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2022年常驻人口增长最多的10个城市，分别是长沙、杭州、合肥、西安、贵阳、南昌、昆明、武汉、郑州和青岛，均非一线城市。从人才流动的趋势来看，重庆、成都、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已逐渐成为北上广深不可小觑的对手。吸引年轻人跨城流动的，不只是工作机会。大城市拥有的文化生活——丰富的文艺活动、活跃的社区文化、热闹的公共生活，是很多年轻人留恋一线城市的重要原因。
如今，非一线城市也在经历一场“文艺复兴”，文艺活动的质量甚至反超了部分一线城市：文艺展览层出不穷，免费的文化沙龙夜夜不断，年轻人挤在书店、咖啡店、酒吧、老社区民房的狭小空间，或在户外的茶馆、广场、草地，围观和参与一场又一场文化对话。一些返乡和退隐的京沪青年，把一线城市的公共生活带回到这里来。但这些曾经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城市，本身就具有一种内在的文艺力量。新周刊专题“城市之光”将深入这些城市的内部，观察这场“文艺复兴”何以发生、何以持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吞拿，编辑：晏非，校对：赖晓妮，排版：温文清，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一、从书店开始，重返公共生活
5月中旬的一个周日，连续几场夜雨之后，暑气将至未至，正是重庆最舒适的季节。
晚上8点过后，天色黯淡下来，人群和车流涌向重庆九街。沿街的商家早已备好酒水，服务员进进出出的脚步比耳边的DJ舞曲的节奏还快。自城市向北扩张后，烂尾多年的江北洋河路片区摇身一变，成了重庆城的新不夜中心“九街”。
几十米开外的鲤鱼池四村紧靠着“不夜城”的边缘，尚未被纳入九街的商业版图。得益于相对低廉的租金，这片老旧的居民区里藏着不少风格化的小店。尽管如此，这里仍是大部分人不会涉足的区域。
重庆九街夜景。（图/视觉中国）
匿名书店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老社区。苔痕斑驳的小花园里，年轻人围站了好几圈，人群中央，一场露天辩论正在进行。
这是“明亮的对话”系列辩论活动第一次被搬到重庆、搬到室外。辩论的主持人是从成都赶来的律师张颖，正、反方辩手则来自现场的临时选拔，辩论的主题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很痛苦了，还要不要关心社会议题”。
辩论原计划在书店内举行，不料参与者的人数远超预估，于是自然地溢出到书店门口的社区花园——这场面，让张颖想到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所在的雅典。
“明亮的对话”辩论活动的名字取自徐贲同名著作，其微信群公告里写道：“我们在很长的时间中，需要持续学习如何倾听他人、理解他人和尊重他人。在这里，让我们保持文明、善意和克制……”（图/匿名书店）
没有麦克风，聆听变得更加专注。张颖留意到水滴落在地上的声音，于是轻声对围成一圈的人群说：“你们发现了吗？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很小的声音都会听得见。”现场静了下来，好像在领会这句话的弦外之音。
夜色渐浓，出于对音量的担忧，交锋回到书店内。有近百人仍留在现场，围聚在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站着，坐着，挤在椅子上、地上、过道上。进不了屋内的人，则靠在窗台外竖起耳朵听。
根据事先的约定，具体的辩论内容留存于当晚参与者的记忆中。我只能透露，那一夜陆续有人落泪。
挤不进书店的人，围在书店的窗外聆听。（图/匿名书店）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来自现场的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在一次代表正方的发言中，她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对大家说：
“你们愿意活在虚假之中，还是愿意活在真实之中？只要你是活在真实中，就要睁眼看这个世界！就是在关心社会！”
另一位辩手说：“我们可能会喜欢更强、更有生命力、更有战斗力的人，我当然也欣赏那些勇敢的人，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社会，它应该允许和包容那些可能还不太成熟、不太坚强的人，它应该允许我们欣赏脆弱的美德。”
