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索尼
文/卫西 本文写于06年8月
在20多年的商业史上，中国企业界期许成为“中国的索尼”，成为“中国的盛田昭夫”的声音曾不绝于耳，但当迈克尔·波特追问《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之时，当年之“日本偶像”早就被从公司的墙上摘下，换成了美国超级CEO杰克·韦尔奇，或者新经济英雄们“革命者”式的画像，甚至再加上韩国三星李健熙的“铁血”面孔。
在中国商界时髦多变的“榜样”单上，索尼没有摆脱其似是而非的命运，要么被视为一个非西方公司的“神话”而顶礼膜拜，索尼的国际化象征了“日本崛起”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能够达到的高度；要么在其陷入亏损和经营的困境时，人们广泛质疑其“软、硬件”结合的战略，视为妄图建立封闭世界标准的又一个正遭遇失败的公司帝国：此时，“强悍”的三星似乎正在颠覆其在消费电子业的“硬件”地位，而以海湾地区数字文化守护神麦克卢汉为信仰的乔布斯（苹果公司），正在阻击其在娱乐和媒体业的“雄心”。
无疑，在“美国制造”越来越大兴其道的中国企业界，“日本制造”曾经具有的标杆地位已经模糊。这不仅源于“中国崛起”引发的东亚格局巨变，实际上更源于我们“不求甚解”的习惯。对于索尼这样的标杆，中国家电企业20多年后依旧在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挣扎”的困境显示，当年高呼“成为中国索尼”的现象，在作为非常营销的口号和“正心诚意”的学习之间，本质上具有巨大的差异。而我一直怀疑，我们的困境也在于缺乏真正基于事实的探究，便沉溺于方法论的喧嚣。典型如当年的中国政、学、商界硬是将日本竞争力的来源，误读为所谓政府主导的“产业规划”，十数年间在“强权主导的现代化”里兜圈子而不自省。我们对于世界商业史和企业史同样存在着惊人的无知，很多时候就是基本知识的匮乏，这让我们更多的时候困惑，何为索尼？遑论学习标杆。只到一本没有太引起国人注意的书《索尼的私人生活》（中译本）出现……
事实上，这本2002年曾被排列在文学小说类书架上的企业传记，本身就是一个标杆。它焕发的光芒不仅让《索尼的源流》这样出自索尼本部的厚书显得更像一个企业宣传的小册子，而且也让那些试图演绎和兜售索尼成功法则的“管理秘籍”黯然失色。简洁地说，这是一本深入索尼的灵魂，并与之真正面对的书。其获得这样的成功，恰恰并不在于作者妙笔生花式的演绎，而是其谨守探究历史的原则，还原索尼的朴素想法和能力。
以“私人生活”（the Private Life）这样的角度，追寻一个在二战废墟上诞生的日本小公司50年间如何成长为国际化企业巨人的本质，完全出人意料。但作者以索尼“核心层的人际关系”（核心层的内部斗争）为轴线，几乎脉络式的还原了从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到大贺典雄和出井伸之时代的索尼50年成长历程。这无异于一次重建索尼历史的探险之旅。
约翰·内森，加州大学日本史专家，就此踏上了自己追寻的目标。在他1961年由哈佛转入东京大学时，他就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热忱而冷静地探究这个战后废墟上的国家和人们如何追寻和建立新价值？对比那些抓住日本经济崛起某些片断就急于总结模式的研究者，内森在日本成长本质中，看到更多的是艰难和冲突，甚至是悖论。索尼这个日本战后的“奇迹”自然没有例外。内森试图透过索尼核心组织的运行方式，打开一扇窗户，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岁月里，日本面临的挑战：要调和两种截然相反的、而且常常是不可调和的现实观点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而这种观点，一种深深植根于本国传统，另一种来自于难以理解的外国文化。在本书中，被自己的儿子称之为“伟大的表演者”盛田昭夫对此精辟的总结：“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我们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
在这样的事实下，整个日本最痛苦、最激烈的文化融合场所，并不是在21世纪初卡洛斯·戈恩治下的日产公司，而是在50年前的索尼踏上美国寻求国际化时就诞生了。从哈维·沙因、彼得斯、古柏，到舒尔霍夫斯基，60年间索尼与西方经理人复杂多变的关系，纠集在消费电子与好莱坞娱乐业的战略冲突中，直到在索尼电子和娱乐之间建立起一种战略性的合作关系的斯特林伯格，接替出井伸之成为索尼的首席执行官，才最终尘埃落定。
而内森以一个杰出记者那样的敏锐和探究的能力，教徒般的恪守专业价值的操守，获得了遍布全书的核心细节，让他重建索尼史的努力显得尤为可信。
