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大城市的90后：三十难立

90后正在集体跨入三十岁的大门。

当互联网正式瞄准Z世代后，三十岁的90后已经开始过气了。

据统计，我国90后规模在1.88亿人左右，总人口比重低于80后，城镇化程度高，受教育程度高，导致90后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未婚比例高达63.7%。

我们和一位即将三十岁的北漂90后聊了聊，她的烦恼既是个人经验，也是许多漂在大城市的90后侧写。

努力工作，期盼婚育，相信爱情，但生活依然没有给她一份完美的三十岁标准答案。

见到胡迪的那天，北京仍然被暴雨包围。

朝阳区的雨水淅淅沥沥，潮湿滚烫的空气让人有种置身华南的错觉。

胡迪背着书包，怀中抱着电脑，风尘仆仆地落座，身上携带着长时间工作的憔悴。谈话开始前，她对着电脑屏幕面色凝重地处理未完成的工作。这幅画面对许多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来说不陌生，他们会抱着电脑出现在地铁站、酒吧、夜店、烧烤摊等任意地方。

不过和其他打工人略有不同的是，胡迪的工作是电影制片。

影视行业的打工人，总是被外人误解为“经常和明星演员打交道”的工种，甚至网约车司机也会向她打听：是不是和明星一起工作？

但对于胡迪来说，电影幕后工作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农民工。别人以为光鲜亮丽，实际上是大量的户外作业，常年东奔西跑，娇气的人大多无法承受。

胡迪的故事没那么动人心魄，更像是一位你认识的老同学，在大城市打拼，你很久才能听到一次她的消息。

18岁之前，胡迪一直生活在家乡西安。大学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之后又去洛杉矶读了研。毕业之后，回到影视行业的大本营北京打工。

1994年出生的她，还有6个月就要正式走进三十岁了。她焦虑，甚至在潜意识中恐惧这个数字的到来。

对于一个INTJ型人来说，没有达成人生的既定目标，让她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中。

先是工作的疲劳与辛苦。这是北上广深年轻人头顶最沉的一块石头。

比起其他工种的即时反馈，做电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我们的交谈中，胡迪会将自己负责制片的电影称为“项目”。

“这是一个赌博性质很强的行业”，胡迪告诉我，电影像一个赌注，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项目周期长达两到三年才能看到成果，所以开发每一个项目都要异常谨慎。

市场越来越挑剔，好的项目越来越少，每一个幕后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尽快与观众见面，但这背后需要付出异于常人的等待与磨练。而大部分观众只能看到演员表，可能连制片人是做什么的都不清楚。

换成别的行业来理解，大约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大约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体会过。这些让胡迪越来越觉得，事业的瓶颈期在向她逼近。

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活得更痛苦一些。

“我感觉自己正在褪色”。工作没有达到目标，生活过得一团糟，感情世界荒芜一片，生活中没有任何能激起她兴趣的地方。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而这也有迹可循。

胡迪和许多中国小孩一样，在严格要求的环境下长大，夸赞和表扬并不是能轻而易举获得的东西。

她的人生奉行的原则是“求上得中、求中得下、求下而不得”。所以快乐对于她而言，是一种阈值很高的奢侈品。为了要得到最好的结果，胡迪把自己的弦上到最紧，如此一来，“就算我得不到最好的，但是我的生活依然不会太差。”

