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界存在着一种得关注的发展态势，也就是学术的悬浮化倾向。周飞舟曾将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概括为悬浮型政权，也就是“使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如今，学术也大有悬浮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态势。学术不能扎根于具体的社会脉络，缺乏现实感，不能直指世道人心，几成通病。换言之，学术探索似乎跟真实的社会生活无关，沦为同行之间的一种符号游戏。
这种态势当然是学术场域的逻辑所致。而要理解学术场域运作的逻辑，我们首先需要定位学术场域与社会中的元场域之间的关系。所谓元场域也就是权力场域，是社会秩序和日常运作的主导者。
中国的学术场域极度依赖权力场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然，学术场域内部也有分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各有差异，它们的自主性大致跟专业化程度成反比。且不说权力场域对学术场域的直接管理，以及政治逻辑经常在学界权威分层、资源和头衔分配、重大议题设置等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单说权力场域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科层化和自我闭锁的系统，其所覆盖之处，一定意义上可谓是将学界探究的触角系统地屏蔽在外。
现代经验性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于确切的事实，若无真情实况的掌握，何来真知灼见？我们不难觉察，目前已有的极少数较为翔实的经验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边缘性现象和人群展开的。这固然反映了学者关怀弱势群体的倾向，更为现实的原因，恐怕是那些人群所在之处，是研究者容易接近和能够进入的田野。事实上操控此类人群之结构性机会的力量，却在研究者通常够不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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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场域跟权力场域没有互动。恰恰相反，除了上述直接管理之外，其间的互动日渐频繁。
一则，权力行使，特别是公共决策的正当化，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当今社会显得愈益迫切，而专家学者的在场，可为决策科学化提供佐证——至少目前来看，科学化是正当化的最佳辩护甚或是最佳替代。当然，不难预期，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的机会，取决于专家学者配合机会提供者的程度。凡所言不符决策者期待的人，很快就会知道自己不适合参与这种“游戏”，且也不大可能再有机会参与。
二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化，权力场域确实需要专家学者提供专门的智力支持。但这种论证性支持必须在既定的框架内展开，而且应聚焦具体问题解决的话语对策，不可在深层根源和顶层设计上自作主张。如此一来，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能够直面现实根本问题的学术思考，都很难传递到权力场域。经常是在最需要直面现实的场合，专家学者竞相表演着貌似无懈可击，其实无关痛痒的高谈阔论——但这仅是学术话语的空转，缺乏对现实的深层指涉和具体关联。
学术场域的运作逻辑
学术的内卷化如今已然非常明显。所谓学术内卷化，就是固着在一定的水平不断自我重复，既无突破式发展，也无渐进性增长。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是舶来品，从最初的缺乏规范，到如今的有模有样，从形式上看确实是有所进步。但如果要问，这种探索，或者从国家层面来看，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底产生了哪些关于中国社会的洞见和洞察？若说是乏善可陈，大概也没有多少人反对。
何以如此？显然跟学界自身的生态有关。越来越指标化的管理方式，并不鼓励“板凳要坐十年冷”或“十年磨一剑”式的潜心向学，而是鼓励高显示度的作品，结果更容易见效的短平快做派就轻松胜出。即便是各种所谓的重大课题，也是依照工程的模式进行快捷组装，而少有真正的鸿篇巨制。这种研究进路，必多是浮泛之作。
虽然学界之外的指挥棒还在起着主导作用，但毕竟专业性在不断增强。于是，移植来的行话术语，越来越让一般公众不知所云。而一旦学术的阅评人和评议人局限于同行之中，甚至是一小群同一研究领域的同行，那么可以想见，炫技式研究取向就会超过对现实问题的关怀。
研究领域的不断分化，确实有利于学者之间的错位竞争，也可满足占山为王式的“利基”冲动，但我们都知道，社会现象都是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绝不可能切割出一小块来彻底探究一番，然后声称问题全部得到澄清，因为这一小块儿是更大系统建构的产物，而且在边界上也肯定切割不清。尤其是中国这种依然带有总体性支配特色的社会，即便是特定领域的看似明确的项目制治理，也不可能围绕特定的项目即可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项目本身只是更大更高部分的一种治理策略而已。
但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几乎是无法遏止的趋向，因为现有的研究范式和手段，现有的学科训练，以及现有的期刊审稿制度，都要求界定明确的可以操作的经验性研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经验或实证研究，随着对数据分析技术的日益强调，涵义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经验不再是我们直接体验和感受到的现象，而成为通过测量工具所获得的数据或资料。不少研究者可能擅长数据处理和模型建构，但对数据所反映的现象，可能根本就没有现场的切身感受。这种缺乏现实感的研究者，怎么可能言之有物？更别说能有惊人的经验事实的发现了。
导致学术悬浮化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源于我们用以理解现实的概念工具跟我们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社会及社会成员的自我理解，不仅是指导日常实践的理念，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现实的构成要素。离开了这种自我理解，试图以超然的概念去把握社会的实质，往往难以奏效。