当辩论走向尾声，许多本打算保持沉默的听众被勾起表达欲。没有人再关注输赢，不少人甚至“改旗易帜”，重新思考这个辩题。到了午夜，大部分人陆续离开，但现场仍不乏继续讲述的声音。
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脱离不了私人生活，公共领域所讨论的问题往往来源于人们在私人生活中的真实感受，而共识总是在交流中形成并被表达和被掌握的。遣词造句并不重要，在交往中相互理解，才是真正的理性。（图/匿名书店）
过去两年间，“明亮的对话”在成都周而复始地上演，组织者希望借此展开一种因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
在重庆开展这样的对话，是匿名书店成立的初衷。
谢丁是前媒体人，老板莫比常年在书店策划活动。他们创办匿名书店时就计划好了，
要提供一个让公众有机会参与严肃讨论的场所。
书店不用太大，但要靠近年轻人、靠近社区。厕所门上，六个玻璃方格里贴着“重返公共生活”六个大字。
书店的厕所门上，六个玻璃方格里贴着“重返公共生活”六个大字。（图/李赟摄）
从2022年12月8日开店之日算起，这里已经举办了30多场活动。
活动向所有人开放，不收费、无须预约，唯一的要求或许是“尽量说普通话”——谢丁说，活动不止面向本地参与者，既然要参与公共讨论，那最好使用通用语言。
在一次活动中，大家聊起了胡鑫宇自杀事件。一位19岁的高中毕业生分享的亲身经历，给莫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她请到三个来自超级中学的学生，来讲述他们的高中生活，这吸引了不少超级中学的老师以及乡村教师前来参加。莫比又受到了启发，打算联系这几位老师，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聊聊中学。
这种题碰题、现场“抓人”的思路，让没有任何活动经费的匿名书店总能找到分享嘉宾，也让活动的参与人群边界不断扩大。
没有嘉宾的时候，书店就放映电影，常驻重庆的青年导演李维负责帮他们选片。第一季叫做“谁的三峡”，放了四部跟三峡有关的纪录片，也呼应着所在的这座城市。封控解除后，东南亚再度成为热门的境外旅行地，但除了游客视角之外，许多人对于东南亚知之甚少，因此第二季的选片也紧紧围绕“东南亚”这个主题。
来到匿名书店的人，有不少会用“文化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来形容这里。尽管人们对于公共生活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人甚至并不清楚何为“公共生活”，但这似乎不重要。
在经历了漫长的疫情后，或许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城市中生长出来的一点点文化空间，都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公共生活。
二、一座城市的精神土特产
重庆，形容词前缀从3D、5D增加到8D，这座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毋庸置疑。将其作为毕业旅行目的地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有极少一部分人，把重庆之行的“打卡点”定在一间写字楼里的小办公室。
那是独立出版品牌拜德雅的工作室，坐落在重庆江北区红土地。这家做书的小作坊，因为不顾潮流地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齐泽克、尼采、利奥塔、拉康、福柯、列维纳斯等哲学和人文社科类书籍，成了不少读者心中的“重庆之光”，还被业内笑称为“重庆的精神土特产”。
拜德雅的编辑告诉我，一个贵州凯里的高中生读了拜德雅出版的书，选择了太原大学哲学系，今年专程来到拜德雅的办公室“朝圣”……（图/新周刊记者摄）
拜德雅最开始是重庆大学出版社旗下品牌，取自古希腊词汇“παιδεία”（Paideia）的音译，意为古希腊城邦为公民提供的理想教育，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将其翻译为“拜德雅”，并主编了拜德雅品牌下的“人文丛书”。
2017年，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度，邹荣和任绪军决定自立门户，将拜德雅系列从重庆大学出版社独立出来，成立了拜德雅图书工作室，继续引进、出版那些看上去冷门又艰深的书籍。2020年，25岁的梁静怡从德国学完历史，回到家乡重庆，加入拜德雅。来的第一年，她就用一份包含45个选题的清单惊艳了两位前辈。2022年，又一位在南京远程工作的伙伴加入了这个团队。
拜德雅出版的部分书籍。（图/豆瓣小站）
