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主持人：尹清露，与谈人：董子琪、徐鲁青、林子人、潘文捷，编辑：黄月、尹清露，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只要有哼唧声，甚至没有大声哭闹、尖叫，马上被乘务员要求去车厢连接处。10个小时的旅程，绝大多数时间家长抱着孩子在车厢连接处度过。”
日前，作家苏小懒在微博上记录了若干条带孩子坐高铁遭遇苛刻对待的经历，微博引起了众多家长的共鸣。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在谴责“熊孩子”成为某种主流的当下，我们是否对公共场所的小孩过于苛刻了？
苏小懒的微博
韩国越来越多的“儿童禁入区”日前也在中文互联网引发热议。韩国第一家禁止儿童进入的餐厅在2012年诞生，目前已有500多家餐厅拒绝孩子进入，以确保环境安静。这一现象与近年来中国儿童面对的状况有相似之处——越来越多“熊孩子”新闻掀起声讨，高铁上总有人智斗熊孩子并赢得一片叫好，还有许多网友直言自己就是“厌童”，无法忍受吵闹的小孩。
某些分析文章认为，“厌童”和独生子女的经历有关，计划生育政策下的90后和00后从小独享家中资源，很难对另一个幼小的生命以及养育者产生同理心。作家河森堡发微博指出，厌童说明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有今无明”的氛围，生养孩子需要超长线的投资，这与只在乎当下的心态是背离的。既然不打算生孩子，那么下一代怎样都无所谓了。河森堡的发言令人想起法王路易十五的名句：“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在年轻人自顾不暇的时候，更幼小者带来的麻烦似乎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从“熊孩子”到“厌童症”的话语变迁也值得深究。“熊孩子”的说法甫一出现就受到广泛欢迎，人们纷纷代入自己在高铁上或亲戚家时遇到的熊孩子事件。如果说对熊孩子的批评中暗含着对纵容孩子的家长的厌恶，以及对文明秩序的期待，那么“厌童”则更像是对儿童自身报以恶意。值得注意的是，“厌童”不是一个新说法，这个现象在2017年前后也曾引起讨论，如今再次被打捞出来，语境似乎又发生了变化。
神奇的是，在“不婚不育保平安”声浪的另一边，是年轻人不亦乐乎地讨论着“生养”猫狗。我们常常在社交网络上看见这类帖子：B超图片被P上家中宠物的照片，标题为“谁说人类不能生小猫”。
长期以来养育被理解为家庭与个体责任
董子琪：目前还没有带一岁的宝宝乘坐地铁和高铁的经验（也许最近会试试短途去苏州），一方面是去年严峻的疫情氛围，另一方面就是担心宝宝会哭闹，打扰到别人，怪麻烦的。“麻烦”的到底是什么呢？怕人家的白眼？轻蔑的“啧”声？还是你不会带小孩的责怪？我也不知道，只是作为文明人，我很怕麻烦。
其实推车出门的时候，氛围还是比较融洽的，当然也是因为去到的地方是小朋友和家长聚集的场所；宠物与小孩也可以共存，像是江湾体育场附近，遛娃与遛狗的人都融洽相处。
对我来说比较新鲜的是，在有娃伴随的情况下，大人都会不自觉地开口，交流各自小孩的生长进度，再关心夸奖一下对方的宝宝，这种对话是剥离了身份、地位甚至性别和年龄的，是如此的自然与富有人性。一般在路上你不会因为对方穿了跟你一样的衣服就去表达欢喜吧，但对面推来了一个差不多月龄的宝宝，对话是很容易开启的，你多大啦？长牙了吗？现在会走了吗？被差不多月龄的宝宝突然抱住也是会发生的，妈妈的气息或许是相通的，小孩儿会错认。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容易就会得出结论：集体养育、彼此协助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没有一对父母和一个孩子是孤零零地存在的。或者可以说，推着娃在路上行走的人，托举的是未来的二十年，这可能美好也可能平庸的二十年不单单属于父母，也属于整个社会。
