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罗亮：（西南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副教授），李泓桥（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史家宁（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标题：《“学术民工”还是“知识精英”：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的多维审视》，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本文基于劳动过程理论，深度访谈40位高校青年教师，对青年教师劳动过程进行多维审视。调研发现：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目前面对劳动心态异化、劳动样态窄化、劳动关系紧张、劳动生态动荡等劳动困境，并调侃自己为“学术民工”。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劳动主体性并未丧失，在稳定、幸福的职业目标牵引下，掌握劳动时间、空间调配的相对自由，主动整合自身劳动发展资源，践行“知识报国”的情怀担当，映射出高校青年教师作为“知识精英”的主体进取。
一、问题的提出及主要研究过程
精英是指在组织中最为突出的那部分人[1]。高校青年教师在其研究领域学习深耕十余年，拥有丰厚的知识沉淀和经验积累，往往被认为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精英”。社会大众对于高校青年教师的角色期待也较高，认为他们是担当社会责任的“高知分子”“社会精英”。
然而近年来，高校青年教师过劳、猝死等危机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引发公众关注。此外，随着高校教职需求相对饱和，高校教师职业市场出现结构性的供需矛盾。高校为提升学术科研的整体水平，制订相对严苛的考核计划，青年教师的聘任标准不断拔高。行政逻辑主导的量化评价机制、科研产出竞赛等多重压力正迫使青年教师陷入科研“内卷”[2]。部分高校青年教师选择性忽视教学、家庭等科研以外的各项事务，对于科研的投入和付出呈现“自我牺牲”的态势。
在考核严苛、竞争加剧、任务增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青年教师在劳动过程中接收的负向反馈不断累积，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累加，消极的劳动体验不断加深。部分青年教师甚至自我调侃为“学术民工”，认为自己从事简单重复、机械呆板的学术劳动，缺乏探索知识前沿的希冀和行动。“知识精英”与“学术民工”在内涵与表征上具有明显张力。
本文基于劳动过程的理论视角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劳动心态、劳动样态、劳动关系、劳动生态等进行多维分析和审视，厘清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中的困境，把握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的主体进取，描绘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图景。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2022年7月至12月期间，研究者抽取40位青年教师（35岁及以下），综合运用面对面、电话、视频等形式进行深度访谈，收集一手素材作为研究资料。受访者来自重庆、四川、上海、浙江、湖北、广东、陕西7个省市的18所高校，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教师12位，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教师19位，非“双一流”普通高校的教师9位。受访者中男性26位，女性14位。受访者在受访时的职称分别为教授1人，副教授5人，讲师21人，助教13人。每位受访者的受访时间范围为50~120分钟，平均约75分钟/人，访谈材料在采访后24小时内整理成文字稿，后期依照主题进行编码，为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素材支持和数据支撑。
二、文献回顾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3]。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石。劳动过程被理解为“运用自身的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和生存空间的过程”[4]。其中包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客观性要素，也包含劳动者主观态度和劳动觉悟等主体性要素”[5]。
近年来学界对于不同群体的劳动过程较为关注。如“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在劳动过程中被制度和技术裹挟，越来越缺乏自主的时间，导致工作与生活界限日益模糊，呈现出内卷化图景”[6]，“网络文学平台以产量竞赛、创意规训和权责置换的方式，对网络写手分别达成‘执行’‘概念’和‘契约’的控制”[7]；网络主播群体作为平台经济催生出的情感劳工，在劳动过程中面临着“劳动空间被无限扩大、劳动力再生产空间被挤压、劳动者的自我身份被全面商品化等障碍”[8]。
高校青年教师作为社会分工中的重要群体，其劳动过程直接关系社会整体发展，主要聚焦以下内容：
