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d耿乐：“你看上去挺Gay的，你是吗？”“不是”，“可以掰过来”

文 | 左蘅，编辑 | 小肥人，摄影 | 崔神，采访 | 左蘅 崔神

耿乐将玩偶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好多人询问购买渠道。以前的领导提醒他赶紧删掉，因为「不符合你的身份」。「我觉得没有什么…让‘帅哥’（玩偶）每天给我跪着，挺有意思的。」

耿乐在学校时就是学生干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爱挑头」。他曾和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聊天，奇怪对方为什么不发微信朋友圈，对方则说他是「孔雀型」人格。「我爱组织活动，爱当领袖，我特别爱表达。朋友圈别的CEO一年都不发一两条，我每天都发，别人估计都觉得（这个）CEO没有城府。」

当2014年记者第一次来到北京蓝城兄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城兄弟，旗下有男同交友软件Blued等）时，其员工只有40多人。现在，二层空间扩大了一倍，员工已达181人。公关经理邹盛龙说，二楼马上还要打通一堵墙。

「我们那边又租了将近2千平米，正在装修。需要孵化一些创业公司，在国外也投了一些公司，也开始投资一些同志的相关公司在做布局。」耿乐说。

广告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以至于他对销售团队说，「卖得慢一点，卖得贵一点。」今年刚尝试的直播也很挣钱，「流水很高…第一个月就挣了1200万左右，月增速是30%到40%。」

C轮和C+轮融资公布后，媒体接踵而至。就在采访前几天，耿乐向副总裁李奎发了点脾气，指责后者将其采访安排得过于紧密。

显然，蓝城兄弟创始人兼CEO耿乐早已不是那个听到「同性恋」三个字就手足无措的人，也不再为了争取一分钟路演机会而忐忑不安。面对摄影师的镜头，他放松、自信，只是言语间低头看了看：「袜子穿失败了。不会拍到吧？」

他调侃另一家媒体的男记者：

「你看上去挺Gay的。你是吗？」

 

「不是。」

 

「可以掰过来。」

进击的CEO

邹胜龙说耿乐经常开他和李奎的玩笑，说他们是「乡村版公关部」。邹告诉记者，自己是公司唯一的处男，耿乐会叫他「老处女」。很多同事之间也以「姐妹」相称。

谈话间，一位男同事分花拂柳地走过，邹打趣道，「这种（同事）就是骚浪贱。」说着，同事盈盈举起右手：「Hi, give me five!」

蓝城兄弟今年下半年有两件事：商业化和国际化。耿乐希望三年左右，公司在美国上市。

目前，Blued官方公布的用户总数为2700万，其中海外用户约占用户总数的20%。耿乐希望明年中旬国内外用户比例持平。「现在我们的用户注册（数量）是全球老大，（但）我们在很多地区的覆盖是不够的，大部分的用户都在中国……我们希望今年把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全部吃掉，成为当地的NO.1……不止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尼，增长都很快。」

他说公司今年的目标是「成为亚洲老大」，并且「找当地人做当地事」。「我们在泰国组建了办公室，一定不要雇在泰国的中国人，要雇泰国本地人。」

拉拉公园市场部一位员工告诉博望志，因泰国信用卡普及率低，付费习惯差，中国的交友软件很难有可观利润；台湾虽然不错，但也面临Grindr、Jack’d等多款国外软件的竞争。总之，他觉得Blued出海之路挑战重重。

蓝城兄弟的欧洲办公室也即将组建完毕。业内人士张鹏鹏（化名）认为Blued的国际化势在必行，「在国内已经没有办法去讲增长规模了……（Blued的背后有）DCM这些企业，如果不出海，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他们觉得这个公司没戏，这个钱也就翻个几倍，也就那样了。」

傅孟申（化名）是一位男同志。他告诉记者，在同志群体中，Blued至今仍被视为约炮软件。耿乐不否认约炮是一部分用户的需求，并且「成年人之间不伤害第三方的健康性行为应该是快乐的，应该是他们的自由，没有什么道德可评价。」

但他也注意到很多用户的签名是：不约；拒绝勾搭；有男友。在耿乐看来，「这种社交不是性的社交，还有情感、兴趣的交流，各个方面的生活服务类的交流：你用什么化妆品呢？我要去打球，附近有没有球友？类似这样的。」

