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抑郁症问题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与讨论。除了病理层面的分析，更多公众也在追问，为什么当下的人们越来越容易陷入抑郁情绪，抑郁的情绪和症状已经成为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症候。这种情绪和症状在日常生活中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意义感”，尤其是进入数字时代以来，找寻日常生活的意义感似乎变得更加困难。
本文指出，现代性文明的最大问题，是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边界的消失，“意义世界”不断退隐。而在日常生活中建构意义，对未来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拯救人类文明的一种努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作者：樊浩（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原题为《生活世界—意义世界：人类文明的两轮》，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追求事实，人文科学尤其是伦理学追求意义，“数字时代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感”，是一个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主题。人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日常生活是事实世界，精神生活是意义世界，日常生活如果缺少意义感，不仅会因所谓“祛魅”而失去生命和生活价值，而且会缺少幸福感，只剩下转瞬即逝的感官的“快乐”。
本文努力阐述三个基本观点。第一，生活和意义。生活世界（或者世俗世界）和意义世界，是人类文明的日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两轮。第二，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平衡程度，是人类文明的能力和境界。第三，现代文明尤其是现代数字技术，使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相互消解，其本质特征是生活世界僭越意义世界。数字技术最大的风险，就是使日常生活的意义在虚拟中退隐并可能最终走向消散。
人类因何由“文”而“明”？
中国话语中的“文明”和英文“Civilization”不仅起源和语境不同，而且体现了不同文化意识，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文明”的概念话语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意义境界和生活的价值规律的把握，这就是“由‘文’而‘明’”。
人类如何“由‘文’而‘明’”？其要义在于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辩证互动，从而由“文”走向“明”。从哲学形而上的层面论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而从生活世界尤其是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和发现二者如何统一也许更为合适。
首先是宗教与伦理。宗教和伦理解决的是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最大和最根本的问题，即人的生命的有限和无限。人和其他一切动物一样，生命是有限的，而且人可能是唯一意识到自己必定要死亡的动物，“向死而生”是人类世界的残酷事实。正因为如此，对生命无限的追求便成为人类的最大渴望和终极关怀。
生命如何从有限达到无限？对此，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智慧，西方是宗教，中国是伦理。西方的宗教设计了一个能够让人永垂不朽的彼岸世界，所谓“永远活在上帝手中”；中国的伦理设计了一个让人们在此岸达到永恒和不朽的世界。中国传统经典指明了达到不朽的三条路径——“立德、立言、立功”，所谓“三不朽”。然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可能只有少数精英可以做到。
那么，普罗大众如何达到永恒不朽？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人的人生就缺少终极关怀，中国文化便不能成为伦理型文化。对部分大众来说，达到永恒不朽的简单而自然的路径就是繁衍后代。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活世界中的“无后”便是意义世界中生命血脉的中断。在中国文化中，“孝”不只是一种德，更是一种“道”，“孝”之为“道”，是对父母和祖先生命永恒与不朽的庄严的伦理承诺。宗教和伦理就是日常生活中让人们达到永恒不朽的两种文化设计，是意义世界的顶层设计。
其次是艺术。中西方绘画艺术在方法论上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西方是焦点透视，中国是散点透视。西方油画的要义是“写生”，其本质是写“真”。中国有个成语“风景如画”，但仔细反思就会发现，“风景如画”在西方缺乏表达力和解释力，因为西方油画的特点是“画如风景”——把某个风景、某个人物肖像非常真实地呈现和摹写出来，就是一幅画。
当西方油画将“写生”推向极致，就有了与科技合流的可能性，于是便从“写生”变成“写真”，由此照相术就诞生了。一旦照相机的“写真”取代了油画的“写生”，科技就入侵了艺术，事实就代替了意义。