严格的基因影响着她即将到来的三十岁。

人生第一轮季度考核，大多数人都快速交卷了。而胡迪们发现，自己预想中的完美三十岁并没有如期而至。

胡迪向我展示过一张照片，是她回老家整理东西，发现自己十一年前写下的同学录。

上面写着一个青涩的女孩对28岁的人生规划：

去洛杉矶学电影，从事电影行业，下班回家后，老公和孩子等着她。

这是青春期的她为自己设想的标准答案，如今她发现，人生并不总是能被她控制的。而她的所有焦虑，最后具象为每一个在北京被孤独淹没的时刻。

胡迪只是太想在北京有个家了。

自从18岁离家求学，她便开始害怕“节日”。每一个象征团聚的日子，都让她加倍感伤。

如果把“家”字拆开，就是物理层面的房屋与精神层面的伴侣。

胡迪对家的幻想并不过分。在北京能有一个稳定的伴侣，是不是北京人无所谓，北漂找北漂再正常不过；有一套八九十平米的房子就可以，不管是租的还是买的，不管是在几环外。

胡迪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排上落户名额。在北京租的50平米小房子就是她目前的家，未来有没有可能买到一套自己的房子，仍然是个未知数。

比大多数北漂幸运的是，她有一辆新能源车，车牌是租的。因为工作原因，她需要开车去见不同的人。

比起物理层面的家，胡迪更看重精神层面的家——找到那个和自己组建家庭的伴侣。

不管是北京人还是北漂，工作态度和上升空间是最重要的筛选原则。对于胡迪来说，她不接受一个躺平的伴侣，就算家里再有钱也不行。

胡迪是一个1米72的女生，相亲的时候会遇到两道坎：一是身高，她遇到的男生总是虚报身高，但作为人形量尺的她总能迅速分辨出他们真实的身高；二是工作，对于大部分相亲的男生而言，影视行业是胡迪的减分项，因为和老师公务员比起来，这是一个听上去“不太正经”的行业。

胡迪也试过用软件交友。

就连dating对象也会调侃她：正常人怎么会在tinder上找对象？

在姜文的《一步之遥》里，洪晃说过这样一段话：女人对男人的了解是靠量的积累。但作为纯爱战士的胡迪，始终无法做到用量变引发质变。

她最终还是心灰意冷地卸载了软件。在软件上，年轻男女的需求过于明确，要么是性需求，要么是饭搭子。总之，很少有人在这里谈爱。

电影《一步之遥》

情感市场上，已经没有老派的“真心换真心”。或者换个说法：真心是有条件的。

“交易不是一件坏事儿”，胡迪说，“哪怕就俗一点，用性换取情绪价值，这也很正常。只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更多交易是把物质条件放在最前面。”

在越来越复归“门当户对”传统的时代，年轻人在大城市的婚恋，似乎也走向了阶层隔离的局面，而那层隔离的隐形塑料纸，就是轻飘飘的户口二字。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上海两地婚姻的阶层匹配研究》中，作者邓志强分析，以户口性质阶层匹配来看，上海两地通婚以户口阶层内婚配为主，即同类户口匹配是两地通婚人群的主要选择。倘若以职业、经济、教育维度分析两地婚姻阶层匹配，上海两地通婚人群的跨阶层通婚率均高于阶层内通婚率，主要遵循梯度交换原则，这折射了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社会关系的融合度，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开放性。阶层内婚配遵循同类匹配原则，是双方同质型资源交换的结果，而跨阶层婚配遵循异质匹配原则，是双方异质型资源梯度交换的结果。

上了牌桌，就要开始掂量自己和对方手上的牌。

大城市的年轻男女，变得越来越“有所保留”，受过伤的胡迪也开始收敛真心，学着大多数人的样子，对感情保持观望的状态，生怕溅起的沸水焯伤自己。

不止是胡迪，我身边许多漂在大城市的三十岁未婚男女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人们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难确认亲密关系，宁愿用“约会”取代“恋爱”，人人都犹疑再三，迟迟不落棋。以三十岁为节点，能够进入婚姻的概率逐渐走下坡路。

胡迪很清楚，这是现代人躲避责任的本能。我们嘴上说的“没有碰到合适的”，背后的话其实是“还没有遇到坚定想选的”。因为大家都想做对方心中唯一的分子，不想做泯然众人的分母。

而转身回家，也并非完美的答案。

胡迪所处的影视行业，注定只能在文化中心北京谋生。回到家乡，能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都不好说。她被变相地困在这座超一线城市里。