一是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变化的制约因素。市场化发展是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变化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被认为“应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经营，通过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则与经营竞争机制，使教育投入效率和收益达到最大化”[9]。市场竞争的理念引入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后，各高校“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底层逻辑，用丰厚的薪酬待遇吸引人才并刺激其产出，通过绩效考核和淘汰制进行市场竞争，试图以此激发教师的学术活力和产出效率”[10]。国际发表、预聘长聘制、海外评审、年薪制等概念在高校兴起，青年教师为保住“饭碗”不得不围绕着学术资源如课题经费、评审奖项等展开激烈竞争，个体学术行为、成果显示度都被纳入市场化的衡量体系中。
“高校传统‘追求高深知识’场所的属性逐步消解，在学术生产受到市场力量左右的背景下，学术研究的外在显示度和市场价值被强调，高校日益向商业化的知识组织靠拢”[11]。高校聘任制度从原本的契约制“铁饭碗”逐渐演变为“非升即走”的不确定性考核指标。教师个体价值被物化逻辑抹杀，“扭曲的市场价格机制、高校外部性的恶性人才竞争等引发了学术市场失灵”[12]。
二是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的变化。青年教师的劳动过程发生了“角色挤压、角色分工性别化、角色紧张”等状况[13]，具体表现为“强制性地裹挟于科研产出的竞赛中，通过‘自我剥削’应对时间压力”[14]，生存激励下“为换取组织内部各种资源在大学组织性制度面前展现出普遍性顺从”[15]，教育者身份被重新界定衍生的职业迷茫，如因行政管理约束过多，已育女性青年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加剧[16]，付出高昂交换代价尝试接近学术话语中心只为增添学术资本[17]，智能时代技术介入带来的角色胜任危机等。
尤为突出的变化是部分高校唯成果论的异化评判标准，形似工厂中以任务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劳动报酬的工人考核标准。高校教师在超负荷的状态下，其知识生产过程也形似被迫陷入加班依赖薪酬体制的计件制民工[18]。
三是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主体性的坚守。相较于劳资双方博弈中服从资方时间规训体系的民工而言[19]，高校教师劳动过程中有很强的自主性。福柯以“劳动者是具备主动性的经济主体为依据”提出“自我企业家”的概念[20]，主要表现为“当所处的制度环境更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时，个人被迫更多地自我负责，并通过各种努力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21]。高校青年教师也是如此，他们在市场化的环境下面临着身份构建过程中内部观念与外部期待的博弈[22]，时常呈现焦虑感较高、幸福感水平整体偏低的状态[23]。但凭借其完善的知识结构、敏锐的科研创新能力，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在劳动过程中依旧呈现较高的主体性。
三、“学术民工”：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的困境呈现
1. 心态异化：急于“挣项目、拿课题、出成果”
青年教师承担着知识传授、文化传承、学术研究、价值引领等重要职责，应然状态下理应把潜心教书育人，关心爱护学生作为“第一要务”。然而，近年来科研项目、论文成果等指标逐渐成为衡量青年教师个人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核心构成，是青年教师获取职业晋升机会和优质发展资源的先要条件。因此，作为高校新人的青年教师只能被动地接受科研导向的考核制度，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劳动压力源由教学向科研偏移。
“刚入校，各种工作都会找上你，你得一边适应工作节奏，一边努力做科研，因为在职称评定中，项目、论文等科研成果就是主要的参评标准。”(受访者1，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部分青年教师为了完成考核目标，甚至将论文灌水、拆分、多次投稿，片面注重论文数量、忽视科研成果的质量，呈现急功近利的劳动心态。
青年教师初入高校，面临教学、科研乃至部分行政辅助工作一肩挑的严峻局面，在多重工作压力的夹缝中，他们更愿意选择有利于职称晋升的科研道路，倾注更多精力在创造性劳动中。但科学研究本身具有一定复杂性和艰苦性，创造性劳动在求取高价值回报的同时也需要高强度的付出，加之科研“内卷化”的影响，青年教师在科研工作中容易陷入困境，劳动压力也主要来源于此。
“科研的精力消耗是很大的，但是产出并不稳定，同时达到晋升条件的人也很多，大家在科研成果上的‘内卷’很激烈，压力都很大。”(受访者2，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讲师)
部分青年教师难以在激烈的科研竞争中胜出，创造性劳动的积极反馈（如论文发表、课题立项等）相对不足，自身对教学和科研的平衡力较弱，劳动心态面临破坏性重构：焦虑、急切、压抑等负面情绪在劳动过程中不断累积，精神压力持续增大，功利化、成果化的劳动导向日益增强，陷入急于“挣项目、拿课题、出成果”的心理困境。
