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降噪NoNoise（ID：forjingyijing），作者：孙静，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BBC纪录片《绿色家园》中，呈现过人与植物互相依附的智慧：在印度梅加拉亚邦的悬崖峭壁下方，卡西族人会利用柔韧的印度榕树根系，在湍流上“种”桥。
他们把榕树种在河边，然后通过竹筒牵引着柔韧的根系向河对岸伸展。那些快速生长的根系聚合到一起，在分享营养和资源的同时，形成一股比单独根系更加坚韧的天然支撑。
一座充满生命力的桥就这样筑成了。
在互联网的黄金年代，这样的“桥”曾以大厂校友会、离职社群等“前员工联盟”的形式存在、生长，成为同袍情谊、创业梦想、价值交换的一个通道。阿里系的“前橙会”、腾讯系的“南极圈”、百度系的“百老汇”一度成为投资人疯狂追捧的“概念股”。
不过相比拥有长久生命力、有“不死树”之称的榕树，大厂离职群的这座“桥”并不稳固。高速变化的互联网行业如同一股湍流，一切组织和个体都不可避免地跟随大势起伏。
一、“大家都在谢幕”
“我们现在还活着，只不过活得比较艰难。”南极圈创始人潘国华坦诚得出人意料。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承认失败或分享正在经历的某种不如意。但他似乎并不介意这些。
作为腾讯离职员工的自发组织，南极圈平台上聚集了1万多名“老鹅”。
找到老潘，最初是想从大厂与离职员工关系的角度，看组织对人的定义在不同大厂、不同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反差。在企业文化领域，这是我好奇的命题之一。
LinkedIn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曾在《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一书中说过：一个员工只有感受到他和所在的组织存在着社会交换的时候，他才会强化跟这个组织的纽带关系。
离职社群应该算得上纽带之一。早年互联网公司都有规模浩大的离职群、校友会，且在江湖上各成一派；但移动互联网催生的新巨头如美团、字节、滴滴、拼多多，都还没有孵化出与其声量相匹配的前员工组织。
即便体量最大的字节——员工数早已超过10万、HR团队是业内知名的招聘机器，离职员工之间仍只是松散的关联，找不到所谓的组织。美团前员工倒是在2019年创立了“三块钱”，但外部存在感不强。
至于拼多多，在一个强调本分、盛行花名、员工入职约等于“社交失联”的高压企业文化之下，校友会、离职群这种组织是否存在，外界不得而知。
不过深入了解后，我发现，在这种关系连接中，时机似乎比企业文化更关键。
比如字节和滴滴都有意效仿BAT，孵化类似的离职员工社群。2022年字节高管还专门与老潘交流前员工社群的运作事宜，滴滴前两年也拉着老潘开过两次电话会议。但后来似乎也没了动静。
字节前中层王笑记得，到2022年底他离职时，都没有听说类似离职社群的存在。他只在原团队拉的小群里，与前同事们保持互动，这种联系更多只是基于对小团队工作氛围的一种认同和怀念。
对于上述两家公司来说，彼时都有比关照前员工更为紧迫的待办事项。滴滴在监管整改中等待上架，字节还在电商、本地生活、全球化多条战线打仗。
即便是风光一时的BAT离职社群，现在也沉入一个平淡期，没了前几年的活跃。最直观的证据是校友会、社群公号更新频次的变化：
阿里集团官方背景的“阿里校友会”，把对“102班同学们”（离职员工代称）的想念停留在了2020年11月26日。最后那篇题为《102班的同学们，我们想你了！》的文章，阅读超过2.1万；同样官方背景的“腾讯校友会”，停更在2021年11月17日，最后一条内容是关于23周年司庆文化衫的预售。
民间性质的阿里“前橙会”，停更在2022年1月17日；“百老汇”最新一篇更新是在2022年10月25日，距今也有半年时间。“南极圈”虽然还在保持更新，但部分内容已经转向行业动态观察。
