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范志辉
刚刚结束的MTA天漠音乐节2017音乐论坛上，迷笛音乐节创始人张帆、简单生活节制作人贾敏恕、爵士上海音乐节（JZ Festival）创办人任宇清、热波音乐节创始人李岱就“中国音乐节的2.0时代是否已经来临？”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
讨论过程很精彩，当然，更有趣的是，几位资深音乐节操盘者最后得出的结论：中国音乐节还远没有到2.0时代，而是刚进入1.1时代。
做音乐节不是卖包子
如果说2000年诞生于校园的迷笛音乐节开启了中国的音乐节时代，那么到现在也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大概张帆校长自己也不会想到，从校园小礼堂走出来的迷笛音乐节会引来这么多的后来者。
2007年，迷笛音乐节首次实现收支平衡，也是这一年，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在北京海淀公园举办。此后，国内的音乐节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音乐节一共只有24台，到2014年，全国共举办了148台音乐节。2015年由于上海踩踏事件，获批音乐节大量减少，全年只有 110 台。短暂休整后，2016年音乐节再次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年共举办202台。
在票房和参加人数方面，音乐节在近年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比如，2016年音乐节演出票房达4.83亿元，较2015年增加1.44亿元，涨幅42.5%；参加人数达326.7万，比2015年增加100万，增幅44.2%。
当然，数量上来后，也带来了质上的不足。正如张帆校长所说，“从各方面看，中国乐队数量、参加音乐节的数量、音乐节制作水平、观众人数和素质都在提升。音乐节这么长时间应该更新，但不是以1.0、2.0的速度，而是以1.0、1.1、1.2这样的速度。”
音乐节市场的迅速爆发，音乐先声认为原因有三点：一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压抑已久的文化娱乐需求开始上升；二是由于唱片业的价值链崩坏，现场音乐成为音乐行业新的突破点；三是在资本、政策等因素的催化下，办音乐节成了一件可以不只是跟音乐相关的文化活动。
于是，音乐节出现了“遍地开花”的景象。面对这么多的音乐节，简单生活节制作人贾敏恕提出了自己的反思，“现在音乐节非常多，三四百场都有可能。对我来说，如果真的要定义它一个2.0，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先分辨这个东西是不是音乐节。”
而爵士上海音乐节创办人任宇清，则用卖包子来比喻音乐节快速扩张的泡沫化倾向，“卖包子卖好了，这条街上都开始卖包子”。演出阵容重合、运营模式不稳定、品牌定位不清晰等问题成为大部分音乐节的通病，音乐节的差异化发展迫在眉睫。
音乐节不是拼盘演唱会
如果说早期的音乐节只是小众圈子的“自娱自乐”，经过17年的熏染，早已不再是“滚青”们的专属盛会，成为人们假期娱乐的重要方式。
一方面，市场上已经诞生了一批口碑良好的音乐节品牌，如迷笛音乐节、草莓音乐节、MTA天漠音乐节、长江音乐节、简单生活节等等，都成了广大青年群体的玩乐圣地。另一方面，音乐节也不再仅仅固守在一线城市，开始向广阔的二三线市场扩散，加速了音乐节文化在全国的普及。
那如何办一个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音乐节呢？任宇清说到，“音乐节最重要的是音乐，要有好的音乐，有音乐的意义存在。音乐节对我们来说是大众的传播，大众在娱乐的同时，有一个提高大众审美的引导作用。”
对此，热波音乐节创始人李岱更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音乐本身对于音乐节的意义。“热波音乐节之前走的路就是谁大牌找谁，8年过来我们发现这个路是有问题的。音乐节和演唱会的根本区别，就是我带你发现新的音乐，介绍给你听更好的音乐。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理想和追求，不然我们就是个野餐会主办方，对内容本身是没有贡献的。”
音乐先声认为，每一个音乐节都应该有自己的气质和基因，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独特价值。正如张帆校长所说，“音乐节真正不同的90%内容是在台下展示出来的。所谓同质，就是因为你平庸，然后你被同质了。”
作为一个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型活动，音乐节从主题定位、阵容搭配、舞台布置、灯光音响，团队管理、品牌招商等各方面都需要专业化的人员来配合完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生意，简单粗暴地复制、落地，无异于杀鸡取卵，影响整个音乐节生态的良性发展。
不可言说的体制之困
虽然音乐节在国内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热门的文化现象，但对于多为民营文化企业的主办单位而言，前置审批仍旧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为大型活动，户外音乐节同时接受公安与文化两个系统的审批与管理，不确定因素很多，令许多策划者或主办单位缺乏足够的筹备时间与运营周期。由于部分音乐节的报批流程、对外宣传和售票等环节可能是同时进行的，一旦音乐节审批没通过，不但会让主办方遭受信任危机、经济损失，也会对已经买票和做好出行安排的用户带来连带损失。
而拿到审批后，相关部门与主办方的观念差异而导致的沟通、协同成本，也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当前环境下，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内音乐节健康发展和专业化程度提高的不可言说之困。
关于这一点，迷笛音乐节创始人张帆有深有感触。“很多人认为音乐节是给文化产业贴金的，一旦发现音乐节人有点多或有点闹腾，就会遏制音乐节。”作为摇滚属性更突出的音乐节主办者，张帆校长甚至曾被当做坏人“被保护”过，足见官方与主办方对音乐节的认知鸿沟有多大。他坦言，“1.0到2.0是很长的路，如果真的解决了体制问题，让他们认为音乐节是为老百姓、为年轻人组织的蓝天白云下可以喝酒的自由盛会，音乐节可以到2.0。”
热波音乐节创始人李岱也表示，“关于体制问题我觉得是个硬伤，所以我们得研发出新的模式出来，不能把我们的音乐节跟外国音乐节相比，因为我们在不同环境之下，但新的模式是什么，可能还得花点时间探究。“
简单生活节制作人贾敏恕则对音乐节的未来发展表示乐观，“到了互联网时代，你可以预见到一定程度的未来，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这么顺利，但很庆幸的是，搞了这么久我们在场上还可以做点事。”
在讨论的最后，几位大咖半打趣半认真地说，中国音乐节不是2.0时代，而是1.1时代。言语间的无奈，也许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在音乐先声看来，经过17年的摸索与铺垫，音乐节已经完成了从0到1的飞跃，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同时，各音乐节主办方在运营管理、盈利模式等方面也都作了很多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而其间遭遇的困难，也是一个“舶来品”本土化必经的过程。
在现场音乐的大潮中，音乐节市场值得看好。而这些潮流的践行者，正是这个行业生生不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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