“一直在投入，但迟迟不见收获，又不想‘躺平’，整个人全身心奔波在项目和论文之间，还要兼顾教学工作，时不时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受访者3，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精神上的压力是看不见的，自己也会担心晚上睡那么晚、早上起那么早会不会有危险，整个人的弦是绷起来的，但还是会一直保持危机意识。”(受访者4，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师资博士后)
2. 样态窄化：公益服务劳动、体力劳动缺失
劳动赋予人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富足，促进人的发展和解放，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性活动[24]。受高校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青年教师更愿意选择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形式的创造性生产劳动和服务性教育劳动，相对缺乏以体力劳动为主要形式的公益性服务劳动和日常生活劳动。青年教师在劳动形式和类型方面的缺失，致使其劳动体验的来源单一化，对于劳动的理解存在局限，难以形塑全面的劳动幸福观。
受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青年教师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学习培养过程中已然形成“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将自身的劳动优势归纳为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更倾向于选择“高端”的脑力劳动。
“从小学到博士毕业，二十多年的学习时间，我才成为‘知识分子’，在高校中从事脑力劳动更能够实现我的个人价值。”(受访者5，非“双一流”普通高校教授)
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作为青年教师晋升发展的硬性条件，既体现高校教师这一职业所要求的研究性，又契合青年教师传道授业的精神需求，在制度牵引下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类型，并贯穿于高校青年教师劳动实践的全过程。
“博士毕业，入职高校，我们肯定更愿意从事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工作。从高校的考核晋升机制上讲，科研工作也和我们职业发展的前进方向一致。”(受访者6，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志愿服务、公益帮扶等公益性服务劳动与日常生活劳动，能够帮助个体在交互实践的基础上搭建独有的精神世界和社交网络。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的人更容易获得社会信任资本，有利于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心理状态。但是在“内卷化”的职业环境和便捷化的生活条件的双重影响下，青年教师参加公益性服务劳动的次数少、时间短、受益度低，深度参与日常生活劳动的习惯日趋褪去，劳动类型减少，劳动样态窄化。
“学校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相对较少、效果一般，我更愿意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职业发展上来。”(受访者7，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师资博士后)
“智慧家居、家政外卖等新兴产品出现后，我参加清扫、做饭等烦琐家庭事务的次数确实越来越少。”(受访者8，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副教授)
3. 群体隔膜：专业教师与行政、学生群体交往隔阂
从人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出发，由于角色分工、利益诉求、资源配给等方面的差异，高校中的专业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群体已然构成了自属的非正式组织。在高校正式组织的框架内，上述不同群体沟通渠道有限、反馈机制不健全等因素阻滞了非正式组织成员间的交往互动，对青年教师从事教学科研劳动产生消极影响。
青年教师与行政人员的职业分工不同，适用的管理制度也有差别：青年教师拥有非教学时间的自主支配权，行政人员的绩效考核往往不包含科研成果。在未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双方容易陷入“围城”怪圈，青年教师羡慕行政人员的考核轻松，行政人员艳羡青年教师时间自由，致使双方都认为对方权利义务不对等，对自身工作待遇产生不满。
此外，行政人员负责具体执行日常管理、经费报销、福利分配等事务。青年教师作为高校教学科研的主力军，特殊情况下还需“求助”行政人员，由此导致他们对行政人员持有一种“轻视”和“敬畏”并存的矛盾心理。
“学校的主要成果都是我们加班加点地产出。做行政的天天到点下班，不用发论文、拿项目，也不用‘非升即走’，工作稳定；有点小权的话，待遇也好，比我们安逸多了。”(受访者9，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讲师)