很多时候，这本书所传递和承载的索尼，对于中国的读者（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企业界）来说，都是第一次获知。这无异于重新发现索尼的知识和心灵的双重旅程。我有时候困惑，为什么这样的书没有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经典？反而是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编著式的东西大兴其道？
对于一个正在加速度步入公司世界的中国，我们对于商业史和企业史却存在着惊人的无知。这让我们在面对一个本质上的商业和公司时代，要么显得傲慢无知，要么显得自卑愚蠢，缺乏本真的追问，以及真正站在世界历史和文明上的洞见和创造。那种“摸着石头过河”和“白猫－黑猫论”，从政经体系蔓延到商业和企业实践。当我们的政界和商界以此为荣，以此为旗，肆无忌惮地挥霍勇气和时间时，正如，30年前的“日本崛起”，却是在吸收美国最具有创造力的管理思想――戴明、德鲁克等思想的基础上“崛起”，这让日本人能够有机会在以公司为本质的全球竞争中曾震撼“美国世纪”的商业基础，而中国人却在全球竞争的价值链低端挣扎，并至今苦苦求解，这决定性的标定了时代价值的差距。
这也可能是中国没有诞生索尼式企业的原因所在。
由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从事日本问题研究的约翰·内森教授所著的《索尼的私人生活》，是一本目前为止能够深入探寻索尼公司发展历程的好书。作者以书写历史的态度，采访了至今还健在的索尼发展史上所有的关键人物，获得了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第一手资料。透过聚焦描写贯穿索尼发展至今的4位灵魂人物:井深大、盛田昭夫、大贺典雄和出井伸之，逐一揭开索尼这样一个由日本战后废墟上建立的小手工作坊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全球企业帝国的所有谜团。
本书作者洞察到“私人关系和个人感性在索尼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是由于索尼创始人井深大对技术的坚持和远见，索尼开发出了收音机和彩色电视；因为井深的追随者盛田昭夫的国际化企图以及制造需求的能力，索尼得以成为全球企业并创造了Walkman这一虽无技术创新含量却拥有巨大市场空间的产品；大贺典雄这个盛田选中的接班人以音乐家的身份创造了CD，把索尼带进了数字化时代，并将索尼的营业额在13年的时间里从150亿美金上升到450亿美金；被大贺钦定的索尼现任总裁出井伸之则是致力于把索尼带进网络化时代，并试图对索尼沿袭了几十年的日本式管理体制进行脱胎换骨变革的重要舵手。他们组成了索尼神话的成功经验：“重视企业品牌，具有敏锐的目光，善于发现市场需求的新动向，选取电子产品发展的制高点，不断开发新产品，以创新带动市场，并使企业始终充满、向上的活力。
但也正因为索尼领导人个人意志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充满激情的梦想逝去所造成的遗憾为索尼日后的衰落种下了危机，也使得出井伸之在接掌索尼后，必须要力行变革才能使得索尼能够保持优势走向未来。通览本书后可以看出作者更多的是从美国与日本两种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记录一个日本企业走向国际化的种种尝试和磕磕绊绊的艰辛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问题不是最大的挑战，而日本式的企业经营理念，决策过程，商业运作，领导人个人意志在与西方世界商业社会融合中所遇到的冲突和摩擦，成为索尼走向国际化无法回避的重大阻碍。这实际上是深层次文化冲突的外部表现。而这些问题是所有日本企业甚至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挑战。
值得提出的是这本书完成于1999年，那时的索尼还没有遭遇到现在的危机。自从进入2000年后索尼面临了比较严重的业务衰退，仅2003年第一季度索尼就亏损了大约10亿美元，出井伸之也被美国《商业周刊》列为2003年度“最差经理人”，在外界眼里索尼神话似乎已经终结。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出井伸之没有带领索尼顺应商业世界的新变化进行有效率的反应——确实如此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厂商都拥有了先进的技术，每当索尼推出一种新的产品，他们很快就能跟上，产品性能上并没有太大差别，索尼能独领市场的时间越来越短。以前的技术创新在现在已经不能给索尼带来太多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面对市场的变化，处于变革中的索尼却很难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因为索尼太大了，做任何变革都不容易，过去的成功更是导致内部人员安于现状不愿意打破现有的状态。
