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张明扬，编辑：谭山山，题图来源：《长安三万里》
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安史之乱后数年。吐蕃大军入侵西南，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退守泸水关，长安岌岌可危。朝廷对按兵不动的高适起了戒心，派来监军太监询问。高适向对方讲述了自己与诗人李白数十年的交往，一幅描述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就此展开。
安史之乱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节点。历史写作者张明扬著有《弃长安——安史之乱前后的内廷、诗人、政争与叛乱》（天地出版社2021年12月版）一书，我们请他撰文，梳理这场动乱对那个时代的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在安史之乱中，诗人不再仅仅是诗人，或困蹙、或悲泣、或记录、或显达、或死难，李白、王维、杜甫、高适、王昌龄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进入平叛史。”张明扬写道。
一、“诗圣”的诞生
《长安三万里》基本没有涉及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杜甫。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当安禄山在幽燕敲响乱世的鼙鼓时，44岁的杜甫正从长安赶往奉先（今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探视家小。
到家时，他发现幼子已经饿死，万箭攒心中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待杜甫安顿好家人，马嵬驿兵变已经爆发，唐玄宗李隆基与太子李亨分道扬镳，李隆基入蜀避难，李亨“遮道请留”。
杜甫决定去投奔李亨的流亡朝廷。谁料在途中，他意外遭遇了安史叛军，被俘押往长安。据洪业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中所写，“叛军可能把他洗劫一空，然后让他作为挑夫进入京城。即使他们发现他是一名诗人和官员，他的名气和官阶都不足以引起叛军的尊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被留在长安，而不是被押解送往安禄山所在的洛阳”。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版）封面。
在被拘长安期间，杜甫写下了两首名作：一首是中秋怀念家人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一首是《哀王孙》，他在长安可能碰见了一名刀口余生的李唐宗室，“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还有一首是写于至德二年（757）春的《哀江头》，杜甫独自来到长安东南角的曲江池缅怀盛世，还写到了杨贵妃，“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这之后没多久，杜甫就觅得机会逃了，出走方向不变，还是继续找李亨。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找到流亡朝廷时，已在灵武称帝的李亨任命他为左拾遗，这就是“杜拾遗”这个著名称呼的由来。
《述怀》一诗中记录了这一场景：“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
看起来，“从龙”的杜甫在仕途上将迎来一飞冲天，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仅过了几个月，杜甫为失势的宰相房琯仗义执言，上疏叫屈，因此卷入了太上皇李隆基与皇帝李亨的权力之争，险些锒铛入狱。
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被贬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但杜甫此时可能还没意识到，由于在最敏感的问题上得罪了李亨，他的政治生涯已然就此终结。
政治失意与天下大乱共同成就了“诗圣”。乾元二年（759）年底，弃官南下的杜甫一家抵达成都，在西郊盖了一所草堂。这一年，杜甫写下了伟大的 “三吏”“三别”，沉郁顿挫的杜诗从此具备了“诗史”的意味。
广德元年（763）春天，杜甫在蜀地听闻安史之乱平叛成功的消息，惊喜欲狂，写下了“生平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如果杜甫没有被贬斥，以他的才具，他的政治人生或许更为辉煌，但中国文学史很可能就少了“诗圣”和“诗史”。道理也很简单：身在朝堂之上，他又怎么能看到那些民生疾苦乱世离散？
《长安三万里》中的青年杜甫。
二、成了“落水文人”的王维
杜甫一生都在仗义执言，除了宰相房琯，他也为王维鸣不平。
在《长安三万里》中，王维出场寥寥几次，且都是以贵公子的形象出现。
安史之乱前的王维，富贵闲适，与至友裴迪在辋川山谷中的别居写下了《辋川集》二十首。至今，辋川仍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王维此时诗名满天下，杜甫固然远远不如，名声甚至超过李白，隐隐有盛唐第一诗人的气象。
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改变了一切。
与杜甫一样，王维也做了安禄山的俘虏。但王维的不幸在于，他诗名过盛，安禄山专门派人将他从长安接到洛阳，不知用了什么手段，逼迫王维做了大燕朝的官。
王维就这么成了“落水文人”。
仅过了一年多，唐军光复洛阳，王维作为陷伪“贰臣”，进了监狱，甚至有性命之危。他的弟弟王缙“削己官位以赎兄罪”，那首著名的《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也证明了他在陷伪期间仍然有故国之思，王维这才逃过一劫。
在王维的至暗时刻，杜甫写了一首诗为他叫屈：“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奉赠王中允（维）》）。
大劫之后，王维登上了他这一生的仕途顶峰：当上尚书右丞；与至友裴迪共同寄情于辋川山居，其晚期诗作充满了遁世感，被后世称为“诗佛”。
但王维远没有做到“诗佛”的太上忘情，晚年的文章中他翻来覆去反省自己为何不能自杀殉国，直至去世。
