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张健康，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图为美国中西部老工业区）
1993年1月，当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的一年级学生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和他的程序员伙伴正式推出可以极大方便非技术人员使用互联网的浏览器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仅用一个月就打造出来的产品会迅速引发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商业革命。
当时还是纽约华尔街一家知名套头基金交易管理公司副总裁的杰夫·贝索斯，无疑是最早从中发现商机的人之一。
杰夫·贝索斯对互联网毫不陌生，他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大学毕业后谋得的头两份工作又是管理计算机系统，当他有一次上网冲浪偶然看见一个数字时惊呆了：互联网使用人数增速居然达到了每年2300%。
贝索斯决定利用互联网飞速增长的活跃度，通过全新的用户友好型网络界面向消费者销售商品。他选择了从卖书开始，办公场所他先是看中了邻近硅谷的原生态海滨城市——旧金山往南大约70英里的圣克鲁兹，但加利福尼亚州经济体量太大，按照美国现行法律，他需要向全州顾客代收消费税，电商相较于传统零售商的成本优势会被抵消掉大部分，最终他选择了北边华盛顿州的新兴城市西雅图。
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每年可以输出大量程序员，比尔·盖茨的微软还吸引了一批小型公司来西雅图创业，形成了一个人才资源地。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州的经济体量比加利福尼亚州小得多，他的公司需要代收的消费税要少得多，从而可以尽可能保住商品价格优势。
亚马逊公司后来的发展，部分证明了贝索斯一系列选择的合理性。它甚至成为了一个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拿它作为分析互联网经济的样本，一些管理学家视之为现代管理学的绝佳案例，而美国大名鼎鼎的调查记者亚历克·麦吉利斯（Alec MacGillis）出版的新书《履单：无所不有与一无所有》（Fulfillment: Winning and Losing in One-Click America）则以社会经济学的视角，通过讲述亚马逊及相关人物的故事，勾勒出了一幅美国社会财富的新拼图，让更多人看到了繁华背后的另一个美国。
《履单：无所不有与一无所有》[美]亚历克·麦吉利斯 /著，曾楚媛 /译，文汇出版社，2023年6月
一、失衡的拼图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更倾向于从人口的角度观察国民收入分布。他们看到的美国国民收入分布图景是：1979年以来，中低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收入不平等迅速扩大的趋势到1993年以后便有所缓解，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速度明显放缓甚至停止。但是，亚历克·麦吉利斯换成地域的视角，看到的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1980年以来，美国区域财富分配和收入不平等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第一，“铁锈地带”（Rust Belt）进一步贫困化。尽管亚历克·麦吉利斯没有使用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铁锈地带”一词，但他要讲的故事明显是关于这一带的：他重点讲述的两座城市——代顿和巴尔的摩是典型的“铁锈地带城市”（Rust Belt City）——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是经济充满活力、人口大量涌入、居民收入走高的工业中心，但从80年代起就迅速呈现出企业纷纷倒闭、人口大量外迁、居民收入锐减的衰败之象。
而故事的主角——代顿的托德·斯沃洛斯和巴尔的摩的小威廉·肯尼思·博达尼可谓“锈带悲歌”的绝佳群演：前者因为美国汽车产业迅速衰退导致产业链上的家族货运公司突然破产而坠入了赤贫；后者则因为美国钢铁工业的没落，以至过了63岁的退休年龄却被迫加入劳动大军。
第二，人口和财富进一步向华盛顿特区和沿海大城市集中。作为联邦政府行政区，华盛顿特区被开国元勋们故意设计成与众不同的存在：一方面需要允许一定经济活动的存在，以保持对全国的适度影响力；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度强调经济功能，尽可能避免联邦政府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所以，立国100多年来，华盛顿特区一直给外界以寒酸、过时的印象。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国元勋们立下的规矩被逐渐打破，华盛顿特区被越来越深地卷入经济活动，而且凭借它独特的政治优势，迅速成为全美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1980年，华盛顿特区居民的平均收入突破全国居民平均收入20%上下的区间，比全国平均收入高出25%；到2015年年中，这个差距又进一步扩大到一倍以上。
另有数据显示，1975年，华盛顿特区拥有4家“财富500强”公司，到2012年，该地区榜上有名的公司已达17家；2012年，按照家庭收入中位数排名，全美前十的县中，有7个位于华盛顿特区。
几乎在华盛顿特区“富起来”的同时，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的东北走廊和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涌进来一波又一波创业者。他们没有矿山、车间、车床，只是凭借技术和创意就打造出一个个没有烟尘的巨型公司，马萨诸塞、纽约和加利福尼亚自然成了居民收入最高和风险投资流入最多的3个州（到2019年，流入三州的风险投资超过全美的70%）。