看得出，无论官方还是员工间的自发组织，对大厂离职员工群体的照拂都在减退。越来越少的内容分享只是一个缩影。
“我们的时代几乎都过去了，大家都在谢幕。”潘国华自嘲现在是躺平模式。
旁人听起来多少会有点感伤和无措。在大厂离职社群最热闹的那几年，南极圈、百老汇、前橙会是VC合伙人眼中的“寻宝地图”，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待挖金矿；这些社群自身也在通过各种形式，为前同事提供帮扶和链接，像前橙会做了私董会，南极圈则通过商业化运营模式，做了类似美国YC模式的孵化器，并在高峰时期投出六七十家公司。
但最近，老潘的主要精力变成帮一些相对资深的前员工推荐工作机会。
对他而言，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他有充裕的时间去消解情绪、更新认知。
无论组织者再怎么不甘心，大厂离职社群的盛衰，终归只是时代的一个注脚。
二、前员工们撑起BAT最早的“互联互通”
2015年1月13日，北京辽宁大厦见证了BAT三家少有的一次“互联互通”。
前橙会组织者寿远、百老汇创办人陈枫、南极圈创办人潘国华以及百度元老王啸、原腾讯SVP吴宵光等四五百人聚到一起，探讨BAT前员工拓宽资源及渠道合作的可能性。
当时三家走出的离职员工，保守估计超过10万。对于这些前大厂人的去向，互联网圈曾有一个调侃：百度出术士，输出CTO比较多；腾讯出谋士，擅长做产品；而阿里出战士，长于打仗斗狠。如果三大门派联合，或许能碰撞出更亮的火光。
有参会者回忆，作为三家大厂的前员工“代表”，陈枫、寿远、潘国华等人还在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大家口中的“枫姐”陈枫，为每家都准备了一份纸面凭证——一个“红本本”。
多年后，许多细节被时间风化成齑粉，“结盟”行动似乎也没有带来实质性的进展，但那个红本本，潘国华保存至今。
其实相比豪情壮志的商业“结盟”，大厂离职员工群成立之初的目标更为淳朴——为聊天叙旧找个线上场所。
陈枫2010年创立百老汇的初衷，只是“闲得没事”，想见见老朋友，但大家总约不到一起，干脆就拉一个聚会群。前橙会的出现是为了大家离开阿里后，彼此还能联系上，“最好能常常碰个面儿”。南极圈的前身叫“永远一家人”，不难看出也是一个情感驱动型社群。
“只有在公司度过的时光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大家才愿意离开后继续联系。”在前腾讯员工、OKAY智慧教育创始人刘希军眼中，离职群是有共同价值观的一群人聚集、寻求彼此认同的场地。
放到更宏大的背景下，大厂离职群的主力大多以公司创业期的老员工为主，因为在BAT成长为巨型互联网企业之前，企业价值观的纯度、对创新的宽容度都是更高的。
南极圈早年还有个“特权”，当时QQ主管给前同事们搞了个特批——总群入群人数无上限。后来赶上QQ统一修改产品规则，“特权”这才名存实亡。
三家之中，百老汇侧重技术产品的交流和培训，始终坚持公益和独立属性，拒绝商业投资；前橙会和南极圈则在2014年前后被推到创业浪潮之巅。
风口其实始于2012年移动互联网的勃发，至2015年举国“双创”达到巅峰。
那段时间也是BAT的黄金时代。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上万名员工一夜成为千万富翁；2016年9月5日，腾讯首次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当一个时代性的机会出现，仿佛一个结界被打开，会有更多的冒险家、梦想家密集涌现出来。新的财富流动就这样出现了。
BAT的前员工们首当其冲。一次前橙会的聚会上，一名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伙人说，从阿里系出来的创业者，公司估值要比其他人多20%以上。亦有阿里高管回忆，他的一个下属，写了一份PPT就拿到了融资。