今年蓝城兄弟开始做直播，耿乐将其定义为「娱乐产品」。未来，他们还会尝试「旅游电商、游戏，」耿乐相信「约炮的标签慢慢会被淡化。」

傅孟申觉得这并不容易，他说很多同志一旦有了稳定的伴侣，就不会再用同性交友软件，「用的话就像背地里偷情的感觉」。对此，耿乐并不担心，「两个（人）可以共同注册帐号，公开你们的爱情，大家都来围绕和支持你们……可以搞家庭聚会，我们一起出去郊游、吃饭。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社交的氛围，但是在生活当中他们很难找到。」

据说，Blued已占据中国同性社交市场近九成份额，「基本上别人没有机会了，」耿乐说，「现在有一家做电商的，卖同志比较喜欢的商品，在我们这儿投广告之后，当天是他们有史以来流量最高的……我一直说未来给自己的定位不是一家中国的同性恋互联网公司，而是全球的同性恋生态型公司。」

*耿乐醉心于摆弄这些玩偶，「让‘帅哥’每天给我跪着，挺有意思。」

北京，北京

耿乐原名马保力，19岁毕业后在秦皇岛当起了警察。他当时一心想当刑警，想办案，因为「很有意思」。后来他的文章陆续见诸报端，还喜欢深度采访公安局一些有意思的案件，写成报告文学，挣稿费。领导发现后，就想调他到办公室写材料。

他找到警校校长，说自己不想去。局长给办公室支了一招，让其找耿乐谈话时提醒这个孩子：「业务处做一个小记者民警有什么出息呢？根本见不着领导。你在领导身边，领导每天看到你，要提拔你的时候，要认识你、了解你、知道你，当然就给你机会了。」

耿乐就过去了。

2000年，耿乐创立同志网站「淡蓝色的回忆」，后于2006年改名为「淡蓝」。那时候，他喜爱阅读同志文学、小说，「写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散文。」虽然那些页面早已删去，但耿乐还有印象，「比如说什么我有一颗寂寞的烟，写那种天色暗淡下来，然后大家怎么坐在窗前……青春已经过去，我们要迎接新的东西。」

在公司还只有4、5个人的时候，每人每月开1500元。那时候有网友的捐助，按照耿乐的说法，钱是从「四面八方」汇过来的，但每个月他自己还得掏几千块。后来受一位做杂志的朋友启发，他们尝试登广告挣钱。最开始切入谷歌的广告，每个月谷歌会把一两百美元汇到邮局，他们再拿去银行兑换。

一度，网站服务器每年被关两三次。耿乐带着团队「游击作战」，「上海、宁波、江阴，（还有）好多南方的小地方，深圳、天津也呆过……被人发现了就撤。」

他给某地公安局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有人举报他们是同性恋网站。耿乐要求对方出具说明，对方说：「还是走吧，换一个大点的城市……我们不关你，省厅就会下来人让我们关。」

当时他们在租房的门上安了猫眼，总担心敲门的是不是公安局的人。「我跟网监的关系特别好，网监的处长跟我一起提拔的，都很年轻。我经常到（他）办公室聊天，我不是跟他聊天去了，我是想看那个桌上有什么政策文件，里面有没有写同性恋网站是有问题的。」

26岁时，耿乐提为副处长，享副科级待遇。现在回顾从前，他觉得自己当时有点骄傲，开车都有点横。并且「大家的竞争挺激烈的，公安局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单位，每个人都想当领导」。

转折源于一件小事。一次到分局开会，一位大领导要吐痰，耿乐跟过去帮忙踩痰盂踏板，一不小心没踩住，领导的痰黏在盖子上。「领导特别生气，瞪了我一眼，」他回忆，「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开心…凭什么工作的时候要这么伺候你？你跟我非亲非故，无非你是一个领导。」

临近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耿乐察觉到一些变化。2009年，他请了长假，抱着「大战一场」的决心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北五环外的立水桥，「一楼带一个地下室」，把地方收拾干净，七八个人住在一起。还把院子里的杂草清理干净，自己种菜。

他来北京有一个更实际的目的——好招人。「在秦皇岛，技术人才特别不好招。第二个来北京见客户比较方便，比如说酒吧也有，大的品牌也有……这些客户可能找我们投广告。」

耿乐翻出夹在笔记本中的一张纸条，写于2009年，上面记录着海淀分局网安处一位女警官的手机号和QQ。刚来北京，他就直接跑到海淀公安局，想问清楚运营同志网站的尺度和边界。「当时特意找了一个女警官，好说话。她也是比较严肃地说，可以开，但是你们一定要管住……管理互联网，不止公安局一家，很多部门，大家会拿放大镜去看的……我说你给我留一个电话，留一个你的名字。」