“行政人员总是在说专业课老师每天就几节课，上完就走，也不用打卡，时间空间都自由，工资也高。”(受访者10，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教师)
师生关系是青年教师要面对和处理的主要关系。理想的师生关系是青年教师遵循教育教学、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在日常教育劳动过程中既严格要求学生又真心关爱学生，做学生良师益友，实现因材施教、教学相长。
然而现实中，青年教师面临着与学生群体交往隔阂的挑战。如教学劳动过程中，学生上课睡觉、玩手机、敷衍学习任务等行为对青年教师的教学劳动产生负向反馈，容易使青年教师产生“劳动成果不被珍惜”的消极心理。长期如此，有损青年教师的教学责任感，也会加深教师与学生两群体间的隔阂，甚至引起群体对立。
“刚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备课、提前到教室等学生来，后面发现学生根本不愿意听，睡觉、玩手机的大有人在，认真听的人很少，让我产生一种挫败感，觉得学生也没救了。”(受访者11，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4. 生态动荡：聘用、考核、保障的不确定性
随着高校间科研竞争的加剧和市场中高校教职供需矛盾的加深，青年教师完全融入高校职业发展生态，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核和检验，入职阶段的聘用环节，入职之后的考核以及日常权益保障都呈现不确定性，让其深感处于“生态动荡”之中。
当前，部分高校的青年教师选聘采用预聘制，在预聘期内未完成考核任务的青年教师将被“淘汰出局”；成功留任的青年教师还将面临动态调整的晋升考核机制，职业发展的不稳定性增加，陷入多重发展困境。在实行“非升即走”制度的高校中，难度较大的国家级基金项目正在成为青年教师晋升留任的必要条件。青年教师受自身学术资源、时间精力等因素的影响，中标率并不高，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动荡不安感，担心自身陷入末位淘汰的困境。
“寒假不是用来休息的，是用来写本子的。各种公众号、工作群、讨论群都要关注到，联系大牛讨论选题、为自己‘把脉’，改了一遍又一遍，但还是没能中。希望今年能中一项，不然我就有点儿危险了。”(受访者12，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师资博士后)
即使是入职就拿到编制的青年教师也被裹挟进高校的科研“内卷”中，激烈的职称竞争迫使其服从职称晋升考核指标。在职业焦虑的牵引下，指标为王、效率至上成为晋升路径中的惯样常态，大量青年教师角色撕裂、劳动心态异化、超时劳动，甚至不惜采用学术造假、自我剥削等极端手段，只为达成聘任语境下的学术契约。
青年教师入职之后，职称评审政策时常变动，与其自身期待的“重积累、重持续”的学术劳动愿景相违背，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不确定”状态加重了其心理压力。
“我进来是有编制的。相较而言，我好像应该更轻松一些。但实际上不是的，每年的晋升名额都有限，我还是要去竞争。而且评审标准不稳定真的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去年只需要C刊和省部级项目就能评副高，今年突然又说必须有国家级基金项目，我一下子就被‘刷下来’了。”(受访者13，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职称评审政策变更牵动着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调整，频繁变动的政策导向常常使青年教师迷失职业发展的方位感。当青年教师劳动产出的成效频频与既定目标相背离，科研节奏在晋升赛道的不断更换中被打乱，极易使他们产生学术热情透支的疲惫感，进而引发强烈的职业危机感。
在职业发展陷入动荡困境的同时，青年教师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也面临不确定情况。青年教师的薪酬待遇、住房保障、子女入托入学、身心健康等日常劳动权益，直接关乎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劳动过程中精力的投入，是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部分高校统筹协调不足、资源开发有限，青年教师权益保障只停留在形式层面，缺乏系统设计、运行失效，青年教师在劳动过程中需要让渡部分精力用于资源的寻求以满足劳动保障的需要，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
在买不起房、生不起病、上不了学等具体困难面前，部分青年教师甚至产生“孤立无援”的感叹。如在访谈中，青年教师都感叹工会职能发挥不充分、权益保障内容不完整、申诉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让其倍感无奈。
“工会只有在发福利的时候出现过，你真有什么诉求反映上去，就只给你个回执，很难真正起到效果。我在子女托育方面的权益到现在也没保障到。”(受访者14，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当青年教师的内在发展需求持续增大，制度性保障供给不足时，青年教师便难以在劳动过程中获得职业安全感，逐渐丧失主动性、创造性。
四、“知识精英”：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的主体进取
多维审视高校青年教师的劳动过程，可以发现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困境挑战，但其劳动主体性从未丧失。高校青年教师在稳定、幸福的职业目标牵引下，掌握劳动时间、空间调配的相对自由，主动整合自身劳动发展资源，践行知识报国的情怀担当，映射出“知识精英”的主体进取。