徐鲁青：是的，如果我们认为儿童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么对儿童的照料就有公共义务的部分。厌童现象体现出的一个问题或许是，长期以来养育只被理解为家庭与个体的责任。
董子琪：我之前有一次与作家笛安和辽京聊到小孩吵闹的问题，作为母亲，她们的观点也很明确：小孩子就像野兽，不仅头脑野蛮，语言和行为也统统是野蛮的，很难符合文明社会安静有序的要求，有娃的家长只能不停地跟小孩重复“不要吵闹”！可对小野兽的说教最后也会渐渐沦为野蛮，小野兽会把父母也变成野兽，野蛮是恼人的、无序的，可文明有时也是无情的吧。这个无情单指我自己，对于孩子来说，因为怕麻烦不敢带他乘车的妈妈，难道不是无情和压抑的吗？
林子人：在英文里，表达婴儿大声啼哭的单词“squall”还有另外一个含义——“飑，即突起的狂风或短时的风暴”。也就是说，婴儿的号哭如同天象一般难以预测，且会在短时间内席卷而来，令人闻风丧胆。自然之力，再文明的家长也控制不住啊。
对弱者越来越缺乏同理心的社会
潘文捷：小学时，我总是泡在新华书店等父母下班，往往我们这样没有家长带的小孩就是最遭到书店工作人员嫌弃的群体。每过一段时间，店员就会以打扫书架为名，把团聚在那里蹭书看的小孩赶走，我们只好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但是店员看到成年人，却都是一副微笑的面孔。我认为店员讨厌小孩，主要的原因是小孩子没有购买能力，说不好还会破坏货品，甚至给来买书的人带来不好的购物体验。所以有好几次我都掏出钱说，不要赶我走，看完了会买的，哪怕最后只是挑选便宜的买了意思一下。
虽然母婴产品、儿童产品卖得好，那也不是孩子自己掏钱买的，而是必须由家长做主。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指出，被排除在消费之外的人由于没有购买力，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被抛弃。所以，孩子被消费场所嫌弃，是符合消费社会的逻辑的。
林子人：若干年前“你弱你有理”成为网络流行语的时候，就已为“厌童”埋下了伏笔——我们对弱者越来越缺乏同理心，他们的需求与主张被认为是对我们自身利益的削弱。包容、帮助弱者本应是人类社会的神圣契约，而秉持这一原则构建的社会安全网在理想状态下是能够兜住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的。先有“我为人人”，才有“人人为我”。是什么让我们对帮助他人的社会契约嗤之以鼻了呢？
不少人在为“厌童”辩护时提出了这样的理由：我们不是真的“厌童”，而是讨厌熊孩子背后的熊家长。这让我想起一件记忆犹新的往事：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市郊，我没法再步行上学了。但当时市政建设还没有跟上，新家附近的公交线路比较少，有些时候还需要搭乘那种不太正规的“中巴”。“中巴”很小，常常人满为患，有一次我和我妈坐在车上，一个上车的乘客举起他的手推车想往我们身后挤过去，不料推车撞到了我的后脑勺。我妈看见了勃然大怒，朝对方发了火。我当时害臊得脸火辣辣的，觉得我妈着实是小题大做，有话为什么不好好说？在当时的我看来，泼辣、不饶人、斤斤计较是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的“不文明”行为。但现在想来，我能够平安顺利地长大，恐怕正是因为我妈有时显得激烈的“护崽”行为的护佑——在一些情况下，“说理”就是无法达到效果，“不讲理”反而能挣得几分公道。说到底，文明与否不仅取决于个体行为，也取决于是否有维系的环境。
