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华西村时代：工作三十年，账面上百万财富一夜清零

一、逃离华西村

今年3月，正在上班的李辰，突然感到胸闷，一口气仿佛在空中吊着，怎么也吸不进肺部。钢铁厂的粉尘、噪音，让他心烦意乱。他意识到，老毛病又犯了，去年此时也突发过哮喘，人还差点昏迷，仓促之下，赶紧请假去医院。

躺在病房的二十多天里，他第一次有时间和精力好好思考当下处境。

48岁的李辰，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华西村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他目睹了这个“天下第一村”集体经济的繁荣，也见证了父辈们的智慧洒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奇迹。他和父辈一样，迷恋过集体财富的盛浪。人生的前半部分，是兢兢业业，努力上进，靠着自学的机电维修技术，辗转华西集团旗下的多家工厂，享受着令人艳羡的福利和年底分红，日子一度经营得红红火火。

近几年，集团效益不好，旗下许多工厂纷纷倒闭，村民们原有的福利也大大下滑，以前每年年底能拿到十几万元的年终奖金，现在已经没了。他们多年深信的“财富神话”也已经破灭，“魔法”正在消失。

而李辰人到中年，面对的却是一系列现实问题。父母年迈，还有糖尿病、三高等基础疾病，近期又相继患上了股骨头坏死，父亲甚至丧失了行走能力。他只能申请延长假期，带着父母一次次地去医院做检查。

离开华西村的想法时不时涌上来，两个月后，他的请假时间已到，却迟迟未去报到。车间领导打来电话，语气很强硬，给他两个选择：要么回公司继续请假，要么办理离职。他没有回应，随后被公司视作“自动离职”，从此与华西集体切断了最后的经济血脉。

李辰并不是最早离开华西村的一批人。近几年，华西集团迎来工厂倒闭潮，很多人在流转和分配中，因为待遇下滑或者岗位不如以往，无法接受，想等待一个好的岗位，遂赋闲在家，领着月薪2200元的最低工资。

合适的岗位越来越少，有些人等了一年，杳无音信后，遂主动离职，离开华西村。

比李辰小1岁的何进，算是幸运儿。当身边朋友在倒闭潮中相继离开，他所在的铜管厂却避开了倒闭风波。

这并没让他感到安慰，反而激发了内心的“出走”欲望。前半辈子，他每一步都走得谨小慎微，职业也一直处于平稳的上升期。他中专毕业，已经算是同龄人里学历拔萃的人了，之后还挑灯夜战，自考大学，攻克了高难度的财务资格证书。他每日都想在激荡的经济浪潮里，触碰复杂的商业世界。

但华西村经济运作，不支持他的野心和抱负。2021年，他决定跳出来，到人才市场探视机会。不惑之年的他，首次学着制作简历，下载招聘软件，在网上投递简历。没想到，他很快找到了一份财务岗位的工作，一脚踏入了完全陌生的领域。

村民赵丽，看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华西村，更加坚定了她多年来的想法——把女儿送出去。

和何进不一样，在华西村，赵丽是女性，年轻时，原本可以外嫁，但是为了响应村委的号召——每户村民尽可能留有一个子嗣，赵丽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姐姐外嫁后，留守名额就落在她头上了。她随后的几十年，都和华西村的命运交叠，流转在村里多家工厂，在熟悉的土地上，和熟悉的人打一辈子交道。

她有一个女儿，本可以留在村里，但她不想让女儿重走自己的老路，对女儿格外严厉。因为担心女儿性格柔弱，为了锻炼她，她甚至在女儿就读小学时，故意趁女儿不注意，偷偷从书包里抽出一本书藏了起来。女儿回家后告诉她，上课时发现课本没有带，自己赶紧跑到隔壁班借了一本。赵丽到现在，都没有告诉过女儿这件事。

当觉得女儿羽翼渐丰了，小升初之际，她劝说女儿离开华西村，去县里读书。她想把女儿送到大城市，去体验更丰富的人生。女儿也未辜负她的期望，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

和很多村民不一样，赵丽的同学，有钱后，大都把孩子送到国外深造，然后又叫回村里，安排一份轻松的岗位，领取每月几千元的工资和十几万的年底奖金，也有的任由孩子不工作，在家啃老。赵丽觉得这样把孩子都养废了。