当然索尼不会就此衰落，索尼已经宣布了“再造索尼”的结构调整计划，并且计划在索尼60岁生日的时候，也就是 2006 年度营业利润率要达到 10%”。当然出井伸之为此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现在的工作甚至要比当时通用电气的韦尔奇难得多，因为他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带领索尼继续变革，而且因为索尼是一间日本公司。在日本，政治体系及经济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与此同时还要面对索尼内部的抵抗力量，还有互联网、宽带以及无线等技术一日千里的冲击，对他来说，这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工程，发展速度之快恐怕就连他也无法一手控制，但他是惟一一个对此胸有成竹的人。
读点：水路两栖人——盛田绍夫的索尼人生
文/圣心湖 豆瓣网友
盛田绍夫曾给他的私人俱乐部取名为“两栖俱乐部”，意为日本商人要在海洋上和陆地上都能生存，既要根植于本土的文化价值和习俗，又要能适应甚至模仿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习俗。这个词可以说恰如其分的阐释了索尼人要做的努力。然而，即使是盛田本人都无法完全在这两个角色中转换自如。他们努力的去做，也曾辉煌过，但是在通往国际化的路上每一步都走在荆棘里。这也为日后索尼的没落埋下隐患。
索尼公司起初并不叫索尼，而是比较拗口的“东京通信工程公司”，成立于二战后。1953年，盛田绍夫去美国旅行，美国的先进和繁荣令他大开眼界。而随后的欧洲之行，德国战后经济复苏的景象让他又心感不安。有一次在德国一家餐馆吃饭时，服务生给他端来一盘冰激凌，旁边用小纸片做装饰。服务生还很殷勤地告诉他：这个纸质的小玩意产自日本。这件事让他终生难忘，因为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将“日本制造”与小饰品和廉价的仿制品联系在了一起。
这次西方之旅让盛田意识到了建立国际品牌的重要性。回到日本不久，盛田就将公司名称改成了现在所熟知的“Sony”，并在羽翼初展之时，将目光投向了美国，从而开始了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之路，当然，更多的是火花。
传统的日本人并不擅长交流，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商业圈子中展开业务，而当他们游离与这种商业圈子之外并与其他文化交流时，会感觉沟通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往往奉行集体决策的传统，他们没有独立决策的权利，另一方面，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中更加注重形式和礼节而显得隐晦含蓄，这让行事风格直接和充满语言冲突的美国人颇为不适。
而盛田则完全不同，他的美国朋友彼得森这样评价“每当昭夫到美国做生意时，无论是谈合资企业，还是许可生产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务，他可以拿起电话就与任何一名美国商人畅快地交谈。盛田对这些人的性格特征十分了解，接电话时从不会说‘你是谁’，也从不用翻译员。坦率而言，很多美国商人对日本商业文化是陌生的。他们与日本商人在一起时非常不自在，而且他们大多不了解日本商人的为人。但是他们却认可盛田，所以当盛田打来电话时，他们愿意倾听。”从70年代到80年代，盛田都致力于在全球商界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热情好客，热衷于社交，且积极的与政界往来：基辛格、日本驻美大使都是他的座下常客。盛田的妻子良子也从一个幕后的传统日本女人变为一个极富魅力的沙龙女主人，她学会了做美国、法国以及意大利菜肴，并和时尚界、收藏界的名流结为好友。
在那些与盛田有着长期交往的西方人看来，盛田与他们职业生涯中的遇到的“典型”的日本商人完全不同：“他既不沉默寡言、言谈拘谨、自命清高、难以捉摸，也不高深莫测。相反，他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发动机，爱好社交、充满热情、淳朴自然、富有领袖风度而且幽默风趣。最突出的一点是，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会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盛田的声望与社交关系无疑是索尼的无形资产。