加州湾区再往北的西雅图意外地成了后起之秀，在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到来以前，西雅图只有一家名号叫得响的公司——刚刚经历过大规模裁员的波音公司，城区居民平均收入只不过比克利夫兰、匹兹堡和密尔沃基勉强高一点。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雅图开始起飞了，不仅培育出了电商巨头亚马逊，而且吸引了超过20家“财富500强”企业前来设立工程和研发部门——包括硅谷巨头谷歌、苹果和脸书。到2018年，都会区居民的平均收入已经比克利夫兰、匹兹堡和密尔沃基高出25%。
第三，小城镇空心化。俄亥俄州的纳尔逊维尔曾享有“商业磁铁”的美誉，但是进入21世纪后，这里不仅不再有人口和资本流入，就连传统的支柱产业——制鞋厂和百货店都没能留下来，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超过1/3。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像纳尔逊维尔一样充满吸引力的小城镇，仅五大湖区和中西部就有十几座，比如俄亥俄州的格洛斯特、哥伦布，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黑兹尔顿、莱巴嫩、兰开斯特。它们曾被冠以“黑钻小城”的美誉，而今它们头上的钻石光环已逐渐散去，有的城镇几近消失，变成一座座幽灵小镇。
全国的情况好不到哪里去。根据一组公开的数据，2010年至2018年，全美人口增长率达到了6%，但人口负增长的县达1653个，人口正增长的县仅为1489个；2008年至2017年的10年间，美国各个大型城市的就业率增长了约9%，而人口不足5万的城镇及农村地区的就业率反而下降了。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30年，25个城市和高增长中心可望创造全美所有就业增长率的60%，而54个落后城市和农村地区（居住着1/4的美国居民）很可能出现零增长。
二、时耶？运耶？
对于不断扩大的区域贫富分化，已经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予以了关注。亚历克·麦吉利斯根据他十多年的近距离观察和对七个州、十几个城镇、近百个人物的面对面采访，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
第一，面对产业迭代的潜流，不同地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结果自然不同。以1946年2月1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为标志，新一轮产业迭代的闸门事实上已经开启。20世纪6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70年代微型计算机的诞生，又大大加快了迭代的步伐。
面对产业迭代的潜流，亚历克·麦吉利斯重点关注的3座城市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巴尔的摩享受着钢铁工业带来的红利而无暇他顾；代顿执着于传统制造业方面的创造力而不能自拔（其常被称为“那个时代的硅谷”）；西雅图本来是一个以飞机和船舶制造为支柱产业的工业城市，幸好有微软、亚马逊以及一批硅谷大公司研发部门的进驻，才赶上了新一轮产业迭代的末班车。等到产业迭代的潜流逐渐表面化之后，当初没能顺势做出改变的地区，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很难跟上马拉松队伍了。
第二，企业与政府互动日益频繁，大大推动了联邦政府行政区“游说行业”的繁荣，联邦政府行政区以一种别样的财富获取方式，跻身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列。华盛顿特区的游说史与美国的历史一样悠久，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游说产业都尚未站稳脚跟。
20世纪60年代后期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出“伟大社会”的构想之后，联邦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变得越来越频繁和直接，企业越来越感觉到了加强与政府互动的必要性。于是，一大批以律师事务所、私人俱乐部、非营利组织、智库、商会名义存在的游说组织纷纷崛起，各行各业的企业家纷纷来到华盛顿特区置业，媒体记者亦跟随富豪们纷纷涌入。
华盛顿特区加速变得富有：到21世纪头10年，这里的房价增速冠绝全美，超过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2008年至2012年，全美大多数地区还受困于金融危机，华盛顿特区可投资资产超过百万的高净值家庭的数量增加了30%，达16.6万户。
第三，全球化的加深加速了美国传统产业的外迁，进而加剧了以传统产业为支柱的地区的空心化。巴尔的摩和纳尔逊维尔是两个绝佳的样本。20世纪70年代以前，巴尔的摩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钢铁产业的繁荣成就了伯利恒公司的繁荣，而伯利恒公司的繁荣又成就了巴尔的摩的繁荣。最繁荣的时候，巴尔的摩的人口超过90万，位列全美第六。
但是，欧洲和日本钢铁工业的崛起很快就终结了美国钢铁工业的繁荣。美国开始变成钢铁进口国，进口数量从1960年的330万吨猛增到1978年的2110万吨，到1978年底，更是超过了美国钢铁公司的年产量。
几乎与此同步，巴尔的摩走向了衰落，到2012年人口下降到只剩62.1万，跌出全美25位以外。不仅巴尔的摩，即便是纳尔逊维尔那样的小城镇，依然没能避免全球化的冲击。纳尔逊维尔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制鞋公司——洛奇鞋靴公司。
鼎盛时期，公司的生产车间可以提供120个就业岗位，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公司决定部分外迁制鞋工厂，搬到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因为那里的时薪分别只有纳尔逊维尔的一半和1/10，再后来又搬到了中国、约旦和越南。2001年9月，公司干脆关闭了纳尔逊维尔的工厂，只保留了直销店和仓库。