正是在这个时期， 杭州西溪路的福云咖啡、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3W咖啡，成为阿里系创业者、腾讯系创业者的著名据点。大厂离职社群也成了汇聚资源的线上平台。
“腾讯是一个‘封闭’的互联网公司。创业者对生态外的世界不熟悉，我是一个节点，帮他们对接人。”曾有一名前同事的创业项目急缺流量，老潘牵线给乐信创始人肖文杰——另一名前腾讯人。肖文杰很痛快地答应帮忙。这个同事的产品顺利进入到分期乐的平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流量；当然乐信也不亏，相当于多了一个产品服务。
创业潮来临时，社群人气一天比一天火。如果老潘某天不看微信，群内未读的聊天记录几乎拉不完。根本看不过来。
当时甚至出现一个奇葩景象：一些人会出于各种商业诉求，冒充前腾讯员工入群。后来南极圈不得不增加入群审核——持腾讯校友会补开的电子版离职证明，才能加入社群。此后冒充人数断崖式下跌。
狂热的气氛仍在四处传导。百老汇的2015年会上，组织者通知了16个创投机构，结果现场去了30多家。投资人路演现场变得像集市卖东西一般，热闹、随意而混乱。
南极圈也做过开放式路演。2014年南极圈获得1200万元投资， 其中腾讯集团出资900万元、国金跟投300万元，做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老潘记得，2014年至2015年，创业项目质量很高，参加路演的双方级别也都很高：基本一方是创始人，另一方是红杉、经纬、真格、源码等明星投资机构的合伙人。
大概从2016年开始，一些路演项目就没那么靠谱了。与此同时，创业者本人不再直接出面，投资机构代表也从合伙人级别降到投资经理，还是刚入行、资历很浅的那种。
“（路演）这个事情开始泛滥了。”老潘觉得不太靠谱，取消了路演项目，改做“投资大咖面对面”，每场邀请一个投资机构合伙人，与五六个项目合伙人深入面谈。
当然作为“前员工联盟”，离职群里从不缺乏情分的流转。某年，一名跳槽到阿里的腾讯前员工，在东南亚遭遇车祸，医疗费用上百万元。闻讯后，在腾讯、阿里两家公司都启动救助流程的同时，前腾讯人、阿里人也都开始了自发援助。在南极圈公号发布这个消息后，一堆人用微信、支付宝接力捐款，此时没人关注公司竞争及产品区隔，最终各方渠道合力筹集了200多万元救助款。
曾有人创业失败了，公司十几号人，没有找到下家。消息发到社群，很快有人伸手援助，把十几名员工全都接了下来。某个网红性质的创业项目没钱了，火烧眉毛，群友接力众筹，愣是把自己帮成了股东。类似的事，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大厂离职群。
还有人遇到父母生病，或者老家拆迁家人被打得不平之事，在群里寥寥数语，前同事们或慷慨解囊，或通过传播渠道发声，支持维权。
离职群始于公司和工作的连接，但社群的性质又放大了“人”的社会属性，有了江湖的味道。
而连接中产生的价值感，曾经是老潘这些社群发起人的骄傲。
三、大佬的预警
2018年前后，最前瞻的一批互联网人看到，造富的时代快结束了。
这一年，大气候、微观生态都在剧烈震荡：中美贸易摩擦、资本寒冬、互联网巨轮纷纷掉头转向产业互联网……一种让人不安的不确定性若有若无地扩散。
“南极圈”2019年会上，曾李青到场演讲，他从一个另类视角为老同事们作出预警：前几年经济火热的时候，总有中介打电话问他卖不卖别墅。但今年，他连一个这样的电话都没有接到过。
他语气凝重：目前融资环境很差，想要打工的同学，如果能回头，就赶紧回头。已经在创业的，那就要赶快用掉50%的时间去融钱，这个时候忌破釜沉舟式创业，比如卖房筹钱，都是不理性的。
反映到离职社群里，创业的人明显变少了。这种情况在随后两三年有增无减——监管政策及疫情冲击之下，整个互联网行业的主旋律变成了降本增效。
对于个体而言，从主动离职创业的激情澎湃，到只想保住体面的大厂工牌，前后也就四五年时间。这个时间标尺，同样也丈量着大厂离职群从紧密相连的“桥”缩回到平淡周期的长短。
对于全情投入的人来说，这多少有点残酷。风口之上的时候，大厂离职群作为一个资源链接平台，似乎有无尽的机会实现商业化。
