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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很早就起床了。
盥洗完毕之后，他去饭厅和子女们一起吃了早餐，然后和往常一样去书房小坐了一会，就去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公室。
这一天，应该是要给研究院的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的，但到了办公室，王国维才发现学生的试卷和文章都放在家里了，于是请人再去家中取了过来。
试卷取来后，王国维非常认真地进行了评定，然后又去了研究院的办公处找了同事侯厚培，一起商谈了下学期招生的事情。
在商谈过程中，王国维忽然提出问侯厚培借两元钱。王国维在清华的月俸是400元，绝对属于高薪，但侯厚培也了解王国维——每月发了薪水就全数交给夫人，自己身边从不带钱。侯厚培借了王国维五元钱，双方又聊了很久之后，王国维告辞。
王国维出了办公室，叫了一辆洋车，吩咐去颐和园。车到颐和园后，王国维给了车夫五角钱，嘱咐他在园外等候，然后就买了门票入了园。
这是王国维人生最后一次进颐和园。
因为他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二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
王国维家这一脉，属海宁安化王氏，往上可以追溯到南宋的安化郡王王沆，其祖父王禀和父亲王荀都是一代抗金名将，所以安化王氏在海宁一带一直受人尊敬。
王国维的父亲是王乃誉，虽然经营一家杂货店，但对诗文、书画、篆刻都有研究，并擅长山水墨画。
所以，王国维算是出生在书香世家，七岁入塾，在父亲的影响下饱览典籍，读遍诗书，15岁就中了秀才，是海宁当地有名的“才子”。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对年轻的王国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戊戌六君子”就义更是“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
原本醉心于传统文化的王国维同时也开始关注“新学”和新的文化思想以及西方科学技术。1898年，在父亲的陪送下，王国维选择赴上海求学，进入到当时维新派影响力最大的报社《时务报》中工作，同时每天抽出三小时去一家叫“东文学社”的机构学习日语——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罗振玉。
右为罗振玉，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学者，为保存中国古文化的研究、整理和保存做出过重要贡献。日本侵华后参与策划伪满洲国成立，担任过伪职。
1901年2月，在罗振玉的资助和日本老师藤田的安排下，一直想留洋开眼界的王国维终于达成了心愿，入读东京物理学校，开始学习数理和英文，但因身体健康原因很快回国。
回国后的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帮助和安排下，担任了后者主办的《教育世界》的主笔和代主编，发表了大量译作，内容涉及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和外国科学。之后，王国维又接受张謇的邀请，担任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学校）教习，讲授伦理、国文，之后又在江苏师范学堂教书。
在这段期间，王国维已经在学术方面颇有小成，且初现融会贯通的迹象：写了大量古体诗词，又深入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西方哲学，同时还在攻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名著合并进行翻译。
王国维自评这段时期是他“兼通世界之学术”的时期，作为证据，他不仅留下了《红楼梦评论》《静庵诗稿》以及《人间词》等著作，之后又第一次把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和其著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介绍给国人，还介绍和比较了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著名外国作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国内政局动荡，王国维带着全家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一住就是四年。
由于和罗振玉比邻而居，而罗家有大量古物收藏和拓本，所以这四年又让王国维在甲骨文字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功力突飞猛进，做了大量研究以及留下了大量重要著作。
1916年，王国维选择回国。
此时39岁的他，确实已堪称“学贯中西，博采众长”。
三
学术圈并非没有吹捧夸赞的礼仪传统，但王国维是真的靠实力说话的。
只需翻开王国维作品的目录，他涉猎之广，钻研之深，成就之高，就足以让人叹为观止。
仅以他的自选文集《观堂集林》为例。
全书二十四卷，其中“艺林”八卷，研究古代史，古文字，古音韵等方面；“史林”十四卷，研究殷周历史、秦汉地理、西北史地、汉魏碑刻、两汉简牍、敦煌文书等，“别集”两卷，研究古代各种史地器物。
能写出这二十四卷，需要作者对殷墟卜辞、两周金文、战国文字、西域汉简、汉魏石经、敦煌文书、铜器定名、三代地理、殷周礼制、古文源流、字书韵书、版本校勘等各个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王国维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很多旁人看来要穷尽一生的事，放到王国维这里，让人觉得仿佛是一件信手拈来的副业：
