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林默
杨振宁大概是没想过，他改回中国国籍的那一天，受到的攻击比他放弃中国国籍时，还要汹涌猛烈。
祖国召唤他50年，父亲劝了他20年，吃瓜群众哀叹天朝失去他60年。到他95岁这年，毅然回头说“我回来了”时，噼里啪啦，西瓜皮打了他一脸“你这时候回来，还有个卵用”。
一个23岁靠着国难赔款出国的公派留学生，37岁问鼎了诺贝尔物理学奖，40岁加入美国国籍。在他的壮年时期一直拒绝各种回国的邀请，到81岁归国养老，82岁迎娶28岁的中国姑娘，95岁放弃美国国籍，回归中国人的身份。
怎么看，这都像一个把祖国母亲当备胎的故事。哪怕是爱国，也像季末打折大甩卖的爱。
1
杨振宁紧扣着翁帆的手，走出乳白色的小别墅——清华为他修建的“大师邸”。这是他们日常的晚餐后散步。
夕阳小风，这里已不那么像他儿时记忆中的清华园。
1929年，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成了清华大学教授。那年秋天，7岁的杨振宁，踢踏着北平的黄叶，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
杨振宁在那里住了8年。墙外，是个动荡的乱世；墙内，男孩奔跑在青砖灰瓦间，爬上每一棵高高的杨树。
翁帆说，跟杨振宁生活在清华园的14年，杨给了她象牙塔中的象牙塔。其实早在75年前，清华园给予少年杨振宁的，何尝不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
2
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在杨振宁未满周岁时，考取了安徽留美的公费留学生。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血还是热的，救亡图存并不是拿来说说，也不是飘荡在创业大街上的泡沫化梦想。
1923年，杨振宁两岁时，杨克纯入斯坦福大学。1928年，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的杨克纯，乘船归国。先后出任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开始后，杨家举家南迁至昆明。1938年，16岁的杨振宁考取了西南联大，在这里，他遇到了物理学的启蒙恩师吴大猷教授。
1945年，杨振宁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跟父亲一样，踏上了公费留学生的道路。但他们的归路却叉向两头。
这里必须要插播一句的是，啥是庚子赔款奖学金。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跟清政府打了一场逻辑荒唐、拖拖拉拉的战争。1901年，清政府与11国驻华公使，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因为当时清朝的总人口是4亿5千万，这一赔款数额，也有着一人赔一两的羞辱性暗示）。
1904年，不愿意赔那么多钱的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这一细节，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争论不休。
正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海约翰无意中说了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梁诚立刻抓住了这个梗，把问题上升到“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开始在美国国会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必须得说，当时的美帝是很有大国心态的。最终，在美帝的牵头下，美、英、法、俄都退了一部分赔款，但规定这笔钱要用于出国留学生的学费。
23岁的杨振宁，便是靠着这笔国难奖学金，开启了赴美留学的道路。
3
所有的竞争到终极，都是天赋的竞争。杨振宁的十三项诺奖级别的学术成果，向世界证明了十三次，这是个天才。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那时，他依然是个中国人。
而在此前，1950年，同样展露出较高物理学天赋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已经与一百多名学者一起，选择了回归祖国。
1957年—1962年，杨振宁获得诺奖后，已重病缠身的杨克纯三次奔波日内瓦，带着天朝统战部门或明或暗的建议，揣着自己心头未灭的那份使命感，劝说杨振宁归国。
第三次见面时，杨克纯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 从前……，今天……”
杨克纯正说得高兴，杨振宁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他说了那么多地动山摇的变化，然而只是两块不整齐的豆腐，却让他无言。杨克纯转身走进了卧室，“砰”一声，摔上了门。
杨振宁终归是没回来，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1973年，杨克纯病逝在中国。杨振宁说，“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4
公道地说，杨振宁当美国人的那些年，还是对故国做了不少贡献的。
1978年3月，在杨振宁等人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
1983年12月28日，杨振宁向邓小平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岁较有利。”由此，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1984—1986年，杨振宁倡议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和“陈省身数学奖”相继成立。
1997年，在杨振宁的建议下，清华大学决定根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但直到81岁高龄，他才回北京定居。直到95岁，他才恢复了中国国籍。
这样暮年分水岭的路径，也隔出了舆论对他的分水岭。
有主流官方媒体把他定义为“留在美国，也是为了更好地爱国”。
有键盘侠说他，最好的科研生涯留在国外，老了回来找尊敬来了。
曾经奉命去动员杨振宁回国的物理学家张文裕曾回忆，1957年的“反右”给杨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随后而来的，是众所周知的“大跃进、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
那时站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正手挽着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历史檄文，正作为红色的范本在遥远的东方国度被传颂学习。
看看身边是学术上更上一层楼的预期，是完整的开阔世界；回归则是莫名的运动，是叵测的运数，是不整齐的两块豆腐。
反正在我的理解里，杨振宁不愿意归国，实在难以被定义为神马“为了更好的爱国”，他不过是一个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的科学家。
如果可以给今天辱骂杨振宁的键盘侠，一个与杨振宁同样高度的智商支点，一个站在历史关口抉择的机会。我也不觉得其中有几人，有勇气做出与杨振宁相反的选择。
2017年，杨振宁找回了中国国籍，为私利、为夙愿、为故国、为了父子和解，这都挺好的，因为这是选择的自由。
而此刻，刻意把杨振宁装潢成一个深入骨髓的爱国者，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更好的报效祖国的媒体，或者说他刻意归国养老的键盘侠，讲述的其实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英雄情结，或是处处瑕疵的暗黑理论。
他是个天才，却也是个吸足了人间烟火气的天才。他愿意爱国，但不能为这份爱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成本。仅此而已。
我有过一段离开北京养病的时间，生病的人心情不好、状态也不对，常常发点儿悲春伤秋的朋友圈。我当时的男朋友是条生活特别高大上的金融狗，就一直跟我口角“你现在怎么这么low”。那段时间，我们的关系特别僵。
后来我回北京，再去翻那些朋友圈，说实话，我也觉得自己low爆了。我渐渐能理解金融狗男友的心情，那年正是二级市场好到爆棚的时光，他的身边都是声色犬马的加速度人生，当然看不惯我每天在大东北抒发生活感悟。
我能理解他，却没能把那段感情继续走下去。
分手后我想，如果调换个角色，当时留在北京的是我，面对一个每天有病、无病都要呻吟的人，我的反应大概也是看不惯的想逃离。趋利避害而已，这是人性。
在我不够好的时光，你选择离我而去，这没关系。在我还蛮好的岁月里，你要回来，这也很好。但我知道，曾经的那段病苦时光，你并不愿与我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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