另一边，故乡的距离感在逐年增加。

18岁之前，胡迪生活在西安；18岁之后，胡迪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两个城市几乎分割了胡迪的三十年人生。

而这两个城市现在都不是她严格意义上的“家”：他乡非故乡，但是故乡已不是故乡。

西安客流量巨大的赛格商场对胡迪而言是陌生的，城墙下的酒吧和夜店也是陌生的。每当朋友问起她，去西安有什么推荐的地方，胡迪都回答：我也不知道。

只有偶尔回家，坐在熟悉的麻辣粉店或泡馍店里，或是走到高中学校门口，或是在城墙上走八分之一圈的时候，她才能和这座已经陌生的城市恢复连接。

而那些留在西安的同龄人，也逐渐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胡迪口中的理想主义与长篇大论，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去听了。更多的谈话只是关于生活中的鸡零狗碎，以及或体面或不体面的婚姻生活。胡迪也清楚，在家乡无法找到她想要的人。

男孩们纷纷成家，女孩们当中有一部分选择了结婚生子。有趣的是，许多已经结婚的女孩，见到胡迪的第一句话，是“别结婚”。也有少数女孩像胡迪一样，散落漂浮在北京、上海、南京或洛杉矶。她们希望人生的可能性不限于标准答案，于是出走。

电影《布鲁克林》

旁观别人的爱情，让胡迪的孤独感愈加强烈。

她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参加了将近十场婚礼。翻她的朋友圈，可以看到她留下了不同的“新婚快乐”祝福。

每当自己的同学朋友站在台上，VCR播放着他们的爱情，新郎新娘对彼此念出誓词的时候，胡迪总会流泪。

她单纯地羡慕能够从爱情走入婚姻的每一个人。与其说羡慕结婚的人，不如说她羡慕那些按时找到标准答案的人。

但逐渐胡迪也发现，结婚不一定就代表找到了标准答案。

看上去安稳的人也可能过着起伏的日子。已婚已育的人想离婚，订了婚的人想退婚，想结婚的人又经历分手。

考场里的人都在埋头答卷，至于答案是错是对，谁都说不清楚。

大多数人的婚恋焦虑，最终指向的都是“如何解决大城市孤独感”的命题。

北京是他乡，是永远不属于北漂的寄居地。即便未来真的拿到了北京户口，这里依然不是故乡。

大学的一个冬天，胡迪和剧组外出拍戏。收工时已经是凌晨三点，摇摇晃晃的金杯车上装满了睡着的人。

她擦掉玻璃上的水汽，耳机里刚好播放到了宋冬野的《安河桥》，那一刻她被巨大的孤独感笼罩：“好像这座庞大的城市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还醒着。”

胡迪在北影的四人宿舍里，除了她就是三个北京姑娘。大四毕业那年，室友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自己的生活用品从宿舍搬回自己真正的家。只有胡迪在收拾行李，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

电影《伯德小姐》

而最直接的解决方法，似乎就是找到一个伴侣作为北漂生活的支点。

比起互联网常见的“不婚不育保平安”派，胡迪像一个新时代的“异类”：她渴望爱情和婚姻，也坦然承认自己期盼婚姻，不排斥生育。

每个人对婚恋的态度，大多来自不同的成长环境、原生家庭与自身经验。

小时候，父母不在家，总是会塞给胡迪许多电影碟片，于是她爱看动画片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了成年，或许是因为，在动画片里，胡迪能看到最简单童稚的“真善美”。

当我问起她最爱的电影时，从事电影行业的她，并没有掉书袋般列举大师的名字，反而说了一部我没想到的电影：《乌云背后的幸福线》

布莱德利·库珀扮演的男主角和詹妮弗·劳伦斯扮演的女主角，各自拥有一个过得一团糟的人生，有大大小小的精神症状，最后两个一起发疯的神经病走到了一起。

胡迪告诉我，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神经质，需要一个人来托举住。人生确实苦短，承认自己一个人扛不住，有时候是一种难得的勇气和诚实。所以伴侣对她而言，更像是对抗糟糕世界的一位战友。