「（后来）我们在一个神州机房租的服务器，又被发现是同性恋（网站）了，主要是有很多竞争对手举报我们……我给她（女警官）打电话……她说没有事，我给你们证明。」

刚来北京的一两年并不好过，耿乐说那时自己得了忧郁症，「从楼上想往下跳」。」他每天早晨七八点才睡，恶梦不断，下午三点钟才起，「起来跟没睡一样，很累很疲惫。那时候特别胖，虚胖，满脸都是包，掉头发，起来一看枕巾上都是头发。」

在2012年之前，用耿乐的话说，网站不挣钱，大家都看不到希望。「总是两三万的收入，以前在秦皇岛也两三万、三五万的收入一个月，这边也是……那时候还是觉得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办。光做公益，我们那时候申请经费，一年5万块钱。」他想过回秦皇岛继续当警察，或者把车卖掉。

他没想到，自己和公司的命运即将迎来一个大转折。

庙堂

没有那次接见会怎么样？耿乐坦陈「很难熬，除非熬到（2012年）Blued上线，拿到投资。如果李克强不接见的话，你做了这件事，谁敢投资给你呢？那时候互联网投资界没有人能够看懂同性恋这个行业。」

2012年，耿乐以淡蓝网创始人的身份参加了搜狐的一场访谈。访谈播出之后，他被公安局领导叫回秦皇岛。几天后，耿乐递交了辞职信。

同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前几天，耿乐收到北京卫生局通知，说有领导接见。后来他才知道，那位领导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

融A轮的时候还有人问耿乐，政府不会给你关掉吗？

耿乐回答，李克强都接见了，怎么不合法呢？

不久前，「卫生部在写关于艾滋病的十三五规划，他们要组建一个专家组，就把我邀请过去了，好像民间机构就邀请了两三个人。」耿乐觉得文件中对同性恋的描写「不太贴切」。「有一句话说吸毒的、卖淫嫖娼的和同性恋人群要自尊自爱自省自立，我当时看了这句话就划出来了，我就乐了，抢着发言……吸毒和嫖娼在中国是违法的，但是同性恋并不违法，是一个人的性取向，不是一个违法行为，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并列起来？」据说领导听后笑了，请耿乐回去修改，然后邮件发给他们。

耿乐明白自己的优势，「知道如何跟政府打交道」。当初身边有朋友得了艾滋病，很多人的反应是「就是因为不戴安全套？」耿乐说那时候自己也不一定会戴，「我当时还挺震惊的，怎么这么不小心？为什么都没有使用安全套的习惯？也没有这个意识。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如何保护自己。」

他主动找政府谈艾滋病防控项目合作。他擅长写公文，「功底很好」，「领导能看明白你想做什么」。「正好那两年中国艾滋病的经费也很多，都是世界上一些大的基金来中国，赞助政府，政府把这个钱花出去……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家NGO，是一家公益机构，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经费来做。就找了昌平区机构……到了之后就去找机构的科长。」

耿乐按照对方介绍找到相应网站，看招标书、写方案、投标。合作的方式很简单，在网站上挂广告，动员大家去做艾滋病检测。「我们需要让政府看到我们的存在，让他们来支持我们，需要一个角度。你要谈同性恋要平等、要权利，政府会不开心的；你跟政府说，我们可以帮助艾滋病的防治，政府很开心。」

「我们专门有同事做政府关系，每天到各个政府（部门）去聊天，沟通交流一下，能让政府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耿乐说。

一次，他去美国参加联合国某机构举办的会议。耿乐思忖：国家部委会不会去人？他打听到有两位领导会去，并给其中一位发了邮件，告知了自己的抵达时间和入驻地址，恰巧对方下榻在同一家宾馆。

抵达后耿乐又用邮件联系对方，说晚上跟一个司长吃饭，之后如果有时间，不妨一起聊聊。他们就在楼下酒吧喝酒、聊天，「聊了很多真实的话，甚至他的从政感受。以前他是不会跟你说的，大家是冠冕堂皇合作的关系。换了一个环境，就会拉近大家的距离。」回宾馆后，对方还给耿乐送去刚洗的美国大樱桃。