真实而鲜活的互动，是拜德雅做书的一大动力。
一次书市上，一个买过《别再问我什么是嘻哈1》的年轻人来询问续作的出版进度。借此机会，任绪军给他推荐了关于福柯和阿甘本的书。
还有一次，一个带着小孩的女士来到拜德雅的摊位前，让他们推荐一本书。任绪军推荐了利奥塔的《异识》，心里却犯嘀咕：如果是碎片式阅读的话，这本会不会太难了点？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妈妈回来感谢任绪军，说这本书对自己的启发很大。任绪军感到惊喜——一本在编辑看来都很难懂的哲学书，也能遇到合适的读者。
《异识》，[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周慧 译，拜德雅 | 上海文艺出版，2022-3
但面对读者所表达的喜爱之情，他们抱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最近，出版业的性别议题风波引发了他们对光环和权力的思考，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的工作有改变他人的力量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否认：
“想要改变或塑造他人，是十分危险和虚妄的想法。思想本身有影响力，但书做出来了，从业者就要把自己拉远一点。”
从地理坐标上看，扎根重庆的拜德雅也在或有意、或无意地“拉远一点”。
对于在重庆土生土长的邹荣来说，家乡的饮食和气候塑造了一个人，重庆那些“很顽固的地方”留在了自己身上，去别的地方会适应不了。
而对于任绪军来说，尽管对地域没有特殊的情感，在重庆工作仍是不错的选择：三位坐班的编辑都来自川渝地区，低廉的租金大大降低了在此创业或生活的成本；网络和交通的便捷性，很大程度地抵消了远距离工作的障碍。同时，虽然重庆的文化行业相对薄弱，从业者鲜有机会与同行交流，但也省去了用在人际上的时间和精力。
偏居一隅，远离“中心”和“圈子”，因而避免了纷扰，可以更专注于手头的事。
总而言之，在这座熟悉的二线城市里，拜德雅的编辑们实现了工作节奏、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三者的和谐统一。
下午5点，编辑们准时下班，各奔城市的东西。我和任绪军搭乘轨道6号线，越过尚未涨潮的碧色嘉陵江，从红土地站直达小什字站，往位于解放碑五一路的刀锋书酒馆走去。
刀锋书酒馆是重庆为人熟知的文艺地标之一。我们抵达时，老板江凌正和图书行业的朋友刘澳、聂文帅，以及“闪现”到重庆的诗人丝绒陨在书店门口聊天。
“这些年，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回到家乡，给城市带来一种新的活力。虽然重庆的文化氛围远远比不上成都，但可喜的是还有流动性。流动性是很重要的东西，流动才会产生出各种的需求。不管人还是思想，固化和单一都是可怕的。流动才有盛宴。”
“本来culture，文化，这个词就是耕作，现在就是把种子埋下的阶段……重庆要有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人愿意去做许许多多微小的事情，去填补很多的空白和细节，才能一片片地完成最终的拼图。”
“夜宴记”现场，人们聚精会神地听嘉宾分享经历。（图/刀锋书酒馆视频号）
江凌是任绪军的老相识，他一直试图在独立和商业之间找到平衡。在刀锋书酒馆做了几年一期一会的读书会后，他决定把读书会改成了更长期的读书计划，报名进来就要参加一年，由自己拟定书单，带着大家一起共读、讨论。他想和参加读书会的人建立更长期的沟通和了解。
晚上的解放碑，空气中飘荡着火锅和酒精的味道。我身边的文化工作者们聊起了家乡的奇闻异事：每一年都重建、每一年都被冲垮的“太平桥”，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和作家金特，村子真实的恐怖故事……
午夜12点，不远处的钟声在雨中敲响，书店已经打烊，屋内的音乐响起，丝绒陨一边踱步，一边念诗：
“降调的小练习，聆听的小练习/偶尔成为他者/偶尔，比不幸的人更不幸的/小练习……”
深夜，诗人丝绒殒在刀锋书酒馆为朋友念诗。（图/江凌摄）
三、“艺术工厂”的活力与无奈
相比四川盆地的平原地区，住在山间的重庆人习惯了在奔忙中寻找活路，论“闲适”远比不上隔壁成都。
或许是时间被生存过分挤榨，长久的紧张和匮乏加重了居民对公共文化的冷感。这里从不缺乏杰出的写作者和艺术家，但一年到头却碰不上几场像样的沙龙或画展。
与文化的贫瘠相对的，是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于是，最沉湎于声色的浪荡子和最愤世嫉俗的批评家，时而并行，时而交错，出没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个片区的同一家火锅店里。