如今，女儿在杭州有了稳定的事业，也即将组建新的家庭。她很高兴，女儿有了更多的选择。女儿邀请母亲前往杭州游玩，夏日的傍晚，赵丽在电话里，甜蜜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她说她还得工作。挂掉电话后，赵丽起了兴致，对作者说，“我带你去看女儿预定的婚宴酒店”。在酒店外缤纷的灯光水影中，赵丽眉眼舒展，迎风而立。事业爱情双收的女儿，是她的骄傲，也是填补她前半生空洞乏味生活的安慰剂。

二、百万财富一夜清零

华西集团这座巨轮在风雨中飘摇时，作为工段长的李辰正在厂里埋头新一年的生产任务计划。他记得很清楚，2021年春节后刚上班几天，有人告诉他，很多“大华西村民”冒雨排队要村里兑付“分红”呢！

这些“大华西村民”，是指华西村2001年6月后陆续合并进来的周边村村民，人口一度多达3.5万人。和他们不一样，李辰属于中心村，是最早跟随老书记吴仁宝一起集资创办工厂的几百户村民的后代之一。改革开放初期，在吴仁宝的带领下，他们共同出资，依靠计划，相继创办了五金厂、铜厂、毛纺厂等，90年代，还涉足重工业、钢铁公司，以及利润畸高的烟酒公司等，甚至成立华西集团，还拥有了全国第一家村办的上市公司——华西股份。也因此，在全国掀起市场经济模式的大潮时，逆流而上的华西村模式被树立成一个“独特”的样本。

这种集体计划的模式，也决定每个村民的财富都由集体支配。每户村民相当于一个小家，除了日常开销，留有极少现金外，其余的收入都放在村委的各自账簿里，由华西村这个大家庭共同支配。每户账簿上的沉淀资金越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越高，然后放到村里的资金也年年如滚雪球一般，在村账簿上集聚。

李辰说，到2004年，华西村的上千户中心村民都是名义上的“百万富翁”，每户账簿上资金均已超过100万。两年后，李辰还花费17万元，买了一辆轿车。

经济上行时，村民们根本无需为生计发愁，每位村民都有工作，最普通的工种年底奖金都有十几万，虽然只有部分以现金形式支配。但日常花销都有集团消费券覆盖，婚丧嫁娶等大额开销，皆可向村委申请，从各自账簿上取钱。

财富也决定着村民的生活方式。村里不仅修建了连排的别墅，供村民使用，还特意修建了长廊，将村民住宅与厂区连接起来，只为“下雨天出门不打伞”。老书记吴仁宝兴致高时，会带村民分批出国旅游。千禧年时，老书记曾带领一波村民，借道香港，辗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

百年华西展廊及远处的龙希国际大酒店

2006年，华西集团可谓风光无两。当年8月，福布斯中文版将华西集团列为“中国顶尖企业”百强榜第二。年底，华西村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在当年12月22日的建村45周年庆祝游行活动上，45面红旗、45头牛、45头马和羊相继亮相，热闹非凡。全国各地送来的石狮子、石大象、石麒麟，作为贺礼填满了华西村的大街小巷。

为了华西村50周年大庆，超五星级龙希国际大酒店，经过4年的昼夜赶工后，终于在2011年落成。为了提升村民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村里给每位村民发放酒店消费券——一年可以享受几次数百道菜品的自助餐，体验星级水平的住宿，甚至可以坐在72层高的旋转餐厅里，俯瞰华西村鳞次栉比的欧式别墅、形态各异的石像雕塑。那时候，龙希酒店对外的一间标间住宿就高达600~700元甚至上千元。

龙希国际大酒店内银牛

沉浸在财富的一轮轮高潮时，没人会居安思危。关于账簿资金，没有村民说得清具体的资金分配逻辑，他们的投资到底是入股还是借款。长期以来，华西村村委对村民宣称的都是入股分红。

不过这看起来更像是“集资”。在村民的口中，他们每年上交钱后，领到的凭据一直在变化，而且非常不正规。凤凰网《风暴眼》获得的一张2008年人均股的入股凭据，实际上只是一张抬头为华西村村委的四联收据。收据显示，“供货单位”是村民的名字，“品名”为人均股，“单价”是1万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于股份的说明，也没有任何人员的签字。

每到年底，村民们还会领到三张类似工资条的分红兑现表、奖金兑现表和工资兑现表。通常情况下，工资收入都非常低，主要是当年奖金和历史沉淀资金的分红比较多。譬如一个普通村民的当年工资可能只有3、4万，但年底奖金有大约13~14万，而分红兑现表里，分红可能高达25万。

