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昌业
预计在今天（9日）中午前后，《湄公河行动》在总票房上将全面翻盘——超越同档期的其他三部电影登顶成功。在烂片横行的2016，《湄公河行动》的这场胜利相信慰藉了不少电影人和观众的心灵，至少让大家又有了前行的力量——真的吗？
九天之内“本末倒置”，谁比观众更早、更近地站在了烂片的一边
市场是残酷，也是盲目的。10月1日，《爵迹》以排片占比26.2%、黄金场占比27.1%艳压群芳，独占鳌头；当日，《湄公河行动》排片占比17.3%，黄金场占比不足17%，比排名第三的《王牌逗王牌》分别少了近3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
谁主导的当日排片？谁做成了那一天的名次？是谁比观众更早、更近地站在了烂片的一边，又是谁轻视了今日的佳片呢？
九天之内“本末倒置”，仔细想想，郭敬明的骄傲和自负甚至自恋，是谁给的？只有粉丝吗？
如果说媒体是大众在信息阅读上的守门人，那影院就是大众在观影上的守门人——支持或放弃、倾向或轻视即便不能说决定了一个社会文化的方向，但也至少是比之这条产业链上的任何环节都更具有影响力的一环。就像电影节的策展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在百年历史长河里选择值得观众看的佳片以传播电影文化、观照当代社会，而影院经理们为各自手上数块或十余块的银幕从七八百部国产故事片里为观众选择值得观赏的电影不也很像一个策展人吗？两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实并无高下。
对中国电影，导演、制片人有责任，编剧、演员有责任，监管部门、观众有责任，影院经理亦有责任。
那些“超尺度”成就的是正邪高压下无法完美的正义
同样是湄公河大案这个原始素材，同样是公安部“监制”，电视剧《湄公河大案》在林超贤看来，“最重要的，它们都没有说。”（《<湄公河行动>：打死他也平反不了13条人命，《南方周末》，宋宇）。那这次林超贤导演的电影《湄公河行动》又说了什么重要的呢？
眼花缭乱的武器装备，或是正面人物折磨俘虏、紧要关头枪击童兵、冲动之下打死毒贩这些大陆警匪片里从未出现过的超尺度内容只是细节，基于真实事件的改编一定有戏说的成分，一定有戏剧化而非完全真实的情节、细节，所以究竟是案子的真相打动了人心，还是大银幕上的人物拨动了我们的心弦？
美国著名导演罗伯特·奥特曼与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迄今仅有的两位囊括金棕榈奖、金狮奖和金熊奖的导演，前者有一句名言：不要给我讲故事，我需要的是人物。
那些“超尺度”成就的是观众身边的人物——血肉丰满的不完美普通人，呈现的是观众身边的正义——正邪高压下无法完美的正义。
这可能仍然只是一次特殊的、偶然的难以复制的审查破例，毕竟是重大题材上由公安部特事特办的尺度打破，而非在行业监管部门成文或不成文规矩下的确定改变。
但或许能够让审查者看到尺度的松动成就的不仅是一部艺术价值上的佳作，更重要的是中国公安以及政府的正面形象已经润物细无声地植入了近2000万人次的脑海中——对于在今年因雷洋案饱受舆论困扰的公安队伍而言想来应是莫大的宽慰。
在一个民营媒体高度发达、自媒体消减甚至破坏传统媒体传播势能的时代，电影仍然是一个拥有最强短时爆发力的主流媒体。电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政府最好的公关，不同的是，政府不一定非要自己拍电影。
对于主旋律电影来说，出品方姓什么并不决定作品的好坏。口号式的宣誓忠诚只能解决媒体不提供什么内容，却无法解决提供什么内容——填鸭式的内容输出在《百团大战》《我的战争》的失败之后已不言自明。
好莱坞的那些战争大片、科幻大片、警匪大片其实多是主旋律电影，白宫、五角大楼、FBI、CIA、国土安全部等等在背后亦都有伸手参与，香港的警匪片亦是如此——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是香港警队形象的维护者，也是香港电影人创作的帮助者而非阻挠者。
支持和帮助比审查和约束更有利于敏感内容的正确创作——创作有基本规律，只有认可并尊重创作规律是人物塑造的前提，才能够有更多的主旋律佳片可持续生产，才能让观众在票房和口碑上为主旋律电影继续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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