14.49% - 2022年MIR 14.10% =39% x 100 =39。
2. 美国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的部分政策法规
《通胀削减法案》（IRA）
《通胀削减法案》的目的是在降低美国消费者能源成本的同时，提高美国国内能源产量与制造业产值，减少国家碳排放。该法案还影响美国企业的回流趋势，特别是电动汽车及其电池这两个仍然严重依赖进口的产业。此外，《通胀削减法案》还提供了税额减免，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美国制造”电动汽车可节省大约30%的费用 。
根据当前的政策要求，只有“美国制造”产品，即至少有60%的组成部分在美国制造，才能享受这一减免。为了推动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到2024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65%，之后继续提高到75%。只要这一政策（和税额减免）持续有效，在美国本土生产电动汽车就会更加可行。
但是，和其他国家的制造商相比，因为劳动者权利和环境法规政策的不同，美国制造商可能不具备任何成本竞争优势。
《芯片法案》（CHIPS）
《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吸引对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的投资，提高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最终将整个半导体生态系统带回美国，减少未来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影响。
美国曾经占据全球半导体市场37%的份额，但现在已经萎缩至12%。目前，将晶圆制造带回美国的资本负担是巨大的。高盛研究部（Goldman Sachs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建造半导体工厂的成本比在中国台湾地区（先进计算机芯片制造业全球领先）高出44%。
因此，为了重建半导体制造产业，联邦政府不得不出台补贴。这些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美国尚在努力推动该法案通过的时候，就已经有若干晶圆工厂在美投资的消息公布出来。
美国半导体行业曾经一度面临高技能人才（和供应商）短缺的问题。相应地，包括纽约州立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在内的几所高校利用《芯片与科学法案》发展相关教育和培训计划，而这些新培养的半导体专业人才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为最大限度吸引任何可用的高技能劳动力，企业和美国政府也试图采用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美国商务部关于计算机芯片制造商必须向员工提供托儿服务才能申请联邦补贴这一要求能否成为有效解决方案之一，还有待观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 （ID：caijingEleven），作者：Patrick Van den Bossche、Omar Troncoso、Mike Hales、Stephanie Dotterer、贺晓青（注：Patrick Van den Bossche、Omar Troncoso、Mike Hales为科尔尼全球合伙人 ，Shay Luo为科尔尼董事，Stephanie Dotterer为科尔尼顾问，贺晓青为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全球合伙人，Alejandro Palma 和Al Samiya Nizam对本文亦有贡献），编辑：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