但上述近40万的收入，扣除村里发放的消费券以及其他开支外，8成以上要上交到村里，落到他们手里的现金实际上非常少，只有五、六千元。

没人说得清楚三张兑现表里列出的单项是如何计算和变化的。也正如复杂的华西集团，没人说得清，转型十余年真正收益如何。华西集团在2003年开始转型后，从重工业依赖开始向第三产业过渡，先投资仓储物流，随后投资担保、小贷、典当行业、银行等金融机构，2008年开始投资远洋海工，2011年投资矿产，2012年进入农产品批发行业，2015年开始打造金控集团。

集团的转型，面临关停落后产能和人才的大流动。暗潮汹涌下，许多在重工业工厂工作的村民们对这些新兴事物毫无觉知。但借助复杂的薪酬工具变化，村民们对集团的兴衰会有最直观的感受，2018年前后，一年十几万或者几十万的奖金突然取消了。当年，李辰领到手的只有非常低的工资——基本工资只有2400元，扣除社保，到手只有一千多元。

有关华西村资金链断裂的传闻时不时传来。多位村民告诉凤凰网《风暴眼》，2020年左右，无锡市国资委介入，开始梳理集团资产。新的股东进来后，开始清退效益差的公司，大量企业纷纷倒闭清算。

2021年年初，李辰没能如常领到上一年分红，最初的说法是等年底发放。但等到年底，村里又改称分四期兑付，一年之内付清。不过，此后再无下文，就连最初购买股份的票据，也都被收回了。李辰账簿上沉淀的一百多万资金，瞬间变成空头支票。

当然，周边村村民要求兑付的“分红”也不是真正的股本分红，实际上相当于利息。他们参与的“入股”，类似于高息集资，有一年期、三年期之分，到期后，按照本金和利息兑付。三年期的分红比例高达30%，但是2021年春节后，有人到期领钱时，实际兑付的利息只有0.5%。

这也意味着，原本20万元的投资，承诺的三年期利息6万元，实际领到手上时只有1000元了。

三、身怀技能，在酒店干保安虚度两年

实际上，每户家庭登记在村账簿上的“金库”，不仅是给村民提供的福利，也成了约束村民的“紧箍咒”——所有的人，无论工作岗位与个人意愿、能力多么不匹配，都得服从集体这部大机器的运转。

2016年，在华西集团转型、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李辰所在钢厂关闭了，五六十名员工也随之失业，等待集团的分配和安排。

李辰和其他同事先是被安排到食品公司华西米业，作为暂时过渡，两三个月后，他们又被分散到新开业不久的超五星级龙希国际大酒店。

李辰作为几十年的技术工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安排到大酒店。一不懂服务、二不懂酒店运营的他，被分配到保安岗位。

每天的工作，非常简单机械。他除了要在酒店外暴晒站岗2个小时，还要多次徒步爬72层楼巡逻，排查安全隐患或意外突发情况。刚开始，他爬三层楼，都要气喘吁吁，不得不坐下来稍事休息，等爬到72层，两个小时已经过去。那时候，他每天6万步，常常霸屏朋友圈运动指数排名。

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很快让他身体吃不消了。晚上回到家，李辰感到40多岁的身体像个散架的机器，哪里都疼。很多同事的膝盖、脚踝不适，甚至有人严重到要动手术。

72层楼高的龙希国际大酒店

他一直向大楼领导申请内部调岗，调到工程部，发挥自己的电工特长。领导满口应许，却迟迟未给他安排。更关键的是，体力的不适尚能克服，但收入的锐减却让他无法接受——基本工资2400元，比之前少了一半多。这点微薄的收入，根本覆盖不了李辰一家生活花销。

他心情极其糟糕，有一次，一个醉汉随便把车停在酒店门口，李辰过去告诉对方停车违规了，没想到醉汉率先就是抡过来一拳，李辰闪开了。醉汉得寸进尺，还想继续动手，李辰把帽子一摔，一把抓到对方，随后将其撂倒在地。他心里清楚，在服务行业，他应该克制。但当时，他已怒火中烧，破罐子破摔了！这一架，人是打舒服了，还差点受处分。不过因为派出所调出监控，发现第一个动手的不是李辰，而最终免去了惩罚，但李辰还是收到警告。

在漫长的等待调岗过程中，倒是也有值得他骄傲的地方。在酒店呆了十个月，他已经能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从4楼爬到72楼，甚至还因此赢得“飞毛腿”的称号。他还发现了大楼里长期无人察觉的安全隐患——消防栓里缺失密封圈，因此获得了200元奖励。