1. 目标牵引：高价值职业的幸福预期
尽管部分高校青年教师对于高校教师职业存有抱怨，但大部分受访青年教师依旧认为这份职业为高价值职业，主要从事教学、科研等创造性劳动，受文化传统和社会分工的双重影响，在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且认定这份职业具有较高的职业门槛：博士学位、科研成果、留学经历等限制性条件筛选了竞争人群，构筑起职业“护城河”。
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正处于成家立业的重要阶段，薪资待遇成为其择业的重要考量。相较而言，高校教职稳定的薪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尽管在科研考核上面临挑战和压力，但高校提供的安家费、绩效薪资、标志性成果奖励等收益能够有效缓解其生存窘境，一定程度上满足物质需求。
另一方面，大部分高校提供的事业编制增强了职业稳定性，为青年教师的生存发展增添稳定感，再度提升高校教职的吸引力。因此，青年教师群体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涌入高校，成为严苛考核下的“青椒”。
“我博士刚毕业的时候‘一无所有’，已经28岁了，高校最初给的安家费、绩效、奖金这些能够满足我组建家庭、维持生活的需求，我当然愿意入职高校。”(受访者15，非“双一流”普通高校副教授)
青年教师作为突出重围的“知识精英”，对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学术潜力大多持有积极态度，兼具高价值创造性劳动和稳定幸福预期两大特征的高校教职，也逐渐成为他们的主流职业选择。
“相对来说，高校教师稳定、待遇不错，社会地位也不低，是大部分博士的职业首选。”(受访者6，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此外，本次调研发现高校青年教师普遍反映尽管发展晋升的政策波动较大，但其考核目标也相对明确、稳定。个人的学术创新能力与职业发展高度相关，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构筑起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使得职业目标的可预见性和可达成度大幅提升。
“高校教师在职业发展上更加依靠个人的‘硬实力’，高水平论文、基金项目等才是晋升的‘硬通货’，竞争环境相对公平，有利于个人进行职业发展规划。”(受访者11，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学界前辈展现的学术能力、享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进一步稳固了青年教师乐观的职业发展预期。部分青年教师在“冲刺更高一级职称”以及“冲击国家级人才”等稳定明确的职业目标激励下，呈现奋斗不息、积极进取的劳动样态。
“从读博的时候就向往导师的境界，虽然自己很难达到，但给我树立了一个职业‘标杆’，做研究的时候更有动力。”(受访者2，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讲师)
2. 自由调配：时间空间的灵活拓展
“劳动幸福的本质属性是不受资本或其他任何因素的‘限制’的劳动自由”[25]。在高校的劳动环境中，劳动时间与劳动空间的灵活性和延展性成为青年教师在高强度学术劳动中保持个体平衡的积极因素。在高校行政逻辑尤其是科层制管理逻辑的支配下，高水平论文、国家级项目等科研指标层层分派，最终转化成高校教师的科研KPI。
“高质量的科研产出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但考核KPI是上级定下的，我们只能执行。”(受访者4，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师资博士后)
学术资源相对欠缺的青年教师迫于绩效考核和职业生存的压力，只能背负与自身实力不完全对等的科研KPI。但与之相对的是青年教师以学术科研的专注性和创造性为“议价条件”，获得了较大的劳动自主权。高校仅以最终的绩效考核为锚点，充分尊重青年教师的个性特征，对于青年教师劳动时间和空间的选择不予干涉。这为青年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专注创造性劳动提供了隐性支持和保障。
一方面，劳动时间和空间的自由调配帮助青年教师更好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从高校教师的成长历程来看，青年教师正处于家庭扩展期与工作起步期，父亲、母亲等家庭角色和教师、科研人员等工作角色带来巨大压力。劳动时间、空间限制的削减，使得青年教师能够依据自身的教研任务、家庭情况等因素规划设计并自主执行“时间分配清单”，优化自身精力配比，平衡创作性劳动和日常生活劳动，最终实现劳动投入产出的效益最大化。
“现在有了孩子，家庭这边必须要多分点儿时间和精力，我自己能够调节时间分配，或者有时候居家写点东西，会更方便一点儿。”(受访者16，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学校的考核是结果导向，我自己会按阶段分配任务，做一个时间规划，总体效率会更高，行动起来也会更轻松。”(受访者17，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师资博士后)
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拓展实现青年教师“人力资本”更好转化。人力资本（知识、技能等）是劳动的构成要素，与劳动者本人无法剥离。劳动者可以通过自我提升不断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人力资本的转化与跃升。