黄桷坪，四川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川美”）的驻地，奇人异士出没之处。在这里，彩色涂鸦以主街为中心向周围蔓延，布满了建筑外立面、商铺卷帘门和路边的电线杆，因此被当地人叫做“涂鸦一条街”。成为网红打卡地之前，黄桷坪是重庆的一块“文艺飞地”，散发着和整座城市格格不入的气质。
黄桷坪的交通茶馆广受游客镜头的青睐。（图/新周刊记者摄）
在黄桷坪长大的李一凡，因为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的出圈而走进了公众视野。他的母亲曾是川美的文学老师，后来，他前往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念书，又到广州工作，兜兜转转一大圈，最终还是回到了黄桷坪，进了川美这座“艺术工厂”当油画系老师。
“艺术工厂”是李一凡的比喻。他说这里和重庆这座工业城市一样，延续着工厂的生产思路，既生产艺术和文化，也生产艺术家。但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个地方不需要也不欢迎，反而源源不断地外流。
川美的体系曾培养出一批批杰出的学生，但在过于庞大的声名下，几乎所有由上至下的资源都向体制内倾斜，脱离这个框架的野生艺术家很难争抢养分，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有一次，李一凡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法国籍大学同学，对方已经是巴黎的一名文化官员。“她告诉我巴黎每天有200多场演出——法国人很清楚，文化就是个钓鱼的东西，相当于蚯蚓的作用，目的是把鱼引来。而重庆是逼着蚯蚓生更多小蚯蚓，最好还能生蛋。”李一凡说，“我喜欢重庆，但我没在重庆挣到一分钱。这些年，最优秀的那些人，包括我最好的学生，早就走光了。”
至于回家，李一凡的理由也很充分：“山水的区隔、交错的城乡关系、多核心的城市形态、极端的天气……重庆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其实是有创造的原力的。”
与自然对应的是这座城市魔幻的能量，重庆擅于孕育荒诞故事。
2015年，在重庆大学教书的湖南人华伟成走进了洋人街，遇见了他的“缪斯”——流浪汉孙治国。
重庆洋人街，是老少咸宜的无厘头的魔幻乐土。金字塔、耶稣像、UFO、鬼屋，这些粗制滥造的模仿物和异想天开的后现代主义装置，填充了一代重庆人比梦境更奇幻的周末时光。
在华伟成眼中，洋人街就是浓缩版的重庆，像一个大火锅，什么东西都在这里翻滚。
在洋人街的蓝色秋千上，华伟成遇到了看起来脏兮兮的孙治国。这个流浪汉和希腊神明一样半裸着上身，嘴里念叨着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华伟成的视线跟随孙治国，把他眼中的洋人街融入自己的创作。
华伟成镜头下的洋人街。2019年，洋人街正式拆迁，从弹子石搬到了远离主城区的涪陵，“洋人街的皇帝”孙治国也开始“流亡”。2022年年底，华伟成围绕洋人街和孙治国拍摄的纪录片《神游乐园吟留别》入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图/小红书@华伟成）
华伟成关于洋人街的摄影作品，在位于黄桷坪的器·Haus空间展出。这个由艺术家杨述和策展人倪昆创办的艺术空间，在过去17年间不间断地举办着大大小小的展览，成为不少年轻艺术家的起点站。
可惜，在工厂的思路下，艺术总是一边被生产，一边被收编。
如今，黄桷坪的器·Haus空间也已成为回忆。我见到倪昆时，他身穿印有“德艺双罄”四个字的T恤，他告诉我，器·Haus空间的原址将被商业开发，改造成某类创意园区，远在北碚的新址尚未落成。
我没有约到杨述，据说，他正忙着躲在“违建”里画画——杨述的个人工作室由停车场改建，这些年一直和居民相安无事，没想到疫情期间，住户和物业产生矛盾，他的工作室成了牺牲品。
现在，停车场附近有居民自发巡逻举报，以至于他不敢开灯，只能大白天偷偷摸摸地在工作室里画画。
四、回到社区
学者周琳说，重庆江湖有漂泊和匮乏，也有生命力和某种程度的自由。
“具体来说，江湖既代表着漂泊、动荡、原子化的个人、匮乏、粗糙、草莽、残酷，也可以是创造力、生命力、包容、多元、不拘泥、某种程度的自由，而本质上来说，江湖是一个存在于基层民众间、在野生和驯化间，和正式制度并存的社会空间和社会规则。”
不服输的重庆先民，身上流淌着斗争的血液。很大程度上，生存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充满弹性的江湖，是一代代重庆居民争夺来的生存空间。许多关于公共空间的实践，就隐藏在这座城市错落的布局中。