你也许会问道“盛田真的就完全能接受和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和习俗吗？”答案是盛田当然没有被西方世界真正同化，在索尼本部的“核心大家庭”中，以盛田为代表的领导人个人意志在公司中起着拍板的作用，这与西方严格的公司化、制度化管理显然格格不入（这也是索尼美国公司的几任美籍经理人都没有好下场的原因，他们最终都因为文化的差异产生矛盾而被迫出局）。在家庭中，盛田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专制的家长，他讲求尊卑有序，他的话语就是命令，他的命令不容置疑。他希望妻子在他需要的场合站在他身边，而在他不需要的时候站回幕后。甚至是曾经作为长子的盛田所痛恨的“长子”身份给他带来的各种压力和责任，轮到他选择家族继承人时，他仍然坚定不移的选择他的长子秀夫，而不是更为优秀的次子昌夫。
作者同样也在回答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盛田会为了创造所谓‘熟悉的错觉’而不惜竭尽全力”。可以说，盛田为索尼能够打入西方市场而耗费了毕生心血。它不仅要协调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还要随着准备着来自市场的风险和挑战。因为历史的问题，日本产品在推向国际时会遭遇种种阻力。在中国，每一次中日敏感时刻都会伴随着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活动。在美国，随着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的兴起，以及日本人深入美国市场疯狂收购的举动，美国也会不时掀起一阵“反日”收购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盛田不得不带着一副开放包容的面具，以求积极的融入美国社会。那么摘下面具的盛田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即使是他身边的最亲近的人也无法说的清。长子秀夫在回忆父亲时说道，他的父亲毕生都是一个完美的演员。
“如果你想扮演一个国王，你就必须始终像个国王。我的父亲颇善此道”。
也许很能说明盛田矛盾性格的一件事就是参与《日本可以说“不”》的撰写。这本书被认为极具有反美情绪。合著者便是去年在“钓鱼岛”事件上声名大噪的石原慎太郎。其实，盛田在书中撰写的言论比较的温和，然而，当这本书在美国市场上出现时，盛田“好像长期以来在西方朋友面前一直都在小心戴着的面具顷刻之间被人撕去”，他只好精心策划公关活动，并且把煽动性的话语全都赖在石原头上，而且在再版时，他要求删去书中他所写的部分，重拾他在西方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书可以再版修改甚至重写，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却是一刻不曾停止。盛田可以刻意扮演成一个赢得西方好感的“熠熠生辉”的卓越企业家，但是却无法几十年如一日的掩饰他下意识里对的西方人形式风格不满。就如同两个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的恋人一般，往往相恋时可以包容一切，时间久了却会产生种种冲突。大贺典雄如此、出井伸之也如此，所以那些美籍经理人只能与东京总部发展阶段性的友谊，却始终无法进入索尼的“核心大家庭”。
作为一本企业传记，作者约翰•内森教授将其命名为“Sony: the privaite life”不无道理，从几代索尼领导人的个人关系网中，你可以站在一个高度将索尼的历史一览无余。索尼是一个日本企业，但是并不像传统日本企业那样，集体权力高于一切。恰恰相反，在索尼的成长史中，领袖的个人意志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梦想家井深大和实干家盛田绍夫，几乎奠定了索尼的格调。这也许就是索尼能够大胆启用“国际本土化”战略，能够为了盛田的一个电影梦而收购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并创造一个个令人惊叹的举动的原因。深刻的洞察了个人意志与私人关系在索尼发展中所起举足轻重的重要影响，以及背后东西方文化的种种冲突与调和，使得这本企业传记不流俗于表面的记事，而更有几分商业社会学的味道。
这本书花了三个晚上读完，每个晚上都是伴随着索尼的梦入眠到醒。索尼的故事里面，可以联想到太多的中国人的影子。在国际化的路上，日本人所经历过的，中国人也正在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