他为江南藏书名家蒋汝藻编的《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成为了中国目录版本学史上一部经典性著作，在修订和考证方法上给后人很大启迪；他对戏曲感兴趣，写了一本《宋元戏曲考》，被称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这本书因为材料丰富，态度谨严，被戏曲研究界长期引用。
尽管后来王国维的一些结论被推翻，一些观点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但他的研究思路和他严谨的治史态度，精湛的考证方法，开拓的散发思维，被认为是领先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的，堪称一代大家。
而更多普通人知道王国维，还是因为那本《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写于1909年前后，是王国维在接触到西方美学思想后，重新回过头来审视中国旧文学的一部作品。
有别于传统的“词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自己的核心：“境界”。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
王国维更是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人生“三重境界”，他认为“古今之成大事者、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层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层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层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认为，一般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第二层境界，但要达到第三层境界，就必须要反复追寻、刻苦研究、做足功课，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才能体会到那种“偶然”的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毫无疑问，王国维应该是达到自己所说的“第三层境界”的。
但他却也有自己参不透、迈不过的“境界”。
四
1923年，王国维成了“帝师”。
当时的“逊帝”溥仪希望能请一批有识之士教授知识，王国维经人推荐，以一介布衣身份，成为了“南书房行走”，得以入宫和溥仪相伴，关键还看到了大量珍贵馆藏和资料。
几乎与此同时，王国维受邀加盟清华国学研究院，谢绝院长之位，只以讲师身份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后来又加入了《尚书》课程，与当时的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一起，并称为当时世人皆知的著名“清华四大国学导师”。
此时，应该是王国维职业生涯最顺利，学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但是，他却遭遇了两个大打击。
第一个打击发生在1924年的冬天，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派鹿钟麟率部队突入紫禁城，请以溥仪为首“逊帝”小朝廷迁出紫禁城。王国维听闻消息后大为愤怒，认为这是违反了北洋政府当初承诺的《清室优待条件》，是不讲信用。
紫禁城里的太监、宫女等当时也都被遣散
愤怒之余，王国维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但因为家人的强力阻止，最终收回了念头。
另一个打击发生在1926年，相对而言对王国维的打击更大——他最看重最疼爱的长子王潜明忽然病逝，当时只有27岁。这个丧子之痛对王国维打击巨大，乃至又引出了一段与三十年好友罗振玉的恩怨。
王罗两家是至交，所以王潜明的妻子是罗振玉的女儿罗孝纯。小夫妻俩感情还算不错，但罗孝纯和婆婆相处得并不愉快，发生过几次矛盾。王潜明去世之后，罗振玉立刻做出决定：在丧礼当天将女儿罗孝纯接回了自己家，再也不回王家。
刚刚遭受丧子之痛的王国维对罗振玉的这个举动是很不满的，但还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自己二儿子王高明的长子王庆端过继给了罗孝纯，二是把长子王潜明工作单位海关发的大约2000多大洋的抚恤金全都寄给了罗孝纯。
但罗振玉很快就将抚恤金全数退还，表示自己养女儿还是养得起的。王国维再寄，罗振玉再退，几番来回，罗振玉最终勉强接受了抚恤金，但声明只会用作王庆端的教育培养。
两人关系陷入僵局之时，罗振玉写来了一封绝交信，信中称自己像墨子一样博爱，早年对王国维曾经给予各种无私帮助，而王国维像杨朱那样一毛不拔，不肯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为他人做出牺牲。
王国维
这段话早已超出了儿女亲家的矛盾范畴，而上升到了人格评判——而人格无疑是王国维最珍惜和最看重的。事实上，这两人之前就已经有了矛盾，一个重要原因是罗振玉陷入了“逊帝”溥仪身边的党派斗争，他好几次想让王国维站在自己这边，但王国维都没有明确表态，而罗振玉甚至怀疑王国维在溥仪面前说自己的坏话。
罗振玉的指责让王国维也怒不可遏，这对三十年的老友最终选择了中断往来。
然后，时间就到了1927年6月2日。
五
那天车到颐和园后，王国维还给了车夫五角钱。
按照车夫后来的回忆，王国维嘱咐他要在园外等候，然后他自己就买了门票入了园。
颐和园那时的人并不算多，所以有游客能完全回忆出那个老者入园后的经历：他先是直接走向了石舫，在石舫前坐了很久，然后起身踱步前往鱼藻轩。在鱼藻轩，他从怀中摸出一根烟，慢慢抽了起来。
