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摆地摊：街头小贩的江湖

大家好，我叫蒋安丽，是一名大学老师。感谢一席的邀请，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讲一讲我对城管和小贩的观察。

说起小贩，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在街边的摊位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很便宜的物品，比如10块钱三双的袜子、25块钱一条的裤子等等。

这些城市角落里的小商贩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满足了一些低水平的消费需求，可以说小摊贩是城市烟火气的代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我国到底有多少小摊贩？由于街头小贩的非正规性和流动性，我们很难像做人口普查一样给他们做一个确切的统计。2008年，有学者估算当时我国的摊贩数量已达2553万，比去年底上海市的常住人口还要多。

小贩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数量也很庞大，但我们在正式的话语体系中却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小贩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最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跟城管发生暴力冲突时。

2013年我正在读硕士一年级，当时有一个轰动一时的案子，沈阳小贩夏俊峰因暴力抗法刺死两名城管而被判处了死刑。

这个判决一出就引发了很多讨论，我对这个案子也十分关注。当时我的导师徐建华教授就问我对城管和小贩这个话题感不感兴趣，我跟导师一拍即合，这个研究主题就贯穿了我六年多的硕博阶段。

我在广州摆地摊

2014年我决定到广州去摆摊做田野。

广州是一个比较包容的城市，历来是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地摊经济在广州有很好的发展土壤，而且广州的气候也特别适合在室外摆摊。2013年广州官方称，全市的摊贩数量已经达到了30-50万。

我跟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们说我要去广州当小贩时，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是放光的，觉得我马上就要挣大钱了。

我当时心里也想，当小贩有什么难的，不需要很高的成本，也不要求什么技能，凭我的勤奋努力肯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贩，就像新闻里讲的那样，很快就能日入斗金，月入过万。

没想到的是，我到了广州以后，田野开展得并不是那么顺利。

我选择了仁和村（化名）作为田野地点。广州小贩聚集的地方很多，仁和从各方面来讲都比较适中，这里小贩数量不算最多，但也不少，它在广州不算特别中心，但也不偏僻，在这里可以看到广州最普遍的、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

我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从网上进了一些女生的头饰，准备了一张小桌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我只需要到街上找个地方支起桌子，就能开张了。可就是这一步让我屡屡碰壁。

仁和晚上非常热闹，在短短100多米的街道两边，密密麻麻地排布着200多个小贩。别说要找一个摊位了，我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很多时候，我早早地就跑到街上占住一个位置，可是不一会儿就会有小贩过来，气势汹汹地跟我讲这个地方是他的。有时候原摊主还没来，旁边的摊贩反而起劲，过来把我赶走。而且我多次被他们指责不守规矩。

我就这样在街上游荡了很久，摆摊事业和田野基本上没有太大进展。转机发生在一个月以后。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游荡，遇到了城管要驱赶一个用改装过的货车卖东西的小贩，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个小贩的手被车门夹到流血了。我看到后就赶紧到旁边的药店买了药品来给他包扎。

经过这件事，这个小贩就非常感激我，他很仗义，从自己的摊位中划出了一小片地方给我。还对我说，以后有我罩着你，不用怕！

小贩的江湖规则

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小贩后，虽然钱没挣着，但我很快就和这条街上的摊贩都混熟了。

我跟他们一样，每天下午或晚上出来摆摊，凌晨收摊；一起在城中村的7元饱快餐店吃饭，经济实惠，量大管饱，就是味道不怎么样。

当我走进了小贩这个群体以后，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一股江湖气，他们之间有很多非正式规则，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智慧。

我发现的第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江湖规则，就是“先到先得”。

这个“先到先得”不是只管一朝一夕，不是说我今天来早一点就能占到摊位，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区域内所有摊贩共同形成的一种划分地盘的契约。一旦这个契约形成，大家都会自觉遵守并维护。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一开始想要找到一个摊位那么困难，还有为什么我会频频遭到这些摊贩的共同抵制。