除了传统的YC式孵化器、FA、猎头业务，多家社群还都做过私董会、游学、企业家俱乐部一类的商业探索，甚至连社群公众号都具备了变现能力，比如粉丝超10万的南极圈公号，曾经接到过富途、分期乐以及一些证券公司的合作投放。
但回过头来看，这些商业探索大多算不上成功。“从社群切入是一条不归路”，潘国华最终痛苦地发现，这种商业模式难以成立，因为社群的属性决定了群内信息的透明化，越往后面，社群组织者的链接价值越小。其次，熟人生意不是一个健康的商业模式，付费一方是陌生人的生意才能长久。
大厂社群们陆续回调到公益价值的轨道上。但这些社群对于当下年轻的大厂搬砖人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吗？
答案恐怕不一定了。
四、去中心化的新“联盟”
如今的阿里已经拥有22万员工，腾讯有10万+，百度也有4万+，公司对人的关照、人与人的联系本就不太可能像互联网创业期那么细腻、紧密。
从南极圈的人自称“老鹅”，从新离职的阿里P8对前橙会仅停留在听闻层面来看，隔阂正在发酵。
刘希军记得，2004年前后，一二十号人挤在北京建威大厦一间还没有客厅大的办公室，电脑太多、大厦经常断电，满屋子人停下来聊天，无所顾忌，也没有太多层级概念。
第一代互联网从业者人少、流动也少，彼此共事的时间也更长。这种亲近性和信任感也成为大厂离职社群的粘合剂。
但对于窝在1.4m*0.8m的工位里、自嘲大厂螺丝钉的新一代互联网员工来说，这种松弛更像奢侈品。
当前互联网发展已经进入平稳期，大厂的末尾淘汰制使得人心惶惶，晋升空间也变得狭小。人的内卷、企业的外卷，正在重塑职场。
“前几年行业狂飙突进，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晋升上去了，但那时是有很多场景来锻炼能力，现在行业稳定了以后，分工越来越细，但你真有那么多产品可以来证明你的能力吗？”一名在阿里工作四年的前员工如此反问。
某短视频平台的员工告诉我们，他曾经有个同事因为内容审阅速度太快，被路过的另一同事举报作弊而遭审查 。
一位字节前员工在“微头条”工作时得知，一名数据处理的人员因为对质检的检验结果有异议，多次争执后便在办公室殴打了质检人员，因为质检部门的评判结果有可能让相关数据处理人员直接被优化掉。
前述字节前中层则吐槽，伴随公司这两年的疯狂招人，企业文化被稀释，一些阿里、百度前员工进入字节后，卷起了PPT汇报文化和地盘意识。
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实际行动，也在加深员工只是格子间“工蚁”的认知，比如只想以金钱换时间。一到35岁，昔日的人力资源便成了HR眼中的“熵增”。
很难想象，突然被裁员或者带着怨怼离开公司的前员工，还愿意与前司保持友好联系。
还有一个新的情况。这两年大厂彼此业务竞争更为激烈，互相进入对方领域“搞事情”的情况越来越多。作为外卷的一个衍生品，大厂对员工“竞业协议”的限制范围不停扩大、条件越来越苛刻、甚至写进了校招生统一劳动合同。
有大厂前员工称，前司HR为追踪离职员工是否入职了竞业协议范围的企业，会发“钓鱼”快递直接到现任企业前台。一旦前员工本人签收，紧随而来的便是起诉书。
前员工跟前司的关系愈发微妙，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依托熟人关系在小圈子范围内抱团，而不是前司的大联盟。
比如在一个氛围还不错的小团队，成员会互相扶携。一个人有了更好的去处，可能会为其他成员铺路，直接带人履新。深入地聊天互动、对共同过往经历的怀念、信息链接也只会发生在一个个类似的离职小群里。
上述阿里前员工的第一次转岗就是为了追随一个小组长，那位颇具领导力的小组长后来跳槽去了字节，也带走了几个人，组建新的团队。
这或许是新的“联盟”的开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降噪NoNoise（ID：forjingyijing），作者：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