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国人总希望一次抵达安稳，并通过买房确信这种安稳，找工作同样带着严重的“扎根”观念。
从长远看会削弱城市活力，因为在任何时代，城市都该是属于动态的地方，信息时代尤其如此。唯有流动，才能在碰撞中产生创新与思想的火花。
抢位大战
此前某媒体的《终于定了：中央确定4个全球城市和11个中心城市》文章一出，坊间热议一片。对此住建部发声辟谣，表示“4个全球城市和11个中心城市”的提法毫无根据，纯属不实报道。
但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期待、热议与争论，并未因此停息。根据住建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以及各个城市的总体规划，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
此外还有成都、武汉、郑州获得国务院“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据此媒体普遍认为上述8座城市拿到国家中心城市的入场券。
这也让更多城市看到希望，纷纷加入抢位战。此前《中国经济周刊》有报道推测，国家中心城市数量可能为12个。很多地方一时炸开了锅，多个省份欲“举全省之力”争取。
国家中心城市的正式提出，最早见于2005年。当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受建设部（现住建部）委托，在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10年）》过程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
在那轮编制过程中，中规院认为，应该在城镇体系的最高位置设立国家中心城市，让它们在各个方面发挥中心作用。
按照中规院的美好初衷，国家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城市间的竞争，发达国家都有发达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作用往往跨越国境。国家中心城市要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对内则是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中枢。
一言蔽之，国家中心城市应该具备综合服务、产业集群、物流枢纽、开放高地和人文凝聚五大功能，堪称城镇体系中的塔尖城市。
政策红利
政策因素对一座城市发展的影响，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国家中心城市之争，正是近年中国城市政策争夺战的一个小注脚。
对于城市而言，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意味着自身潜力、优势和发展前景得到国家最高层面的认可。贴上这个标签，就可能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仿佛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政策、资金、人才等资源不断吸引过来。
政策红利巨大无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2005年就出现的概念，在近年才被热炒的背景是什么？
2015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出席一个论坛时谈到，“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10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而在今年两会上，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在谈到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时希望国家中心城市“要带动周边发展”。
由此可见，国家层面并不想进行一次简单的“分果果，排排坐”。既要为北京、上海减负，又要考虑区域均衡性与差异化，让国家中心城市真正成为中流砥柱，带动区域整体发展。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一哄而上、无序竞争。
另辟蹊径
尽管目前已有8座城市入围国家中心城市，但这种认可只是一张蓝图。未来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心，还要靠它们自身的努力，用市场说话。
另一方面，对暂时没有入围或最终落选的城市，也绝非末日。纵观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不乏另辟蹊径的突围案例。
硅谷能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休斯顿之外异军突起，就是打破了规模与体量的窠臼，通过互联网的连接性打破物理空间的集聚限制，后者是传统中心城市崛起的必经之路。
在国家中心城市的队伍中，人们暂时未发现深圳的身影。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棋手，这几年又一次抓住了时代机遇，顺利完成了华丽转身。
深圳有潜力成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特色城市，对标美国硅谷。无论能否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深圳都是全国的科技、经济中心。清醒的认识，立足自身特色，深圳完全能走得更远。
与深圳一样，杭州也是新经济的佼佼者。尽管杭州有很大可能入围，但不能掩盖杭州鲜明的特色。国家中心城市对城市的综合性有很强的考量，但由于离上海太近，杭州在综合性上存在明显的短板。
正因如此，反而倒逼出杭州的差异化特色：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产业营造出极强的创新氛围。而杭州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明显高于同级别其他城市。
人是尺度
回到人的尺度，当我们在谈论国家中心城市时，到底在谈论什么？这也许能为人们购房置业提供一个参考方向，也许还能带来一点虚无缥缈的地域荣誉感。但本质的指向，可能还是验证了亚里士多德的那句“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
为了探究城市的内核，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追溯了古代城市的发迹——进行祭祀仪典的聚会场所，宛如一座戏台。“在这座戏台上普通的生活带上了戏剧色彩。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
从发生学来看，城市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早在半个世纪前，芒福德就点明了“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怀和陶冶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也是现代化的过程与结果。
历史的机遇同样降临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正是一部奔涌不息的城市史。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的重心转向了城市，以城市为舞台，求学、就业、安家、追逐梦想。城市的发展左右着人们的发展，城市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抉择。
在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的今天，人们愈发认识到，人是城市发展的最高价值，人民的宜居和内心感受，理应成为城市的尺度。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上一次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还要追溯到1978年。时隔37年，从“全国”到“中央”二字的变化，凸显了国家对城市建设的重视程度。而会议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人民城市为人民”，既是城市发展理念的完善，也是“城市观”的重新塑造。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工作导向，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同样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顶着国家中心城市的光环，能否提供与国家中心城市配套的公共服务？而那些国家中心城市的市民，能否展现出与国家中心城市匹配的市民精神？
人们渴望享受国家中心城市的红利，无可厚非。但承担国家中心城市市民相应的责任，同样重要。
人创造城市，城市反过来涵养人。城市不光是工作、商业的、居住的，更是文化的、社会的。市民在城市中习得思维方式、行事规矩、待人态度，完成人格成长。对国家中心城市的衡量，绝不只是看它的繁华富庶，更要看它能为国家进步做出怎样的贡献，看城市方方面面透露出的精气神，是不是有温度的、美善的。
理想之城
无论如何，如果有人把国家中心城市理解成一项排他性政策，未免过于狭隘。笔者更愿意相信，社会上下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关注与热议，寄托了某种理想。这既是对城市的理想，也是个人的理想。
理想之城是实用性功能和精神性功能的完美统一，实用性功能最终也指向能否提升城市的精神功能。试想，如果经济强盛、生活富足、高楼阔路等不能带来人在城市的精神愉悦，不能让人生发积极的道德追求，反而却把人引向压抑、堕落、庸俗，这样的城市发展对人而言意义何在？
理想之城可以标注时代的高度，比如伦敦见证了工业革命，巴黎被誉为19世纪的首都，纽约从上世纪开始引领世界，至今举足轻重。
随着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很多人都亲身感受过伦敦、巴黎、纽约等中心城市。在硬件设施上，它们已然不及上海。但相信一些人会跟笔者有同感，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范儿”依旧存在于那些城市的空气中。就像电影《疯狂动物城》中兔子朱迪说的经典台词“Anyone can be anything.”
彼得·霍尔仔细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中最为辉煌的城市，发现每座城市的黄金时代都缘起于在特定时间点上多种文化的集聚和交融。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多元，包括人群、价值观还有生活方式的多元。
多元注定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国人总希望一次抵达安稳，并通过买房确信这种安稳，找工作同样带着严重的“扎根”观念。从长远看会削弱城市活力，因为在任何时代，城市都该是属于动态的地方，信息时代尤其如此。唯有流动，才能在碰撞中产生创新与思想的火花。
大谈理想之城，并不是玄乎，而是为了说明，如果一座城市连理想都够不上，还谈什么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中心城市是一次历史的拐点，也是一次重新审视城市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