就在王国维身边不远处，就是颐和园的园丁。游客在湖边坐着抽根烟，实属平常，所以园丁也并没有太注意他。
一根烟燃尽，王国维忽然起身，纵身跳进了昆明湖。
听到有落水声，一旁的园丁连忙赶来施救，由于距离不远，所以前后也就花费了几分钟就把王国维捞了起来。但很快园丁就发现，王国维跳下去时用力一头扎进了池底，池底的淤泥顿时塞满了王国维的口鼻。
虽然落水时间不长，但已气绝身亡。
赶来后的众人从王国维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了遗书，开头四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后面还有一段文字：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由此可见，王国维是早有死意，一切都已想得明白，安排妥当。
但那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却引发了无数人的猜测。
何为“变”？何为“辱”？他为什么要自杀？
六
1927年10月出版的《国学月报》上，有这样一段“编者引言”：
“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精明强健的学者忽然自杀！……大家都争当一种谈话资料。但是你若想知道王国维是怎样的人，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自杀，除了听信传说以外，恐怕只好凭自己的意见猜拟吧？”
确实，王国维在自杀以及那几句关于“义无再辱”的遗言，引发了多方猜测。
首先是一度流行的“逼债说”。
坊间有传闻说王国维曾经和罗振玉合伙做生意，欠了钱，被罗振玉逼债而被迫自杀（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有记录说是听报纸上说的）。更有言“王国维一个月的薪俸还不够还罗振玉的利息钱”。
这个说法基本经不起推敲，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就表示，父亲绝不是做生意的性格，也没有此类兴趣，每月几百元大洋已属高薪，且都交给母亲，如果他去做生意，母亲绝不会不知道。而王罗两人的书信来往也从无有此证据。
不过相对于“逼债说”，罗振玉等人提出的“殉清说”则影响力要大很多，这个观点也被著名学者吴宓等人认可。
王国维自杀后，罗振玉闻讯非常悲痛，先派自己的儿子赶来奔丧，然后以最快速度代王国维写了一封“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溥仪看了罗振玉冒名写的文字后大受感动，赐王国维谥号“忠悫（què，朴实谨慎的意思）”，赏两千元治丧。
由于王国维一直留着辫子，又是溥仪的老师，所以这个说法为很多人取信。
紫禁城内，在屋顶上的溥仪
但也有不少反对者。有人认为如果王国维要殉清，早在1912年就殉了，或者是溥仪去世才会殉，哪会在1927年殉？也有人认为，像罗振玉、郑孝胥等人为了所谓“忠于”溥仪，不惜出任伪职，但王国维却绝不盲从，只是潜心学术，绝不可能“愚忠”至为所谓的“清室”而死。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王国维死后撰文悼念，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静安先生，不过曾做过清室的官，现在还拖着辫子罢了：他并不曾发表一篇鼓吹复辟的宣言，也不曾从事于阴谋复辟的活动，更不曾收了别人的贿赂而主张过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他究竟还是一个超然的学者。……他拿了中华民国的俸给已经五六年了，他已经不能说是一个‘西山采薇蕨’的遗民了！”
那么，王国维又是为何自杀呢？
七
按照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王国维殉的是一个具体的“皇室”，不如说他是为“文化”殉难而死。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曾五次为其作挽联、挽词、碑文、遗书序，在他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则自然“与之命运共同尽”。
陈寅恪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却也有一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王国维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为何选择忍到1927年？又为何说是无法忍受“再辱”？
陈寅恪
梁启超在陈寅恪的观点基础上，认为王国维自杀和当时的时局也有关系。
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两周之后，梁启超在一封写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在梁启超看来，王国维自杀，很可能是因为“内心的恐惧”：社会的变革越来越剧烈和动荡，他熟悉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一个个开始遭遇厄运，一个完全未知且并不接受的时代很可能即将到来，自己将处于何等位置？会有如何命运？
著名学者姜亮夫是王国维的学生，他也认为那一段时间的时局变动对王国维造成很大影响：1927年4月，李大钊北京遇害，藏书家和出版家但政治立场保守的叶德辉在长沙被处决，罗振玉避难大使馆，连梁启超也避难离开北京，甚至扬言要东渡日本。而另一方面，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大有进逼北京之势。
他的一段回忆似乎也可以佐证梁启超的观点：
“我最后一次去静安先生家是农历五月初二。先生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众说纷纭，但毕竟，斯人已逝。
八
王国维的葬礼，众人祭奠是行跪拜大礼的。