最后是时间。中西方文明的殊异在于：西方是线性时间观，中国是循环时间观。西方线性时间观以基督诞生为纪年，它给人的感觉是意义不断地退隐稀释，人不断长大变老，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迈向死亡的过程。而中国时间观是一种循环时间观，春夏秋冬不断地轮回，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进行意义世界的建构，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们总认为春天是最美好的，其实春天通常只在诗人的笔下才是美好的。对生活世界来说，春天可能是最难捱的。春天是疾病的高发期，也是人的生命节律最低迷的时期，容易发生“春困”。文化便在一年四季中，在时间之流中，从最难过的春天着力，用笔墨歌颂春天，创造一个意义的世界：春天虽然没有收获，但是在绿油油的庄稼中，在春风解冻的万物复苏中，人们看到最可贵的希望。春天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观念，也改变了生活的意义感。
于是，中华文明日常生活中的春夏秋冬的循环时间观念，以最难捱的春天为坐标建构意义世界，让人们永远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由此以意义世界超越生活世界，也在不同境遇中获得日常生活的意义感。
可见，让人们达到永恒不朽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世界，无论是中西方不同的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法，还是中西方的时间观念，其所建构的文明都是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或世俗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相互交融、辩证互动。两种智慧和两种文明，理一分殊，一虑而百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出世和入世。
文化与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建构
现代性文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边界的消失，具体地说，意义退隐，既以事实替代意义，也把意义当作事实，缺乏对意义的文化意识和自觉建构，导致日常生活的意义感消失。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意识到春天是一年四季中并不美好的季节，人们感觉到的只是春暖花开。“鲜花”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建构，我们却错把“鲜花”当成了生活本身。原始社会的男女大分工时代，妇女采集果实，发现了果源之后，最简易的办法就是在头上插上一朵鲜花，然后回来告诉大家已经找到果源，这就是女性为何以戴花为美的原初文明基因。
但今天，我们不会把它们当成意义，而只当成事实，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已经混淆，甚至以事实僭越意义。于是生活缺少意义感，意义成为文明的背影。在生活世界中我们不断地嘲弄意义世界，这导致了文明的“单向度”。
意义退隐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活世界中幸福感的缺失。中国话语的“幸福”，包括“福”和“幸”双重结构，而不是生活世界中只有“福”。有“福”是一个事实，是一种生活状态，但还要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或所谓“福”是一种幸运，生活世界中有“福”并在意义世界中感觉到它是一种“幸”，才是真正的“幸福”。
由此黑格尔才说，“幸福”本质上是一种“后思”，即对于“福”的反思和体会。黑格尔认为，幸福是各种冲动满足的总和，是在幸福中驾驭冲动的自然力，因而它是教养的绝对价值，或者说幸福感是有教养者的特权。幸福和快乐的区别在于，快乐是感性冲动的满足，其中缺少永恒持久的因素，所谓“乐”得“快”，消逝得也“快”。
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幸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感性冲动及其满足，这就是所谓“福”，但这个“福”不是一种冲动的满足，而是“满足的总和”；二是高于一切特殊性的普遍物，这就是人的普遍性的目的和价值的追求，也就是所谓“幸”，它必须在反思中把握。
幸福感的缺失，固然与生活世界中“福”缺失的事实有关，比如物质条件、生存环境等，更与对“福”的意义建构能力或所谓“幸”的理解能力有关。一方面，人们容易沉湎于个别快乐的满足，缺少对它们进行反思的能力，难以理解和把握黑格尔所说的各种冲动“满足的总和”；另一方面，缺少对高于个体冲动的“普遍物”即意义价值的追求。
因此，走出发展指数与幸福指数矛盾的现代性困境，既需要对生活世界的批判，也需要意义世界的回归与建构，否则，反思性的幸福，只能沉沦为缺少普遍性教养的快乐。
在数字时代，现代文明的缺陷被无限放大，它所建立的虚拟世界销蚀了世俗世界（或生活世界、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文化意识，使得意义世界从虚拟走向虚幻，数字时代民众生活的意义感的唤醒与提升，期待一种新的文明智慧。
这样的文明智慧必须回答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意义对人类世界和人的生命和生活来说，到底是文明的感官，还是文明的体质？当今世界，意义似乎只被当成文明的感官，当成人文学者的“专利”。事实上，意义和意义能力恰恰是人类文明的体质。人类因何、为何由“文”而“明”？一言概之，就是因为有意义世界，生活世界才由“文”而“明”，这是文明的本质，也是文明的规律。
文明遵循人的规律。中国话语中的文明之“明”由“日”和“月”二字组成，生活世界是“日”，遵循白日的规律 ；意义世界是“月”，遵循黑夜的规律。因为有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人类文明才既有白日的规律，也有黑夜的规律，才能真正走向“明”。但人类达到“明”，客观条件是有“日”和“月”的照耀，主观条件是有“明”的能力，即建构意义世界的能力。
那么，意义世界如何建构？答案还是由文化建构。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他认为，文化所提供的是一个解释系统，这个解释系统的天职是帮助人们应对生存困境。解释系统帮助人们应对生存困境的方法就是创造意义世界。如果对这一文化理解进行延伸，那么可以说，文化创造的是一个意义世界，是帮助人们超越生存困境。换言之，文化与生存困境相联系，意义世界与生存困境的超越相联系。