第二天开会时，这位领导坐在中国国家代表的席位，耿乐坐在楼上的旁听席。领导给耿乐发信息说旁边还有一个位置。于是，耿乐见到了另外一位「更大的领导」，还认识了一位联合国官员。他跟两位领导合了影，「中午我们一起吃饭，他们也找不着……我说我知道。因为我前一天在那儿开会，我有一个职业习惯是记路，每一个我走过的地方，我都能够记住，然后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初创团队赤身围着彩虹旗的照片至今仍摆在他办公室的显眼位置

竞争

虽然开放式办公空间不断扩大，耿乐办公室还是那个在一扇玻璃门后面的十平米左右空间。几张照片一直都在：比如2012年获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接见；2014年，获得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接见。

再比如初创团队成员赤身围着彩虹旗的照片。前段时间他们模仿拍了一张，「没有这种精神头了。」耿乐说。

在2013年那一分零几秒的路演之前，没多少人知道耿乐是同性恋。

「我就为了那1分钟，提前了将近半个小时到现场。然后观察他们的工作台在哪里，有可能报名在那儿，离得很近，我就问几点报名？哪个环节？坐在旁边一直等。」他排在第一个报名，但工作人员以去年已有类似公司路演为由拒绝了他。

在多次争取无果的情况下，他听到现场一位工作人员的唐山口音，便上前：「我们两个是老乡，我是秦皇岛的，我们挨得很近。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最后，他被安排第四个上台。

「我想那一分钟一定要让大家记住我，记住你的唯一方法是现场出柜……我很担心超时，只有一分钟，我跟主持人偷偷地说，到时间你千万别轰我，我会让全场暴动。」

他做到了。

虽然当时的视频不甚清晰，依然可以看到耿乐在掌声和欢呼声中微微地发抖，说不清是紧张还是兴奋。他不但公开出柜，还说登录了自己公司的软件，发现现场好多帅哥都是他们的用户。他还说，现在公司的员工大多数是同志，只有两个异性恋，「我们一点都不歧视他们」。

演讲的最后，他说我在Blued上叫耿小哥，我还没有男朋友，大家快给我发私信，谢谢！

他一开始并不清楚媒体的力量。但是看到竞争对手的表现后，他决定「一定要抓住这点，做得比他更好。」他给自己一年时间，要让大家知道谁才是这个行业做得最大的。「我基本上所有的采访都不会错过……在传播上也标榜我们是最大的，用户规模、我们的数字曝光是有策略地去做。」

当第三代苹果手机在中国卖七八千的时候，耿乐用的还是诺基亚翻盖机，「但是同志圈很多人开始买那个苹果手机了」。一天，一位同事打开苹果手机上的软件，冲耿乐诡异地笑：「我们这个小区有好多Gay，你看」

那个软件就是一个日本人做的Jack’d（同志圈戏称「接客帝」），耿乐觉得「挺有意思…可以看到哪些是Gay，他们长什么样，离你多近。」

「当时它（Jack’d）是中国的老大，」但耿乐也清楚Jack’d的缺陷：「服务器在国外，网速很慢，本地没有营运团队……点一个头像，照片半天刷不出来」。

耿乐意识到类似软件就是自己的机会和突破口。当时淡蓝网的技术人员都是做Wed端的，只能找兼职。一位员工在论坛里搜索到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有两个在读研究生的同学，三个人就把活揽下来。耿乐对他们的要求是，「给我做一模一样的就行。」

软件只花了2万多块钱。「上线就不好用，人一多，大家登录不了，打不开软件，一多就登录不进去。」耿乐说，「但是用户越来越多，增长非常快。」很快，Blued到了App Store排行榜的第9位，「每天的增长是1万人以上。」

他们当时并没有大肆宣传这款软件，只是在其负责运营的一个同志微博上推了几次。「我们担心别人觉得这个有点low，我们想把它包装成像一个老外公司做的、从国外过来的产品。」

张鹏鹏认为当时的Jack’d「漏洞百出」，「就像一个城堡一样……城门不保，随时都会给国内的这些部队攻破。」

2013年，Jack’d的服务器又发生过一次问题。傅孟申记得在那之前，Blued的用户好多是青少年，「没什么意思」，恰恰因为那一次服务器故障，Jack’d的很多成熟用户彻底流向了Blued。