青年教师作为“知识精英”，其自身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丰厚。在突破劳动时间、空间的限制后，青年教师延长劳动投入时间、拓展劳动发展空间，持续产出项目、论文等科研成果，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实现人力资本的利用和增值。同时，青年教师依托丰硕的科研成果将“自我企业”扩张做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在与高校的“谈判”中更易占据有利地位。
“做科研也是多劳多得，产出和奖励成正比。知识是越用越活的，多出一些高质量的成果，对学校和自己都有利。”(受访者11，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个人的科研成果够多，才能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受访者1，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3. 主动整合：多元角色的资源赋能
拉尔夫·林顿将社会角色定义为与地位相符的权利和义务的集合[26]。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都演绎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并被赋予对应的社会地位、权利和义务。高校青年教师在高校场域和学术界中扮演着多元的社会角色，不同角色所匹配的社会属性和行为范式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赋予青年教师多样化的成长资源。在平台、职能等外部因素与能力、性格等内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青年教师在不同场域的角色演绎富于变化，但总体保持着“拓展—整合—赋能”的发展趋势，主动将多元角色与个人发展相链接，优化自身的资源供给。
“付出与回报是成正比的。无论是抓教学、做科研，还是做一些行政工作，都是想要拓宽渠道，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受访者17，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师资博士后)
一方面，从高校内部而言，学校不仅要求青年教师承担学术科研、教育教学工作，还要求其承担班主任、辅导员、行政管理工作。部分高校将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获奖、指导学生学术科技类竞赛获奖等纳入荣誉评选和成果认定范畴，拓展了青年教师晋升发展的渠道。“讲课讲得好也有用。我们有位老师就是依靠讲课获奖，拿了一个省级荣誉，对于他后面的发展也是很有好处的。”(受访者18，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师资博士后)此外，青年教师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行政辅助工作，扮演“隐性”行政工作者的角色，为其迅速融入组织、构建人际网络、获取发展资源等提供了便捷通道，对高校调整动向的感知也更为敏锐。“做一些行政工作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在信息获取方面有时候就能快人一步。”(受访者1，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另一方面，以学术科研为志趣的学术组织为青年教师积累学术资本开辟了新的平台。部分青年教师与求学期间的“师门”仍存续较强的非正式组织关系：青年教师与导师、同门在信息交流、项目申报、论文发表等方面开展合作，搭建起学术成长共同体的新平台，拓展职业发展的空间。
“我和一个同门的关系比较好，现在我们在论文项目上还有合作，算是相互帮助、相互成就。”(受访者19，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同时，青年教师参与各类学术会议和论坛沙龙，参加多元学术组织，在更为广泛的社会面开拓资源输送和转化的新渠道。
“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拓宽在学术界的‘人脉’，更便于寻找合作机会。”(受访者20，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4. 社会参与：“知识报国”的情怀担当
追求理想是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从“社会”和“个体”两个维度去认识“理想”，则相应地表现为“共同理想”和“个人理想”两种形式[27]。高校青年教师因其高素质、专业化，传承知识分子的情怀担当，“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深度交织融合，凝练为“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的理性认知，直接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作为高校教师，经常与文化知识相伴，‘知识报国’的理念早已印入脑海了。”(受访者19，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在理想信念和社会结构的共同影响下，青年教师社会参与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和加深，“知识报国”情怀担当通过实践转化为“知识精英”的价值实现，从精神层面再次反哺认同自身的“精英”角色。