但是，我们今天的文明中有一种误读或误区，即将文化当作甚至只当作消费的对象，满足人们的感性需求，于是我们离文化越来越远，文化离文明也越来越远。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假设 ：大痛苦产生大文化——当人类文明遭遇大痛苦的时候，就可能诞生大文化。
比如，不少人今天也许会说春秋时期百家争鸣非常美好，但仔细反思便可发现，春秋时期是一个社会失范、民不聊生的大痛苦时代。社会学家们曾指出，正是春秋时期中华民族这种天下大乱的伤痛记忆，才诞生了日后国人对于秩序的向往和坚守。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大痛苦，春秋时期才产生了孔子、老子这些伟大的哲学家，诞生了古典时代伟大的文化。
唐朝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最富裕，但唐朝也可能是意义世界最为失落的时代。也许这种妄论有悖共识——唐朝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确都非常辉煌。但只要仔细考察便可发现，唐朝繁荣的更多是文学和艺术，有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但几乎找不出一个思想文化的大家。蔡元培先生曾说，韩愈除了发现了孟子之外，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毋庸置疑，唐朝的生活世界非常繁华，但艺术文化与思想文化的失衡，也造成了意义世界的失落，进而导致了精神世界的空虚。
当今的现代性文明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文化产业。在西方，“文化产业”概念不断遭遇严肃的批判，因为“文化产业”在英文中就是“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它遵循工业和市场的逻辑进行文化生产。于是，文化生活化，意义世界事实化，由此意义世界就可能成为生活世界的俘虏和附庸。
这导致的后果是，文化成了消费的对象。而当文化成了消费对象的时候，文化就和生活合二为一了，文化也因此失去了为人类提供解释系统、让人们超越生存困境的那种本性，失去了制造和建构意义世界的能力。由此，人类文明就失去了用于自我疗伤的那种精神资源和文化能力。当人类文明遇到重大困境的时候，便难以自我疗伤。
比如，现代人的自杀率似乎有升高趋势，但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向上总是求助并过度依赖于心理学。实证研究发现，心理咨询中心成立的数量几乎和自杀率同步增长，但问题依然存在。自杀的根本原因是生活世界中意义世界的失落，是安身立命的地基动摇和安身立命的能力的丧失。
“文”—“质”彬彬：回归人类文明的大智慧
人类如何回归文明的正道？就是要在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之间追求“文”—“质”彬彬的中庸之境。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事实世界是人类文明的“质”，意义世界是人类文明的“文”，意义世界和事实世界恰当的平衡才能让人类世界走上文明的大道。
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创造了人类文明中最短的距离，但是也创造了人类社会中最遥远的距离，“人间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你却在看手机”，成为一种调侃。在文明史的意义上，以智能手机为符号的现代信息技术创造了世界上最短的距离，也制造了世界最长的距离。现代人常说科学技术的“颠覆性创新”，然而如果只是颠覆，不能进行安全而完美的建构，那么它颠覆的不只是科学技术，而是一种文明甚至文明本身。
电子信息方式制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难题。美国哲学家波斯特认为，人类文明是由信息方式决定的，到目前为止，人类世界经历了三种信息方式：第一种是口口交流的信息方式，第二种是以印刷书写为媒介的信息方式，第三种就是现代电子媒介的信息方式。
在口口交流的信息中，交往主体间的伦理感很强，也建构起强大的意义世界。传统社会是山河文明，朋友、亲戚甚至夫妻之间可能远隔千山万水，无法面对面交流，但由此也创造了丰富而具有穿越时空力量的意义世界，各种节日就是体现这种智慧的文化设计。
比如中秋节，人们相约以月亮为情感媒介，千里之外的人们把自己的思念上传到月亮上，另一边的朋友在月亮底下下载这种思念。在这里，月亮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的“在一起”的意义世界的载体。但在数字时代，人们这种创造意义世界的能力已经日趋退化，不是不需要它，而是已经大大缺失了这种能力。
电子信息方式下的人们似乎只能在虚拟世界中漫游，然而电子世界只是传递信息的功能世界，意义世界不是蒸发，就是由虚拟而虚假。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感受是：当在虚拟世界中信息得到即时的无距离传播，相聚在一起已经无话可说。这不仅是贝尔所批评的“距离感的消失”，而且是生活世界的意义感的消失。
拯救文明，需要回到古希腊那句名言——“Know Yourself”，“认识你自己”意味着认识我们现在的自己，认识我们现在的文明。现代性文明和数字文明中的个体不只是告别了意义，而且正在失去创造意义的能力。意义是生活世界的目标和幸福所在，当意义在生活世界中趋于模糊，我们亟须完成的任务，就是进行一种“文化启蒙”。
许倬云曾预警：“21世纪的世界，似乎正在与过去人类的历史脱节。我们的进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车，正加速度地奔向毁灭。”而奔向死亡的最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就是意义世界的失落。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建构意义，对未来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拯救人类文明的一种努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作者：樊浩（东南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