第四，经济动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因素使得区域之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亚马逊试图逼迫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办公用品公司加入它的第三方平台的案例，生动揭示了经济动力学的一个重要原理：大公司天然具有整合小公司的倾向。
有估算数据显示，随着近几十年来联邦政府对企业整合的反对力度持续减弱，全美约有3/4的产业正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公司手中，致使曾经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利润收益和增长机会，日渐流向大公司的大本营。
“赢家通吃”的经济造就了“赢家通吃”的地区。而同一个地区内部，正如西雅图、代顿、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的人口迁移所表明的那样，最成功的那部分人正在寻找彼此，他们更愿意与同类人群一起生活，这不仅有利于他们互相惠及，而且更容易给他们以身份认同感和安全感。
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80年至2010年，居住于城市富裕街区而非混合街区的上层收入家庭已经翻倍，而掉队地区居民迁往机会更多的地方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
三、不断扩大的裂隙
亚历克·麦吉利斯所描绘的美国财富分布图景，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来自“铁锈州”俄亥俄一个贫困小镇的硅谷年轻律师J.D.万斯2016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
《乡下人的悲歌》[美] J.D.万斯 /著，刘晓同 庄逸抒 /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
当年曾有一个广为传播的说法，以民粹主义为号召的唐纳德·特朗普击败政坛老手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第二天，《乡下人的悲歌》便突然冲上了亚马逊销售总榜第一名，而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和英国颇负盛名的《泰晤士报》给出的相同推荐语是：“读懂特朗普为什么能赢。”
言下之意，正是从《乡下人的悲歌》中，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看到了繁华背后另一个美国，打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赢得了更多像J.D.万斯和他的家人那样正在承受社会、地区和阶层衰退之痛的美国人的支持。
亚历克·麦吉利斯的笔下不乏这样的人，比如希望利用自己的音乐天赋实现阶级跃升的帕特·赖特、带着两个孩子颠沛流离的萨拉·兰德斯、过了52岁还需要为亚马逊开叉车，最终死于工作岗位的乔迪·罗兹、利用兼职赚取学费和生活费才完成大学学业的特雷莎·冈达拉、秘密鼓动亚马逊仓库的员工组织起来的小威廉·肯尼思·博达尼……
同时还不乏敢于站出来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为社区利益发声和挑战大公司霸道行为的人，比如立志要为纳尔逊维尔平民摆脱贫困而战的泰勒·萨平顿、积极参加反对为给亚马逊数据中心供电而要穿过自己的社区架设一条高压输电线的埃琳娜·施洛斯伯格、积极支持向大公司增加课税的印度移民莎玛·萨万特、发起西雅图公交乘客联盟并积极投身进步立法浪潮的凯蒂·威尔逊、带头抵制亚马逊整合本地小公司的迈克·塔克……
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们意识形态上的一些共同点：对于改善普通民众的经济处境，政府不能放任不管，而必须有所作为；必须保护本地工人、农民和投资者的权益，反对过度全球化和大公司整合本地小公司；大公司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要照顾地方的福利；提高对最富有家庭和大型企业的税收，以补贴最贫困的人群和公共开支。
他们的主张与大公司和沿海富裕地区富裕居民的追求无疑是截然对立的，比如亚马逊就一直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要求希望它前去设立仓库和数据中心的城市明里暗里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和经济补贴，而旧金山湾区、西雅图和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对全球化则秉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所以，透过地区间收入不平等扩大，亚历克·麦吉利斯看到了美国政治版图的进一步分裂。而政治版图的进一步分裂，必然增加政治成本：投机主义候选人更容易利用掉队地区选民的愤懑心理，煽动起他们的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情绪，影响周期性大选和日常决策。
同时，地区间收入不平等扩大，还意味着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比如俄亥俄州正经受止痛药物之害的人，就无法理解旧金山湾区的精英会为大学入学名额丑闻闹得不可开交。更进一步的结果就是，一些全国性的项目很难获得两院通过和得到实施。
很可能还有更大的后果，明年的美国大选季，会不会再次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集中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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