李辰的转机是在2017年后，因为集团内部倒闭工厂太多，失业的员工安排不过来，村里放松了对人员流转的管制，允许村民自行在华西村内联系单位，拿着村委批准的“调拨单”自行转岗。李辰眼见大楼里内部调岗迟迟未有动向，直接找到华西钢铁有限公司的领导，提出入职的意愿。他的毛遂自荐，很快有了回应。

因为他是村里有名的技术能手，更是在钢厂做电工多年，可以处理复杂棘手问题，人也很踏实，领导爽快地应允了，调他到钢厂做专职电工，后来还提拔为副主任。但好运并未眷顾太久，因为公司高层内讧，他也成了牺牲品，从副主任的岗位，重回普通岗。这种遭遇，基本宣告了李辰职业生涯的终结。

李辰人生第一次尝试在小范围的自主选择，虽有水花，但旋即破灭了，一直到他离开华西村，他都痛苦地活在人生无望的失败里。

个人被集体淹没的案例，在华西村随处可见。李辰记得老书记吴仁宝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会修飞机，在这里不用你，你也只能扫垃圾”。

赵丽也经历过多次的工作转岗。她像是一颗螺丝钉，随时待命，流转在集团需要的地方。职场的前15年里，被相继安排到几个完全不同的岗位工作，从卷烟厂到纺织厂，每一份工作，她都做得不错，甚至还一度做到车间主任，但是没过几年，她又被调岗了。

2005年，赵丽从纺织厂车间主任调离，被安排到销售岗位。对她而言，很有挑战。虽然华西村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但是若想要把产品卖到国外，还很困难。为了说服广州一家大型外贸公司签下订单，赵丽接连三个月，一直往南方跑。她每天一大早就来到外贸公司，为业务负责人扫地接水，一度被人误以为是保洁阿姨。业务人员迟迟不接受合作，她就软磨硬泡呆在这里不走，最后终于签下了订单。

为公司创造业绩的她，却接连受到排挤。新岗位的领导与她签合同，承诺年底完成销售业绩，会有提成和奖金。但领导却连续两年食言，并没有兑现奖金。赵丽感到很失望，意识到自己做得再好，也没有前途。前思后想，2009年，她向村里申请调岗，来到了华西一家贸易公司，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一直工作到现在。

年轻时的何进对自己的职业一直有很清晰的认知。他中专一毕业，就进了铜管厂工作。这份工作，对他而言，只是一份职业，谈不上事业，跟自己专业所长关联也不大。但因为当时，村委在分配工作机会时，大多会向本村村民倾斜，何进觉得工作也不辛苦，就留下来了。

这一呆就是几十年。2012年，为了在职业上寻求突破，他拿下高级财务证书，期待脱离生产线，有新的机会。

何进清楚，现代化管理需要考虑到个人意愿和职业能力匹配。但在华西村，管理模式更多考虑的是家族关系网的布局。越是财务等敏感岗位，越可能在主动争取中碰壁。他不能主动出击，只能等。

他等了十几年，一直无人递“橄榄枝”。手持“高含金量”的资格证书的他陷入无用武之地的职业困境。

四、有人6次乔迁，有人三十年老房直漏雨

事实上，在华西村，工作职位的安排非常重要。职级越高，待遇越好，村账簿资金也愈多，分到的别墅也愈高级。

2000年，华西村新建了一批西式别墅，共20多套。这批西式别墅，和前两代中式别墅不同，不仅面积更开阔，而且采用中空框架结构，复式旋转楼梯，落地窗带大露台，室内通透明亮。

很多人对此都垂涎已久，但是名额有限。此前，华西村已经陆续建造和分配多批两层两间、三层三间的中式楼房，也分发了几批装修一般的普通别墅。到2000年，村里还有200家左右没有搬进别墅。

华西村豪华别墅

分房子是一项隆重的大事。村民们会聚集到民族宫，在村民大会上，由村里领导现场直接公布名单。李辰至今仍然记得，听到自己的名字时，非常激动，自己都不记得如何走到村办公室领取钥匙，从自己账上划扣了将近100万元。

李辰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分到这批别墅的村民，账上资金至少要达到150万。此外，同批入住的，还包括不少领导的亲戚。