“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之后，我会感觉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十分自豪。”(受访者21，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一方面，部分青年教师凭借学术创新优势，在社会中扮演着知识创造者的角色。青年教师主持或主研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的科技攻关、学术研究等项目，致力于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和理论研究，将个人能力与社会需求有效衔接，实现知识创造者的角色履职。
“我老公是理工科的，他对科研真的是有股热爱的劲儿，天天往实验室跑，他说‘做科研才能实现他的价值’。”(受访者14，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同时，社会大众对于“扎根中国大地”“甘坐冷板凳”“专注冷门绝学”的青年教师大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舆论导向具有鼓励性和包容性，进一步强化青年教师“知识报国”的情怀认同，增强青年教师的自我效能感。
“像我们做一些‘冷门绝学’的研究，从舆论环境上讲，还是比较支持的，正向的报道更多。”(受访者22，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师资博士后)
另一方面，部分青年教师依托高校平台和个人能力，不断扩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参与，扮演着资政型学者的角色。随着校地合作深入推进，高校教师外派挂职锻炼的机会不断增多。青年教师进驻地方机关单位尤其是基层单位，充分发挥自身的知识优势和能力专长提供智力支持。
“在司法所挂职的那段时间，一方面是开拓了自己的眼界，对基层的司法实践有了更深的认识，另一方面也算是给当地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受访者23，非“双一流”普通高校讲师)
同时，青年教师在服务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在深度思考和工作调研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形成资政咨询类成果既有助于地方发展，也助力个人晋升。
“我在挂职期间做了一些调研，形成的成果还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采纳。”(受访者24，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讲师)
五、结语与讨论
本文基于劳动过程的理论视角，通过深度访谈高校青年教师，对青年教师劳动过程进行多维审视，发现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呈现出“学术民工”与“知识精英”的张力特征。处于高校场域低位的青年教师受到资本逻辑、行政逻辑的支配，陷入激烈的科研竞争，承担大量“非分内”的行政事务。在此过程中，青年教师的个体精力被消耗、闲暇时间被挤占，只能通过主动加班、专注科研的方式来完成考核目标，避免“末位出局”。
在科研“内卷”、家庭生活、群际交往、考核变化等多重压力下，青年教师的自我定位逐渐模糊、公益性劳动骤减、劳动心态趋于功利化、劳动关系不断恶化，所处的劳动生态动荡不安。恐慌、焦虑等消极的劳动情绪持续积累，劳动逐渐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学术研究变为机械的“学术制造”，呈现“学术民工”的劳动疲态。
尽管高校青年教师自我调侃为“学术民工”，但从未丧失劳动主体性，呈现“知识精英”般的主体进取，将自我延展为“企业”，知识储备、学术能力等转化为人力资本，在与高校的“博弈”中获得筹码，掌握一定的“议价权”。
青年教师在相对稳定的职业发展目标的激励下，具有较强的劳动内生动力。在规定范围内享有劳动时间、空间的相对自由的调配权，青年教师能够优化时间精力的配比，促使劳动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实现劳动人力资本的增值。青年教师在高校场域和学术界中主动扮演着多元角色，通过拓展资源供给和晋升发展的渠道，并通过角色间的协同整合实现更好的自身发展。依托知识优势和高校平台青年教师不断扩大社会参与，充当资政型学者等角色主动投入国家战略进行学术研究，实现人生价值。
事实上，高校青年教师在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过程中本就需要辩证把握“学术民工”与“知识精英”的张力特征。青年教师必然经历“学术民工”的磨砺淬炼，更应坚守“知识精英”的积极进取，才能不断彰显新时代新征程的劳动群体的主体性。
调研中还发现，高校频繁变动的考核制度、欠缺的保障条件和赋能不足的校园文化，使得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的焦虑感、剥削感、不安全感呈现逐渐增强态势。因此，未来的研究也将从加强数字技术赋能、考核制度向善、培育闲暇文化、完善权益保障、健全社会支持系统等方面进行探索，以帮助高校青年教师提升劳动技能、对冲焦虑情绪、补偿过劳消耗、维护正当权益、缓解劳动疲态。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劳动创造幸福’的理论蕴涵及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BKS1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2.