融资后，耿乐抓紧招人。一位淡蓝网的粉丝毛遂自荐，毕业后就来到淡蓝做移动端技术，他还拉来一位女同学，两人分别负责安卓端和iOS端。后续又招了设计师，「大的团队组建出来了。」耿乐说。

男同交友软件ZANK一度是Blued的劲敌。但如今「ZANK的份额基本上都被我们覆盖了。」耿乐说，「前年的时候打得挺激烈的，去年基本上把产品差距拉开了。」

张鹏鹏认为二者的分叉点出现在清流资本介入Blued之后，「选择好的投资人很重要，基本上是手把手帮他们……ZANK没有及时将融资用于团队打造，但Blued就比较精，它的团队还是比较扎实的。」

拉拉公园市场部的一位员工认为，从一开始，ZANK的战略就错了。「它一开始是以活动为主。Blued其实一开始就约（炮）嘛……整个北京就一个大聊天室，大家狂在上面约（炮）……出发点不一样，所以（结果）就不一样了。」

当时由于聊天室过于火爆，很多员工建议耿乐将聊天室分开。「我说不着急，我们就让他刷屏，让大家觉得人多得已经看不过来了，要造这种概念。」耿乐说。

ZANK的一位前员工透露，ZANK创始人凌绝顶以产品见长，对产品「非常有洁癖」，却「不是很狼性的那种人，不是那种认定目标就干，本身还是非常摇摆的……实际上CEO不要具体干什么事情，这一点很重要，懂得放权。凌绝顶恰恰是相反的，他把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抓得很细很细。」

在张鹏鹏看来，虽然耿乐没有互联网基因，但有很好的领导力，「能忽悠」。「太面的人他的心不能很强硬。我觉得能有一些优势人才加入，跟他做过警察、比较（能）称兄道弟的这种性格很有关系。不是说耿乐一个人成功，而是他整个团队很成功。」

耿乐的朋友圈曾被一款高端男同交友软件Aloha刷屏，仅从照片来看，上面的用户大多俊美、洋气，似乎也多金。耿乐说他那段时间一直在研究Aloha好在哪里。「我们当时看明白了，它做的是我们不擅长的，一个产品无法承载所有的用户（需求）……它细分了我们一小点市场…那又怎么样呢？做不大……就好像腾讯看我们一样。」

他们称Aloha的用户为「名媛」，「每天都在健身，不用上班，四处去旅游的这些人，然后讲逼格。」张鹏鹏觉得Aloha更像是粉丝经济，「名媛」们都在争取更多粉丝，对绝大多数粉丝而言，关注之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解决刚需，」张说。

耿乐现在关注同志群体的消费升级，他最近常提「社交维度」这个词。他希望把社交从身体扩张到人们的情感、兴趣爱好以及同志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条路并不好走。

傅孟申对同志电商并不看好，因为购买行为很容易导向其他电商渠道，「变现路径很长」，反而组织面对面的旅游则前景不错。张鹏鹏告诉记者，虽然旅游是万亿级别的市场，但是已被分割得很严重，项目利润不高，且很难规模化，除非加上「色情牌」。他向记者透露，某公司曾组织类似旅游，活动结束时几乎每个房间的人都重新排列组合了。

但耿乐很有信心。「让用户消费享受你的服务，前提是你能够给他带来价值，你卖电商也是的，你卖的东西符合他的审美，然后这个东西，你在别的地方可能买不到，或者在别的地方能够买到，但是你需要去选。」

他以自己为例：「我一直不知道自己适合喷什么香水，直到有次在英国机场，一位年轻同事说，老大，我推荐你这个品牌，他的设计师是一个Gay，很有名。这是一个英国本地品牌，价格也不高……我好喜欢，就买了几瓶回来送给别人。」

作为多款同性社交软件的发源地，耿乐深知美国市场是场「硬仗」，「我们可能是最后进入美国市场，不着急。」张鹏鹏告诉记者，美国同性交友软件的商业模式都很直接，「人家（有付费习惯），就不想换（软件）了……Grindr的营收很高，一年1000万美金利润。而且它不用把功能做得那么花哨、那么复杂，就把约炮这个点打得很透。」他觉得Blued要想撼动Grindr的地位并不容易，「现在Grindr出海的战略比Blued执行得更加坚决，它曾经在27个国家社交榜排第一。」并且「美国很高傲，他们不太想用亚裔人做的东西。」