（图/电视剧《最后的棒棒》截图）
2007年，川美教师刘景活在黄桷坪涂鸦一条街开了喜玛拉雅书店。10年后，书店搬到了冻库，紧邻着周边的幼儿园、中学、大学和职校。
我去书店找刘景活时，正好是放学时间，店门口不时有学生和邻居路过，向刘景活打招呼。
说是书店，喜玛拉雅书店却根本不卖书，也没有任何商业属性。这里更像一个公共图书馆，向愿意读书的人免费开放书籍和书桌。小小的空间连接起过去和未来：
其一，书店所在的地方曾是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旧址之一、全球信息的枢纽点；
其二，不少藏书来自已故大师家属的赠送，而服务的对象以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为主，孩子们从这间小小书店开始，走向广阔世界。
搬迁后的喜玛拉雅书店。谈起收进来的藏书和走出去的孩子时，刘景活如数家珍。（图/新周刊记者摄）
同在黄桷坪的军哥书屋，在防空洞装满了重庆各区的地理、历史老书和资料。如今，这里发挥着城市旅游宣传和社区公共空间的作用。老板苟军大部分时间驻扎在书屋，每一周还会自掏腰包，请人给大家讲评书，住在周边的居民有空就会来听听。
在南岸区，年轻情侣晓茉和亮子开放出自己的“屋头”（重庆话“家里”的意思）。他们策划活动、做饭，甚至在外出旅行的时候，开放出自己的客厅和卧室，把自己的“屋头”变成许多人的“屋头”。
各种自发的尝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朝着城市扩张的反方向，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老社区和旧居民楼里，以一己之力构建身边片区的公共生活。
雾读读书店。
三年新冠封控留下太多难以言说的伤痛，或许是大病初愈后的倦怠，无力往外走的人，选择往回走——离开向上爬、向内卷的北上广深，放弃令人疲惫的竞速轨道，二线城市的人们开始尝试向下扎根、向外散开。
压力总会存在，这些重建生活的努力，需要笃定的内心，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被问到长期计划时，大部分空间的经营者表示对自己在做的事谈不上有多大信心。他们只是带着江湖儿女的飘逸和淡然，“能做多久算多久”。
匿名书店的想法成形前，莫比和谢丁去问了李一凡的意见。李一凡非常支持，告诉他们可以成功。后来我问李一凡，是不是看到了在重庆公共生活的希望，他笑着说：“那也没有，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就是想促成这个事。”
李一凡说，自己现在就是一个成全别人的角色：“谁要去做空间、做书店、做对谈，我肯定去捧场。”
2022年年末，李一凡先后在706重庆青年空间、匿名书店做嘉宾，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图/匿名书店）
重庆就和它的地图轮廓一样，宛若中国的一个缩影。
得益于直辖市8万平方公里、3000万人口的巨大体量，多年以来，重庆各辖区源源不断地往主城输送着人才——这些年轻人带着野心、活力和一身故乡风土，构成这座城市多元文化的源头。
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的差异也日益突出，作为社会交流的公共活动，一种在场的、公共的、严肃的对话，显得分外迫切和必要。
我生长于重庆，大部分时候，离开这里的冲动构成了我过往生命的原动力之一。这一次，以观察者的身份在重庆游荡10天后，我终于投降，承认自己受到了回家的诱惑：
在这座不相信永恒的超级城市，最接近永恒的只有变化和矛盾；它随机而平等地拥抱每一个人，每一次重逢，你都有机会重温初见的惊喜。
参考资料：
1.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Vaclav Havel
2.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徐贲，中信出版社
3.两人起家的出版“小作坊”，如何成为“重庆出版之光”？，李晶，出版人杂志
4.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白修德，中信出版社
5.UFO接走了洋人街的皇帝，老衲，BIE别的
6.周琳：重庆江湖有漂泊和匮乏，也有生命力和某种程度的自由，建投书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吞拿，编辑：晏非，校对：赖晓妮，排版：温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