没有安史之乱与被俘陷伪，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王维的“晚期风格”，而我们所知道的王维，将与《长安三万里》一样，只有山水、交游与盛世。
三、至死都是“谪仙人”
杜甫为在流放中的李白写过一首鸣不平的诗：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不见》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带着妻子宗夫人逃出睢阳，一路南逃。再晚走几个月，睢阳即将爆发安史之乱中最惨烈一战。
南逃中，李白碰见了“草圣”张旭，也听到了无数兵败的消息，他一度深感复国渺茫，欲效申包胥哭秦庭而无人可哭。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秋，李白才与宗夫人在庐山隐居下来。
但乱世与修道并没有湮灭李白一生炽烈的入世之心。永王李璘起兵后，57岁的李白不顾宗夫人的强挽，加入了永王阵营。此时，他的心气直追14年前的二入长安，幻想来日像苏秦一样拜相归家，“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
在永王军中，李白写下了《长安三万里》中出现过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他在这组诗中表现出来的忘乎所以与昧于大势，完美体现了他一直以来在政治上的幼稚，以及求官心切。
永王起兵虽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幕后支持，但因为与皇帝李亨分庭抗礼，被时人视作“叛乱”，除了李白，举国几乎没有其他著名文人加入。
偏偏李白加入了，更惨的是，仅一个多月后，永王就败亡了。这一个月的政治投机，就让李白身陷囹圄，甚至有性命之忧。在狱中，李白给各路友人及权贵写信以求脱罪，其中一封诗是寄给此时已经为高官的高适。
高适本是李白的旧交。天宝三年（744）前后，李白、杜甫与高适在梁宋（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同游，杜甫多年后曾作诗回忆当时情景：“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
高适并没有回信，更没有救李白。这固然可以说高适冷酷无情，但他若是担心被李白逆案牵连也是人之常情。当然，《长安三万里》给高适安排了一个忍辱负重的理由。
但李白还是足够幸运的，很多与他并无深交的人都参与了对他的营救，最终被轻判流放夜郎。
更幸运的是，乾元二年（759），李白至白帝城遇赦，立即返舟东下江陵，途中快船快意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
李白的伟大无处不在，其中一处是，安史之乱对他的创作风格没有本质性改变，李白至死都是那个放浪不羁的“谪仙人”，绝笔仍在自比大鹏鸟，“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而在民间的传说中，世人也给了李白一个更符合他身份的死法：大醉后，跳入水中捉月而死。
“诗圣”需要关切吾土吾民，一枝一叶总关情，写诗也要合为时而著，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诗仙”呢，只要做他自己就可以，一生的情不自禁，一生的放诞不拘，一生的求官心切，都可以。
《妖猫传》截图，辛柏青扮演李白。
四、高适和王昌龄
同样是旧友，高适没有救李白，但他对落魄于蜀地的杜甫却尽力照拂。
据说，高适曾给杜甫寄过一首诗，杜甫当时没有看到，等到高适去世8年后无意发现，顿时“泪洒行间，读终篇末”。
在安史之乱中，李白附逆，王维陷伪，杜甫失官，年过五十的高适在仕途上则横空出世，凭借平定永王之乱乘风而上，官至节度使，如《旧唐书·高适传》所言：“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在安史叛军兵临长安城下时，杨国忠与朝中诸大臣都惊慌失措，相顾垂泪，只有跟随哥舒翰守潼关的低层官员高适挺身而出，建议紧急动员，死守长安。
《旧唐书》给他的评价是：“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
高适的仕途固然比李白、杜甫和王维更为顺遂，但很多也是运气成分，更因为他站对了队：高适曾追随李隆基入蜀，但很快就回到李亨身边，在永王之乱中展现了对李亨的忠诚。
高适的政治军事才华远不如《长安三万里》中那么高明。在政治上，《旧唐书》说他“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新唐书》只是改了几个字眼；在军事上，高适也不是什么军神，“吐蕃取陇右，适率兵出南鄙，欲牵制其力，既无功，遂亡松、维二州及云山城”（《新唐书》）。
与仕途成就完全相反的是，高适作为诗人的文学成就基本上发生在安史之乱前——准确地说，是追随哥舒翰在河西任掌书记期间。
这段经历，成就了高适作为边塞大诗人的文学史地位，正如《旧唐书》所言，“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
作为在盛唐熠熠生辉的诗歌品类，边塞诗的辉煌随安史之乱而终。安史之乱后，大唐边军从河西、陇右等地内调勤王，宣告了唐帝国退出在西域和中亚的上百年经营，昔日的世界帝国收缩为一个“小中华王朝”。
没有了盛唐军功，没有诗人从军，又哪里还会有什么边塞诗？
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还有王昌龄。
天宝八年（749），李白听说时任江宁县丞的好友王昌龄远贬龙标县（今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挥笔写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安史之乱爆发后，至德二年（757），王昌龄从龙标辗转回乡，路过亳州时被濠州刺史闾丘晓莫名杀害。原因可能仅仅是，闾丘晓嫉妒王昌龄的才华。
也是在这一年，睢阳城陷，张巡被俘后殉国。而原因之一是，闾丘晓畏敌不进，刻意放慢救援速度，导致睢阳在孤立无援中失陷。
事后，宰相张镐召见闾丘晓时以贻误军机罪杖杀了他。行刑前闾丘晓曾以家有老母为由乞活，但张镐冷冷地回答：“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
如王昌龄与张巡的奇妙历史相遇一样，在安史之乱中，诗人不再仅仅是诗人，或困蹙、或悲泣、或记录、或显达、或死难，李白、王维、杜甫、高适、王昌龄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进入平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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