拿到钥匙后，李辰马不停蹄地去了别墅，他最大的感受是“可真大”！客厅就有60平米，厨房也很宽绰，宽达9米，别墅设计非常现代化，专留了车库。李辰随后花费28万简单装修，铺上当时流行的抛光砖和木地板，配置了红木墙台和客厅五件套。

李辰一家五口住在这里，空间绰绰有余。他还专门腾出二层一视野开阔的房间，专门办公，里面配置电脑和空调。李辰印象很深刻，有一年夏天，特别热，他有长达3个月的时间，没去公司，都是居家吹着空调在电脑上完成工作的。晚上，他还常叫三两好友一起搓麻将。

随着村里别墅越盖越多，级别高的村民们分到的别墅也在不断变化。在村里职位越高的领导，能够越快地积攒出足够的房款，优先享用最新式的别墅。当他们搬进更豪华的别墅后，空置下来的二手房才会收回村里、下发到资金较少的村民手中。

李辰明白，当初的自己之所以能分上西式别墅，是因为年轻，有一技之长，人也服从安排，所以会被视为村里“有前途”的人，他的年底奖金比很多同龄人高，工作不到十年，账上就存了超过150万。

从90年代的普通别墅到2000年的西式别墅，李辰多次分到好房子，他家也已经搬迁四次，一次比一次好。2000年搬进西式别墅时，已是他家第5次搬迁。等到2009年左右，最后一批新欧式别墅在双桥路附近落成时，李辰连捡漏的机会都没有了。新盖的不到20栋豪华别墅，大部分分给了厂长级别的领导。李辰也慢慢发现，自己的家族在村里逐渐“失势”了。

2015年左右，李辰与母亲账上加起来已经积攒到300万资金，他又向村里申请新的别墅。但这时，村里已经没再建造新别墅了，给他安排了一套普通二手别墅，扣款58万。

李辰已经是村里的“幸运儿”了。同村的村民赵丽一家在90年分到过一栋中式小楼，此后的三十年，总是与分配名额擦肩而过。

因为账户资金不够分配标准，赵丽的母亲年年往村委跑，想再要一套房子，每年都是失望而归。等到赵丽一家账上的资金攒到了300多万，村里已经负债累累，2020年后，连二手房都不分配了，称房子不再由村委支配，需要“统一安排”。

赵丽一家不是孤例。直至目前，也仍有50多户村民连中式楼房都没有，只住在最原始的老房子里。

虽然分到的别墅豪华程度不一，但所有村民拥有的只是别墅的居住权，但并不拥有房产证和处置权，对于二手房，村里还要求保留房间里各种装潢、格局的原初状态。这也让村民们与房子的关系，有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赵丽一家几口人住的三层中式楼房，经过三十年的风吹日晒，一到梅雨季节，就是一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景象。赵丽多次向村里申请维修，但是迟迟未有音信。一到梅雨季，她总要在三层地板放几个盆子，以免雨水侵蚀地板。如今，走进这栋老房子，能够清晰闻到墙体散发的霉味儿。管道、梁柱开裂，引发墙面和水泥地面到处可见弯曲的裂痕。三层屋顶，由于雨水的侵蚀，白色墙壁上爬满墨绿色霉斑。

赵丽家里墙壁上爬满墨绿色霉斑

五、50岁跳出“体制”外，欠一屁股债

实际上地方国资委接手，在梳理和盘点华西村的资产、债务时，也谈话调查员工的去留意向，鼓励和默许村民自主解决就业。

然而，出走必然要经历一个问题：如何在外面的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选择自主就业的李辰发现，年近五十的他，出来重新谋生，面临的世界，已经跟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秩序规则完全不同了。他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李辰决定创业，在华西村外开一家餐馆。

4月，他决定离开后，兜转良久，发现一家两间三层的门面，大堂面积不到100平米，可以支20余张桌子，楼下两层用来堂食，三层当作临时休息歇脚地。门面内几乎不用重新装修，一年租金15万，他盘算了一下成本，觉得可以接受，迅速就敲定了店址。

然而，这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发现，店面虽然临街，周边也有居民区和工厂，位置看似不错，但人流量并不大。餐品的口味，似乎也不受欢迎。他在开店前，根本没做市场调研。

干了几十年电工的李辰对店铺线上线下运营、推广，也一窍不通。勉强维持了几个月，李辰盘了盘账单：扣除房租和人工成本，每天都在亏损。

而当时为了开店，他抵押了自己的车，向银行借了45万贷款。账面上每天都在以数百元的速度亏损，他们还要偿还银行的利息，妻子内心的火也越来越盛。在李辰与凤凰网《风暴眼》作者聊天时，一旁的妻子频频投来目光，在听到的零星谈话内容中，她误以为李辰又要办理贷款，当场发了火，提醒他不要头脑发热。

