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 2017 年 1 月 23 日，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总统令 (executive action)，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的谈判进程。有媒体评论指出，特朗普此举意味着他正在逐步将总统竞选时的承诺变为实际行动。在获得总统大选之前，特朗普就曾公开表示，美国应该退出 TPP 协议谈判，他认为该协议会损害美国工人和制造业的利益。
TPP 协议的谈判始于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该协议也被认为是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所留下的最大“遗产”之一，尽管 TPP 协议始终未能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通过。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就让奥巴马的这项重要政治遗产顷刻“化为乌有”。
我们暂且不谈 TPP 是否会损害美国的制造业，也不讨论 TPP 是否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有何影响。从数字时代的公民权利角度来看，特朗普总统将美国从 TPP 撤出的举动，实际上是帮了生活在 TPP 合约国的用户们一个大忙——尽管特朗普这次可能是误打误撞，但结果是好的。
据报道，TPP 协议从谈判开始，到协议内容通过正式渠道披露，历经五年时间。在这五年时间里，TPP 的谈判过程始终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因为公众的知情权被无视，美国贸易代表 (USTR) 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限制和监督，使得他们能够在谈判中随意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做交易。
有媒体报道指出，在美国只有约 600 名左右事先申请并获批准的“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s)”可以获悉协议谈判的概况，并参与部分的反馈。许多学者、团体以及国会议员都对整个程序的不透明度提出了批评，质疑该协议是否最终会成为某些利益团体的工具。
在 2015 年 11 月 5 日新西兰在其政府网站公布 TPP 全文之前，外界对 TPP 条款的了解仅限于维基解密 (WikiLeaks) 分别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全文，2015 年 3 月 25 日披露的高级投资章节，以及 2015 年 10 月 5 日披露的知识产权章节。
这种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贸易协议谈判，竟然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以高度保密的方式进行，在二十一世纪信息公开、民主议事已成为普适原则的今天，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
TPP 协议关于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涉及互联网公司 (尤其是硅谷科技公司) 的协议条款，更是遭到一些公民数字权力保护组织的抨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TPP 协议条款中采取的 ISDS，即“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单来说，如果外国投资者认为协约国中的某个政府损害了其权益，则可以跳过该国的司法体系，直接向仲裁机构提交争议，要求所谓的投资地主国赔偿损失。
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让跨国公司与国家主权平起平坐的机制。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 TPP 当中的某些条款的话，不难发现，用户权益——尤其是公民在网络时代的“数字权力”——在 TPP 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当然，这其中理所当然有大型科技公司的利益诉求。比如第 14 章第 8 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部分，实际上给了公司很大权力去制定自己所谓的用户信息保护制度，而作为协约方的国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给予配合。另外，第 14 章的第 11 条和第 13 条的规定简直就是互联网科技公司梦寐以求的“通行证”，即便是在我国对待企业相对宽松的互联网监管制度下，也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奥巴马在任期间一意孤行要实现 TPP，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对于科技行业的监管问题和公民“数字权利”的忽视。调侃一点地说，或许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懂科技的总统，他仅仅是一个喜欢科技产品的政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