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家作为研究领域的现象，已是有意义地构成了的现象。‘进入’这种领域的条件，就是要了解行动者在‘进行’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活动时已经知晓了什么和必须知晓什么。就预先假定了行动者也具有一定的概念能力来把握指涉他们行为的概念而言，社会学观察者所发明的概念是‘二级’概念。
但就社会科学的本性而言，这些概念能够通过为社会生活本身所采用而成为‘一级’概念”。在理想状态下，学术概念和现实生活应该能够存在双向的诠释关系。显然，当今中国社会科学所用的概念大都是舶来之物，虽然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有些概念成为日常生活用语，但毕竟主要的概念不是源自生活。在以舶来的概念总结和解说现实社会生活时，经常出现挠不着痒处或戳不到痛点的情况。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未能真正勾连和扎根于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自然也就悬浮化了。
事实上，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存在着文化上无根的现象。我们在追溯一个学术概念的来龙去脉和文化意蕴时，更有可能参考威廉斯的《关键词》，而不太可能去查阅《康熙字典》。因为我们所用的虽然还是汉字，但其含义已经跟原初大不相同了。在当代语境中经历了多重转换之后，汉字越来越抽象化，变为纯粹的符号，很难再谈得上深厚的底蕴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术语显然不能到中国文化传统里去追根溯源。
这种变化，固然可以使汉语更为适应现代思维和表达，有进步的成分，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斩断了我们跟过往历史的联系。由此，我们当能体会严复当年在翻译西学的时候，何以要“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了！再三斟酌的用意，无非是想将西学接续上中国的智识传统。确实，拿来的东西如果不经过创造性的转化，终究是不能融会贯通，更别说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除了制度性隔离、专业内卷化和碎片化以及文化上的无根之外，如今的学术悬浮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学者的世代继替。我们知道，不同时代的学者的社会轨迹不同，卷入和介入真实生活的程度也不同。
如果将目前中国社会学者大致分为三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差别。20世纪40、50年代出生的学者，在风云变幻的复杂斗争中摸爬滚打，了解社会真相，且有一般的知识分子情怀，尽管在专业视角上可能不够深入。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学者，亲身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但他们已开始在知识分子与学者角色之间游移，不过，他们对现实问题还具备一定的整体感受。而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学者，生活轨迹基本上在各类学校里面转圈，他们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专业认同明确，但也容易失落于学术“利基”之中，难以形成总体性视角，也无丰富的社会生活底蕴支撑自己的学术感受力和洞察力。
走出学术悬浮的路径
制度性隔离、专业内卷化和碎片化以及文化上的无根，大概是如今学术悬浮化的主要原因了。那么，如何走出这种状态呢？
首先，让支撑和维持社会架构的基础性制度及其运作过程变得开放和透明。事实上，适应现代复杂社会要求的治理结构，必须具有自我矫正的机制，而学术探究正是这种制度性反思和矫正机制之一。如果不能将学术作为现代社会运行过程中一种重要的反思和矫正力量善加使用，势必难以摆脱运行成本高昂且前途未卜的境况。
吉登斯曾言，“面对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唯有反思性地改革自身制度的社会，方能充满信心地直面未来。一个社会促进活跃而富有想象力的社会学文化的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灵活性和开放性的一个尺度”。
其次，就学术的内卷化和碎片化而言，只有充分发扬学术反思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识，特别是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觉。一方面克服狭隘的专业藩篱和世代隔阂，增加相互对话；另一方面走出自我指涉的闭环，直面现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系统反思现代学术与学科体系的潜在前提和历史局限。
学术发展具有自身的路径依赖，也受制于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但学术的反思性和反身性，正是学术超越自身的根源和保证。当然，学术更应深入现实，扎根现实，从现实中汲取力量。撞击现实越深，学术的反弹力量就越强。如果悬浮于现实之上，学术也必将软弱无力。
最后，克服文化上的无根状态。诚然，如今中国的社会科学，颇让人觉得是卡在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间。对于这种尴尬处境，其实已有不少同仁在探索出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明显的历史转向就是一种尝试。这不仅是将历史维度带回到社会学之中，而且也是通过亲近自身的历史，重新找到学术的根基和生长的土壤。
探究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涵泳于历史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适应时代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家园。所以，如今社会科学研究之历史转向，绝非复古，而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以当代意识重新激活历史的努力。而且，只有明晓历史，才能更为切实准确地理解当今之世，从历史转折中看到社会和文化深层结构的变与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