正如李辰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屡受挫折，出走的人们，如果不能及时适应外界的新变化，就极易被吞噬。

何进用一个很通俗的比喻来形容自己——温室的花朵。来到外面的世界，何进才明白，学习制作简历还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要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和职场生态。

他从制造业跨到服务性行业，需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在职场一贯谨慎的他，不知道自己和同事之间边界在哪里，看到同事畅聊时，想加入话题，又担心说错话，常常显得手足无措。

过去的职业生涯，像温水煮青蛙，人对外界的风险感知都是钝化的。职业规划一向清晰的何进，迈入了新环境，也感觉不适。新的岗位分工明确，每个人有自己负责的部分，根本无暇顾及他人，分派的任务也常常有期限，他的工作节奏，像是被人快进了倍速。他常常晚上下了班，还要在家里加班到深夜。但他知道他已经回不了头，为了让自己更具有竞争力，他必须让自己跳脱惯性，真正活下来。

相比50岁跳出体制的李辰和何进，出来更早的年轻一代，已经在行业里打闹得风生水起了。

赵丽的女儿，在杭州做插画师，工作第三年，就已独当一面，负责重要项目了。

女儿像她，想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跟她迥异，女儿一直在努力，而且确实如愿了。赵丽对此非常骄傲，她也一直鼓励女儿多去尝试和体验。大学期间，女儿原本学的是财经，但大二实习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并不喜欢这个方向。她给赵丽打电话说，“这个工作，虽然是铁饭碗，食堂也不错，但工资不高，又无趣。”赵丽听完，也大力支持。在赵丽支持下，女儿跨专业改学了平面设计。

在一次秋招中，女儿找到了第一份设计工作，并赴深圳学习了三个月。但她感到没有发展前途，很快便跳槽到了一家杭州公司做插画师。这份工作让女儿找到了职业归宿，从此，她常常到西藏、山东、广西等地出差采风，个人作品风格也越来越成熟。这份工作给女儿带来的成就感超过了一切。为了感谢妈妈的付出，女儿用自己的第一份薪资，给赵丽买了项链耳环手链的三件套，当作生日礼物。

赵丽明白，女儿如果像很多其他三代村民一样，当初回到村里，根本不会有现在的成就。她的专业，在华西村里也很难找到对应岗位。

在杭州，女儿和女婿申请到了政府补贴性住房，虽然只有55平米的空间，但两人把小日子经营得很温馨幸福。前不久，他们刚刚在西湖拍完婚纱照，女儿一连发了多张给赵丽看。

按照当下形势，年轻人结婚总想要车和房齐备，但二人算是裸婚，对于没房子，也不焦虑。女儿很乐观地对赵丽说，“没有房子，那就租呗，不急，我们只要肯干，不怕。”

赵丽提出给小两口买辆车。女婿却拒绝了，告诉她，工作一年后，他们自己能买得起车。赵丽笑着没有说话，但心里却十分满意，觉得女婿足够独立。私下里，赵丽还打趣女儿：“你们是不是书读多了呀？”

女儿的人生，已经摆脱了赵丽当初命运的轨道。即将到退休年龄的她，对未来已经服帖了，当公司问她去留意向，她几乎没犹豫地就选择了留下。她觉得，自己在外面已经没有市场了，呆在里面，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身陷经营困境的李辰，还想再努力一把。他向认识的人取经，希望能将店铺起死回生。因为带父母看病，在8月关门几天后，李辰做出了决定，还是要通过找加盟商合作，让品牌正规化，他还要增加餐馆品类，盘活店面。他对未来，依然葆有希望：“反正已经欠了一屁股债，再试试，说不定能峰回路转。”

7月底的一个周末，许久未回村的李辰驾车回来。沉浸在创业失败中的他，有点落寞。当带着作者在村里密集的巷道穿行时，途径拔起的幢幢别墅，二十年前栽种、如今蔚然成荫的树木，以及后续无钱修缮差点被拆除的破败廊道，太多的记忆在他脑海里闪回，他似乎动了情，转头对作者说：其实吧，华西村村民，不用在烂泥地里滚打，已经非常好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辰、赵丽、何进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启阳路4号（ID：qyl4hao），作者：吕银玲、刘培，编辑：刘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