董子琪：我觉得也需要讨论一下，如果讨厌的不是孩子，而是背后的家长，那么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讨厌。自私？没教养？还是说竟然胆大包天自作主张生孩子？我看到媒体人李海鹏也在微博上讨论这个事件，他列出应当宽容的理由是，社会层次较低的父母无法教养好孩子，不是每个人都有所谓教养的特权，所以应当保持宽容，在指责熊孩子的父母没教养的同时，人们也应当认识到教养的核心是待人公正。
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话也蛮有道理的，关于教养与公正的这点。另一方面，却对因为社会层次低所以容易吵闹这点保持怀疑。我怎么觉得这个理由只会招来更多的厌恶呢？就像近来互联网上对孕育和母职的展现，很多时候引发的并不是同情，而是轻视和贬低一样。
如果说恐弱慕强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那带着孩子的妇女恐怕是很弱的、被嫌弃的、也常被口头宽恕的一群了。开头部分引用的“有今没明”的说法挺有意思的，这让我想到黑暗丛林法则以及背后的黑格尔的战争意识。也就是说，生育抚养代表的爱意温柔、同效率秩序代表的竞争优胜之间存有矛盾，忙于征服战斗及获取荣誉的后者会认为前者没有用、拖后腿、不识时务。我只想问，在不同群体的人类之间，爱、尊严和舒适难道真的是零和博弈吗？
加在年轻人身上的婚育要求加深了“厌”的心态
徐鲁青：很惭愧，我曾经也“厌童”过。大学的时候搭火车去外地玩，如果身边是抱着孩子的家长，我总是心想完了完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搭理亲戚的小孩，总是表现出冷漠抗拒的姿态。那时候甚至会觉得，作为女性，表达对小孩子的不屑是很“酷”很现代的——我讨厌小孩，你们别想在我身上看到一丝一毫你们期待的母性特质。我也在想，如果现在的“厌童”与未婚未育群体有更强的联系，是不是加在年轻人身上的婚姻与生育要求，进一步加深了“厌”的心态，矛盾被转移到了孩子和养育者的身上。
我的厌童心态真正发生改变，是因为亲近的朋友有了孩子。这一次，孩子对我不再代表传宗接代的父权家庭的结晶，也不是人类繁衍癖好的体现。当我抛下这些预设，感受到孩子对她意味着什么，并开始像爱朋友那样爱一个孩子，我才感受到世界对小孩子与照护者设置的重重障碍：路面一直在施工，水泥总是坑坑洼洼的，推着婴儿车的时候很容易把小宝宝震醒；机场登机时排的队很长，我朋友抱着孩子满头大汗，但我们都不敢问其他人可否让她先过关……安静比吵闹更让我们害怕，因为安静意味着，孩子一哭我们就成了破坏现代文明的凶手。
像子琪说的，对很多人来说孩子就如同现代文明的反面——TA不能对自己负责、没有生产力、无法自控、随时会逾越边界，扯高铁邻座的衣服。真正的独立女性怎么会陷入一个哭闹小孩的困局里呢？但这样以理性人、自控力、功利效益理解的文明是不是也很可怕？
对小孩的哭闹或许可以有另一种感受。曾经我和朋友一起旅行，北欧的火车总是安静、空荡、清洁，或许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突然，前排一个小孩哭着醒了过来，北欧朋友说，“天，这节车厢终于活了过来。”
尹清露：年轻人对婚育要求的厌烦加深了“厌童”心态，也是因为我们仍把自己看作孩子，所以不必承担责任吧，面对小孩时自己是大姐姐，只需与之打闹玩耍就行了。鲁青的例子让我想到，成为大人的重点之一，就是通过同辈的他人（朋友、恋人、结婚对象）经历角色转变，意识到自己也可能会生孩子，并认真思考责任问题——“就这样把这个世界交给将来的孩子，到底行不行啊。”
我也记得，如果不是某次跟着朋友和他的孩子逛街，我不会意识到推婴儿车要考虑地铁站有没有直梯。这位朋友为了造福大家，还自制过“北京商场育婴室好评/避雷指南”的视频。但是，一个真正育儿友好的社会，拥有好用的婴幼儿基础设施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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