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段志飞，题图来源：《3年A班》剧照
《新周刊》官方微博日前发起了一项“2023‘手机人’痛点不完全调查”，吸引了将近10万名网友关注。在“如何定义自己与手机的关系”中，21%的参与者表示被手机“绑架”了。随着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人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11%的参与者表示自己一分钟都离不开手机。
如今，手机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没有手机和网络，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感到焦虑。这种无法自控的情绪，不只是作用于个人心理，更是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并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此，《新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剖析手机究竟给社会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影响。20世纪的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从传播学角度阐述了“任何发明和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的理念：电子技术使人延伸出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模式。
他有一句名言：“在电子时代，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在王俊秀看来，4G时代的手机基本实现了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身披全人类”的梦想。手机集成了大量的应用功能，取代了照相机、摄像机、银行卡、公交卡、会员卡等，成为生活工具的集大成者，给了人们无限的便捷和无穷的底气。
然而，由此产生的一些“非适应性使用问题”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日益凸显。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手机已经成为人类身上的“新”器官，手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式，人们已经离不开手机，甚至过分依赖手机。
人们开始讨论“手机病”，但是人类真的病了吗？王俊秀说：“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是一种必然，手机作为工具只不过是‘背锅’了而已。”以下为《新周刊》和王俊秀的对谈实录。
一、“手机病”是不是病
新周刊：人们对手机的依赖是不是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王俊秀：手机确实给我们带来不少便利，但我们并不能否认“手机病”的存在。如果手机过度使用而不能自我控制的话，比如人们常提到的，长时间看手机会对眼睛造成伤害，以及玩手机而睡眠拖延导致睡眠时间不足，甚至使用手机的姿势不当，导致身体“变形”“低头族”“手机脖”“扳机指”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地危害人们的身体，相对于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言，对手机的依赖确实会呈现出“病态”的趋势。
但是你如果用“手机病”的帽子套在那些手机重度使用者身上，他们可能并不认同——“手机上瘾”到什么程度算过度、算一种“病态”，可能不同的人理解不同。自律能力强的人，不会被手机“控制”，但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时间在手机上不知不觉消失了，什么也没做。也可能很多人并不觉得手机影响了健康、影响了生活和工作，自己在手机中找到了乐趣，生活得很愉快。
新周刊：“手机病”对当代社会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
王俊秀：社会由人构成，要说对社会的影响，可能还要具体到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今，手机基本上属于人手一个，已经不仅仅是通信工具，还是生活、工作甚至社会服务各方面都依赖的工具和手段，给人们带来从未有过的便利，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可以说，手机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如果要说“手机病”，带来不良影响的确实也有。
比如我看到很多年轻父母为了哄孩子，避免他们哭闹、调皮，就扔给他们一个手机，几个月大的小孩小手不停滑动手机屏幕。随着使用手机的年龄层次逐渐下移，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也成为了智能手机的使用者。
因为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还未成熟，可塑性极强，自我控制能力还比较弱，更容易“手机成瘾”。少年、儿童如何健康使用手机是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应该关心和重视的一个问题。
新周刊：“手机成瘾”的程度与个体的认知水平，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人不容易得“手机病”呢？