去年，Blued曾与淘宝合作，赞助七对同性恋人赴美国洛杉矶举行集体婚礼，婚礼由西好莱坞市长主持。回国后，不仅媒体大量报道，「相关部门还表扬了我们，我们去公安的时候，公安局说你们做的事情非常好，说中国的人权就靠你们来背书了，就开玩笑。」

「我们是先把别人没有做好的市场变成我们的主场……不一定歼灭它，可以并存。我们已经有足够大的规模，上市市值会更高，根本不着急。它做得好，可以啊，我比你更有钱，我把你买掉总可以吧？一块钱买不了，我给你10块钱。」耿乐说。

*办公桌后的柜子上，放着他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握手的照片

资本

谈到最近两轮融资，耿乐说，「还在国外的帐上，我们都没有搭理它。」

2013年，当有人提出给Blued天使轮投资的时候，耿乐还担心会不会是骗局。对方邀请耿乐参加一个初创企业的会议。「我听完之后启发很大，原来创业是这么一回事，资本是这么玩。什么是融资？怎么叫期权？怎么谈这个条款？就是一直在学。」

投资人建议耿乐将全部精力放在Blued上。耿乐不舍得，淡蓝网终归是他的信仰和精神寄托。最终他保留了淡蓝网，「就做纯公益的网站，每天只有一个同事负责内容的更新……以前有论坛和微博，都关掉了……现在看是对的。」

天使轮之后，耿乐见识到资本的力量。不到半年，A轮融资就开始了。办公室也搬到了现在的百子湾苹果社区。九个月之后，B轮又来了。

耿乐特意将B轮融资公布日选在美国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出柜的第二天。库克出柜的当天夜里11点多，耿乐给投资人打电话，说自己在写融资的通稿，需要对方马上过目，晚上确定后第二天就发给媒体。耿乐自己写通稿，「我最擅长的就是写文章了。」

「然后第二天就爆了。」

在某轮融资中，耿乐看好的一家投资公司投了Blued的竞争对手，耿乐不服气，「（我）要让他们记住我，而且要告诉他们投错了。」他面见了那位投资人，「我告诉他，我不是找你要钱，我来告诉你谁是（这个）行业的老大……他（投资人）说你们的产品做得不好，我说QQ最开始也做得不好，也很Low，但是他比MSN好，最后QQ还是赢了……一年之后，我们会来证明你的这个投资是失败的。」

「（最后）证明了。」

邹盛龙毕业后在Blued工作了半年，因为薪水原因选择离开。去年，他重回Blued，他对耿乐最深刻的感觉是「成长非常快。」

「以前是像教育小学生一样，」耿乐说，「之前我们早期的（投资人之一），他/她本来性格就比较直，经常批评我，这儿做得不好，那么不行……现在会注意一些方式。这时候感觉到你做得足够强大了，他/她从你身上赚了很多钱了……或者你是他/她投资的所有公司当中最好的，他/她会尊重你，也会在意你的感受。」

耿乐对目前自己的判断是「做中国最好的投资互联网没有问题，往外走还是需要很多人帮助……（比如）我想收购一家公司，要投资一家公司，不太懂，收购和投资的这些不是我的长项。」

C轮融资后，耿乐被邀请至银泰资本法国总部。「法国很多的同性恋创业的CEO（被）邀请来……一个一个谈，有的是创业者，有的是用户，有的是做别的社交软件成功的，有的是做孵化器的……我以前没有这些资源，接触不到这些人。你去聊，你会发现挺长见识，原来在欧洲做事情有这么多的困难、有这么多的机会。」

耿乐的办公桌一角放着几本书，最显眼的是《社交的本质》和《看拼音说英语》。前者为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姐姐所写，耿乐不喜欢，因为「没有干货」；后者是同事送的，耿乐从去年就计划学习英语，但因为忙，「几万块钱报的班都没去」。

无论如何，他下定决心今年要学好英语。「（毕竟）翻译是机械性的表达，无法交流。人的交流特别重要。我们的交流很顺畅，如果是一个外媒，你说完他翻译，我回答，感觉当然不一样。」

「减肥也要减。」耿乐说，「你看刘强东都瘦成那样了，所以必须要减。每次看照片我都使劲P。」

「（未来）会接受别人收购吗？」记者问。

「不会卖。他买走的话也不会干，他干不好。我们跟巨头也聊过这个事，他们就说，可能为我们投一笔钱，投一笔很大的股份，还是我们干。我说可以的，不让我干也可以，我套现了。但是他们肯定不会让我走的。」耿乐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