电影《乌云背后的幸福线》

父母也是她最好的婚恋模版。

比起很多人在网上对原生家庭的检讨，胡迪生长在一个模范作文里会出现的家庭中，父母扶持彼此，完整了彼此的人生，同时，也构建了胡迪对婚恋的期待。

但这种期待，并没有为她带来如父母爱情般完美的对象。

她曾经也有过差点走入婚姻的伴侣，但最后因为价值观分歧走向和平分手。但这段五年的感情，让她感知到了一段健康的感情带来的精神力量。一个人就算事业成功，内心强大，也需要在亲密关系中寻找支撑，她称之为“一起克服人类最本质的孤独问题”，因为人类的DNA注定我们是需要社交关系的群居动物。

这种对婚育的渴望，并不影响胡迪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我从来都不觉得，结婚恋爱生小孩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这完全是两码事。在婚姻中，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有了孩子，你也还是你。最根本的是，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

说起网络上的“生育恐惧”，胡迪不以为然：“身体的变形是事实，养育的幸福也是事实，只能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一概而论的”。许多时候，婚育的不幸从选择一个错的人就开始了，而不是婚育本身带来了不幸。

说起婚育与女性主义，胡迪想起了电影学院的女老师们。她们之中大多数人在婚育前都是高举女性主义的知识分子，但走入婚育之后又变成了另一种状态。那种幸福也是肉眼可见的。她讲的这些故事，让我想到了学者刘亦瓦的那篇《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一个完美的女性主义者到底存在吗？很难去定义。

胡迪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不喜欢电影《芭比》的女性。

她不喜欢电影中“划分性别阵营”的处理手法。“我们确实生活在父权制社会，我们无法改变社会属性，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如何为自己赢得尊重，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性别问题不是我天天骂男人就能解决的。”就像厌女与厌男，其实是同源的产物。

胡迪不认为自己是在向父权制社会妥协，她自身的女性主义，是认清现实并做好自己。

她期待的婚姻，也是找到一个尊重自己的男性，在彼此忠诚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为对方克服人性阴暗面。

在豆瓣，有个话题叫做“第一批90后的30岁”。在一个孤独的傍晚，这个话题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让我想到了焦虑的胡迪，也想到了身边漂浮在不同城市的同龄人。

点进去你会看到不同的人生。有人的孩子3岁了，在不幸的婚姻里挣扎；有人期望一段亲密关系而不可得；有人在深夜练书法对抗抑郁情绪；有人梦想环游世界，完全不在意未来会否拥有一个家。

每个人对人生的定义和追求都不同，体会到的滋味和经历过的陷阱也不同。

胡迪说自己是一个怕死的人。她害怕在死亡来临之前，自己的体验还不够完满。浮游生物（Plankton）——这是胡迪给自己的定义。在动画片《海绵宝宝》里，Plankton是痞老板的名字。

“小时候对于生活的充满了未知和欣喜。长大之后，更加明确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期望的状态、期望的伴侣、期望的人生是什么，所以才会感到失落。因为一个人目标足够明确却达不到的时候，才会有产生失落感。失落感的存在和无法解决，才会让人特别孤独。”

胡迪为什么给自己的化名是胡迪，是因为她想像《玩具总动员》里的胡迪警长一样，正直，善良，无所畏惧。即便三十岁的现实世界没那么美好。

聊天结束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雨点又砸在了路边的水坑里，整个北京潮湿得让人喘不上气。她告诉我，人不能总停留在负面情绪里，或许她之后会去学点什么，比如说弹吉他。因为她太习惯有目标的人生。

三十岁降临了，无论多么仓皇茫然，人们总得想办法面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