摆摊后没多久，我认识了一个潮汕小贩阿伟，他在这条街上卖干果零食，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挣好几百块，一个月过万是轻轻松松的事。因为生意太好，他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就想拉我入伙。我当然很高兴，然后就加入了，成为了这个大摊位的合伙人。

我和阿伟一般是下午4点到街上开摊，卖到凌晨才收摊。我很疑惑，我们的生意这么好，可是街上怎么只有我们一家卖干果零食？

我问了阿伟这个问题，阿伟跟我讲，就是因为这条街上以前没有干果摊，他才选择到这里来。阿伟有很多老乡也在摆摊卖干果，但他们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售卖商品的种类也是“先到先得”，阿伟的生意开始之后，其他小贩就不能再卖同样的东西了。这是小贩之间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卖和别人相同的东西，会被视为对其他摊贩的挑衅。

这是我在仁和的天桥上拍的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短的天桥上有卖日用百货的、有卖雨伞的、还有卖玩具和袜子的等等，但互相之间都不相同。

除了避免不必要的竞争，小贩之间也会有一些“商业合作”，比如建立一些分销寄售的渠道。最开始我在卖女生头饰时，有个小贩就把耳环放在我这里寄卖，她会分给我一点利润。大家还会分享一些低价的进货渠道，一起在城中村租赁仓库，以此来降低经营成本。

江湖规则有什么用？

为什么街头摊贩需要这些非正式规则呢？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小摊贩，2010年印度新德里市准备举办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会，市政府下令要清除全城小贩。

印度的街头摊贩协会就一纸状书把市政府告到了最高法院。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判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摊贩们获得了胜利。

这个例子说明正式的摊贩行业协会可以维护小贩们的利益，协调他们的行动和解决一些内部争端。

但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任何属于摊贩的正式组织，所以他们不得不发展一些非正式的规则来解决问题，尽量减少麻烦。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帮助他们减少与城管和警察的接触。

有小贩跟我讲，在仁和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有两个“不懂事”的小贩在街上因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然后就引来了城管和警察，把整条街所有小贩全都给清理了，大家都没法做生意了。用小贩的话说，这不就是大家跟着倒霉吗？

这些小贩还会利用互相之间形成的非正式网络，联合起来抵御城管。

一般情况下，城管来了，当然能跑就跑。大家会在群里相互通报城管的动向，有时候城管的车刚开出来，整条街的小贩就都已经收到消息了。他们非常有经验，光看城管开的什么车，就大概猜到今天会不会扣押他们的东西。

有些小贩本来就是老乡。有小贩告诉我，冼村在改造前，在那里摆摊的30多个小贩都是河南的，他们垄断了那一片地盘，外人要想进去卖烧烤一个月要交3000元。

这样的摊贩聚集区往往也会让城管比较头疼，因为他们的联系更加紧密，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引起联合抵抗，甚至是暴力抗法。

有一次广州的城管要去清理一条街道，在过程中跟一位潮汕小贩发生了冲突，城管想扣押他的物品，结果他一个电话摇来几十号潮汕小贩，一拥而上把城管团团围住，差点引起群体性事件。

元老李哥，无处可逃

我在田野时认识了一个元老小贩，我叫他李哥。他2004年从老家湖南来到这里给人贴膜，摆了5年摊后攒了一点点钱，于是就到海南跟朋友合伙做生意，结果赔得血本无归。没有办法，2011年他又回到了仁和村继续摆摊。

李哥是在这条街上摆摊时间最长的小贩，他跟我说，他对这条街上所有的小贩都一清二楚。他非常热心，经常向别人传授摆摊的秘籍，比如仁和哪些地方人流量比较大，什么时间城管不会管，哪个城管脾气比较好，看到他还能讨价还价一下，哪个城管脾气比较差，看到后得赶紧跑等等。

2014年秋天，我在做田野过程中，正好遇到广州开始创建“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的运动，负责这个片区的城管队联合当地村里的治安队，三班倒24小时不停地在街上巡查。