这个头是由陈寅恪起的。当时参加葬礼的清华师生大多着深色西装，但陈寅恪却穿玄色长衫，足蹬棉鞋，慢步上前，双膝跪地，额头磕砖。
之前只行鞠躬礼的诸人在错愕之余，随即齐齐下跪，行了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就已废除的跪拜礼。
1927年8月14日，王国维被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
他是穿着前清官服入葬的，且依旧留着辫子。
虽然他的挚友都是开世界之眼，领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但都认为这样做是符合王国维遗愿的。
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之时，由清华师生捐款建造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落成，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文。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馒头说
在大三的时候，我在寝室门口贴过一张纸，上面写了四句话：
“大三之年，只欠一搬。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大四就要搬到学校北区新建成的研究生宿舍去了，虽然新宿舍是套间，两人一间，三间房间共享一个小客厅和厕所，但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各种生活设施很不方便，是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老宿舍就在校内，紧邻食堂、热水间、澡堂，还紧邻东门，夜宵一条街非常热闹——更关键的，还有住了三年的那份熟悉的感情。
现在想来，虽然是开玩笑，但对王国维先生还是不尊重的。
同样面临从旧环境转到新环境的焦虑和惶恐，换个宿舍简直是小儿科一般的事，而王国维当时认为的却是对他五十年来整个熟悉的生存环境和理想道德的全盘颠覆。
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倾向于王国维先生的自杀不是单一的原因，而是多重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的一个结果：丧子之痛，绝情之交，时代之变，受辱之惧……
王国维有很多“最后一位”的头衔，比如“中国近代最后一位词家”，比如“中国近代最后一位士大夫”，甚至还有“中国近代最后一位封建谥号获得者”，但说的比较多的，还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思想家”。
事实上，有资格拿这个头衔的并非只有王国维一名候选，比如晚他两年逝世的梁启超，称他为“伟大思想家”也绝不为过。但可能王国维不像梁启超，后者还有政治家、教育家、革命家、文学家等多重身份，但王国维则只钻研学术，只在学术层面有广泛研究并能建立体系，与世事无涉。
也正是因此，王国维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纯粹到清华诸位时代先锋人物愿意穿西装为他下拜磕头，愿意以清朝官服为他入殓。因为大家知道这无关政治立场——王国维本身就是不关心政治的——他是对自己信念的一种殉难。
我曾经在一次读者分享会上说过，中国近代是一个不得不让人唏嘘感叹的时代：在一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一批又一批的人主动或被动站上了历史舞台，在时代的聚光灯下展现自己最真实的彷徨、努力、奋斗、挣扎……
所以我们会看到先保皇又力助国民党最后加入共产党的杨度；会看到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点醒无数中国青年，最终却大拐弯宣布保皇以清朝官衔入葬的严复；会看到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完全可以成为“外企高管”却转而投身国学并闷头一路走到底的辜鸿铭，当然，还有在鱼藻轩吸完一支烟后毅然投湖的王国维。
以这个角度看，王国维之死无关勇敢懦弱，无关自私无私，无关成功失败，那只是他自己对自己归宿的一种选择。
在巨变时代的背景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
而每一个选择，也都会成为见证那个时代的注脚。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终结与开启：王国维之死及其意义探究》（上）、（下）（戚真赫，《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08期）
2、《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弟子眼中的王国维之死》（吴忠良，《嘉兴学院学报》，2007年04期）
3、《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黄波，《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07期）
4、《从<吴宓日记>中解读王国维之死》（徐跃龙，《神州》，2014年06期）
5、《谈郭老为王国维先生之死辨诬》（侍问樵，《郭沫若学刊》，1989年04期）
6、《关于王国维先生之死》（商承祚，《晋阳学刊》，1983年03期）
7、《王国维之死及其文化意义》（唐小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6期）
8、《以王观陈：重审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双重解释》（陈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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