王俊秀：所谓“手机成瘾”，必须明确是对手机中什么样的内容成瘾，手机应用种类繁多，从内容上来说包括日常生活服务、教育、娱乐等，通常说的“手机成瘾”更多是指手机游戏一类的娱乐应用。正常情况下成年人都会以工作、生活、学习为中心，手机上的这些娱乐内容只是作为闲暇时间的消遣，但是确实有青少年自制能力弱，一玩起来就放不下，影响了学习、生活和工作，这不一定是个体认知水平的问题，更多是缺乏自制能力，是意志力的问题。
二、网络时代的手机自我
新周刊：根据你的观察，现在是否诞生了新的“手机病”？
王俊秀：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讲到4G时代手机基本已经达到了麦克卢汉所讲的“身披全人类”，也提到了“自恋流行病”，如今进入5G时代，手机在分享和自我表现上更加便利，人们更容易把现实中的自我进行“印象整饰”，手机表现出的是一个“理想自我”的状态，我当时用了一个不太正向的说法——“自恋流行病”，是带有批评意味的。
现在，这种现象更加普遍，甚至在向各个方向蔓延。比如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都会在“美颜”上下功夫，也增加了“塑形”的功能，“磨皮”“尖下颌”“大长腿”，五花八门。视频直播中有各种手段可用，把主播进行极致美化。
AI技术更是可以“换脸”“换声音”，甚至虚拟一个完美的自己。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手机自我的延伸”，就是通过手机不断达到自我扩展、扩张的目的，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想在社交网络中建立自己的完美“人设”，其动机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一过程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是不健康的表现。
新周刊：我们都知道，手机更多的还是一种社交工具，网络时代的人们为什么会容易深陷这样的“手机病”？
王俊秀：我之前写过另外一篇和手机相关的文章，就是关于微信点赞行为带来的“圈层社会之累”。比如我们很多人的手机后台检测数据都显示，微信作为一款社交应用，几乎是一天当中打开次数最多和使用时间最长的软件。
每个人都忙着在手机上维系自己各种各样的社交圈子，而微信朋友圈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镜像，甚至是一种透视。就像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加“社会阶层”，把远近亲疏不同、社会阶层各异的人统统装入朋友圈，构成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好友”关系。
这样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呢？那就是人们在极力构建一种“朋友圈里的生活”，比如“点赞”这一不能轻易出手、需要拿捏的举动，逐渐变成了中国人人际关系中微妙的、复杂的、费思量的一件事情。手机功能的进化，确确实实打破了固有的社会圈层结构，但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把人们装进了无休止的手机社交当中。
三、当代人被手机“绑架”了吗
新周刊：为什么手机玩的时候很兴奋，但在放下手机后，人的情绪会渐渐走入低谷？
王俊秀：这是一种由生理和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如果在手机上投入了太多精力，就会导致在其他事物上精力不足，成年人因为精神状态不佳可能会影响工作效率，而青少年因为状态不好可能会影响学习。
此外，手机里的内容很多都是碎片化信息，长时间地刷手机，刷的过程中被各种新奇的信息吸引，但停下来以后却发现没有任何收获，就会让人感觉精神空虚，而空虚无聊的时候再刷手机寻找刺激，然后再次陷入空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理性审视自己的行为，认识到生活的节奏被打乱，感觉应该摆脱手机，却又做不到，就会形成认知和行为的冲突。所以玩手机的时间太久，有些时候不一定能解压，还可能产生精神压力。
新周刊：许多人其实都知道，对手机的依赖给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影响，但还是控制不住看手机，机不离手，当代人是不是被手机“绑架”了？
王俊秀：说“绑架”肯定是在讲对手机过度依赖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人和手机的联结越来越紧密，但人是有自觉能动性的，如何使用手机是个人自由的选择，谈不上“绑架”。
抱怨“绑架”是因为一些人觉得个人的时间和空间被挤占，如微信中有单位的工作群，随时随地会收到工作相关的信息，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被模糊了。再就是一些商家可能根据你使用手机的某些应用而获取你的信息用于推销他们的产品或服务。有时候人们害怕错过重要信息，要时时关注手机信息。这样，给我们带来自由的手机，反而使得我们的自由受到限制。
新周刊：如何破解“手机病”的疑难？你有什么建议？
王俊秀：手机相关的问题很复杂，要分层次看，我们不能看到问题就马上想进行治理。手机带来的一些严重问题需要治理，如个人隐私被侵犯、手机内容审查、电信诈骗等，确实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手段来解决。
所谓“手机病”实际上是一个大家使用手机的习惯问题，不适合社会治理的思路，更多需要一个引导的过程。比如，应该引导家长不要把手机作为幼儿的玩具，避免低龄儿童过早使用或沉迷手机。学校要引导学生选择健康游戏。
人们也要逐渐全面培养手机使用的礼仪和良好习惯，像日常生活中讲礼貌一样重视手机使用中不过度打扰别人、不随意侵占别人的休息时间，引导个人自我约束、自我节制，养成“手机时代”良好的生活习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段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