[2]陈蕴哲，李翔“.中坚青年”压力与动力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21(11)：13-23.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5.
[4]黄静秋，邓伯军.数字空间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及其正义重构[J].当代经济研究，2021(10)：14-23. [5]罗建文.论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主体性及其激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7-46.
[6]沈锦浩.双重不确定性与外卖骑手的情感劳动—基于上海市的田野调查[J].青年研究，2022(2)：14-25+94.
[7]张铮，吴福仲.创意流水线：网络文学写手的劳动过程与主体策略[J].中国青年研究，2020(12)：5-13.
[8]张一璇.劳动空间在延伸—女性网络主播的身份、情感与劳动过程[J].社会学评论，2021(5)：236-256.
[9][美]大卫.科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M].晓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4.
[10]林小英，薛颖.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宏观逻辑和教师学术工作的微观行动：审计文化与学术文化的较量[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4)：40-61.
[11]牛风蕊.高校教师评价制度的改革困境及其张力[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4)：52-60. [12]苟学珍.激励性法律规制：面向要素市场化的高校教师流动治理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21(8)：92-99.
[13]聂晨.从“三明治一代”到“中坚青年”：多重责任下角色冲突与角色增益的比较讨论[J].中国青年研究，2021(11)：5-12.
[14]任美娜，刘林平“.在学术界失眠”：行政逻辑和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压力[J].中国青年研究，2021(8)：14-21+35.
[15]任可欣，余秀兰.生存抑或发展：高校评聘制度改革背景下青年教师的学术行动选择[J].中国青年研究，2021(8)：58-66+102.
[16]刘珈彤，朱晓文，李玉磊.制度、平台与人际关系：高校“青椒”职场生活质量核心要素的质性探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3)：110-119.
[17]冯济海.高校青年教师的权威期刊发表与学术职业进路—基于新闻传播学科的考察[J].中国青年研究，2020(3)：98-105.
[18]孙中伟，黄婧玮.加班依赖体制：再探青年农民工过度加班问题[J].中国青年研究，2021(8)：4-13.
[19]唐晓琦.工作情景、时间体验与不同劳动体制下的自由感知—关于青年群体“奔赴零工”现象的反思[J].中国青年研究，2022(4)：94-102.
[20]池静旻.城市青年“知识付费”消费的社会文化意涵探究—基于福柯“自我企业家”的分析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20(10)：21-27.
[21]Foucault M，Davidson A I，Burchell G.The Birth of Biopolitics：Lecturesat the Collège DeFrance，1978-1979[M].Springer，2008.
[22]韩双淼，谢静.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学术身份构建过程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22(4)：71-77.
[23]刘亮军，郭凤霞.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与教学质量的关系—基于中部省域地方本科高校教师的实证研究[J].高教探索，2020(8)：94-100.
[24]何云峰，王绍梁.论“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兼对劳动幸福理论若干争议的回应[J].社会科学辑刊，2021(6)：26-34+209.
[25]周书俊.劳动自由是劳动幸福的本质属性[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39-46.[26] Linton R. Culture，Society，and the Individual[J].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38(4)： 425-436.
[27]贺来“.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划界与一致—对“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关系的前提性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6)：116-122+19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罗亮：（西南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副教授），李泓桥（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史家宁（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