街上的小贩基本上都被赶走了，往日仁和街夜晚热闹繁华的场面也不复存在。能找到其他工作和生路的要么转行，要么就回老家了。李哥因为从小身体有残疾，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也没有什么技能，找不到其他工作，他没有办法，只能留下来继续摆摊。

仁和街不让摆了，他就去一些非常偏僻的连城管都“不稀罕管”的地方。这是一个快速路的旁边，经常有大车来往，非常危险，路上的行人相较仁和也少了很多。

他在仁和给人贴膜，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上百块，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对他来说还是不错的。可是到这里后，有时候一天下来就几个行人，他只能挣十几块钱，日子变得非常不好过。

他跟我说，他不是不想去干别的，不是故意要给城管添麻烦，只是他真的没有选择。

城管的日子也不好过

在这种背景下，小贩的日子很不好过，但我在田野中发现，其实城管的日子也不好过。实行24小时巡查后，城管加班加点是免不了的，同时他们还要背负上更多的“骂名”。

在执行任务之外，城管还有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所以那时我觉得，我也应该深入地了解城管这个群体，这样才能完整地了解街头的故事。

城管的主要职责就是治理街头摊贩。但政府对摊贩的态度并不是一直都这么严格，治理政策其实在不断变化。

比如在80年代，广州市政府曾主动拆除路边的围栏，腾出更多地方给摊贩。在当时，出现街头摊贩不仅不意味着城市环境落后，反而是市场经济活跃的象征。

但后来随着政策的变化，城管执行任务愈发严格，网络上就曝出了很多城管和小贩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新闻，城管甚至变成了野蛮的代名词。

2013年广州舆情研究中心做的一个调查显示，市民对城管执法的满意度还不到30%，是所有政府部门里最不让人满意的一个部门。

那么，城管的面貌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呢？

城管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第一个城管队1997年成立于北京，它的前身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截至2015年末，全国3074个县市的城管部门一共有45.5万名城管。

与此同时，城管的执法内容和任务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以广州为例，1997年广州城管部门刚成立时，一共只有5项职责，可到了2015年，他们的职责已经增长到321项，包括检查燃气、拆违建等等。

很多部门都把自己不想要的、比较难做的任务交给城管，城管们戏称自己是“执法的垃圾桶”。在工作任务不断增加的同时，他们的执法权力却没有很大改变，所以任务非常艰巨，他们常常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

我们在网上看了那么多关于小贩和城管冲突的报道，在现实中冲突真的那么普遍吗？

有调查称，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只有1%的情况下会和小贩发生暴力冲突。这一点在我的田野中也得到了印证。我在广州一共观察了112次完整的街头执法，其中只有两次城管和小贩发生了肢体冲突。

更多的时候城管会使用柔性的执法方式。我在新闻报道里曾看到，有城管会给小贩递烟甚至献花，对小贩配合工作表示感谢。

还有一些更“极端”或特殊的案例，城管在执法时要驱赶一个小贩，小贩跪下说给我一条生路吧。然后城管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对小贩说，我的工作也不好做啊！

这些柔性执法的例子，其实也是城管的另一面的体现，他们在执法时也不愿意有暴力冲突发生。在平常情况下，城管与小贩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微妙的默契。这是我在仁和街做田野时拍的一张照片，它生动地体现了这种默契。

当城管来执法时，小贩会配合把自己的摊位收到一边，然后城管就会给这条干净的天桥拍张照，证明他的执法到位了。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小贩们就嘻嘻哈哈地在旁边看着城管拍照，有时候还会讨论照片拍得够不够好。

城管拍完照后就会离开，小贩会马上把自己的摊位再摆出来，城管也不会再回来“打扰”他们做生意。

但是，这种默契有时会在一些特殊的时期被打破，比如在“创文创卫创城”的时候。我拍这张照片时，刚好是2014年广州创建“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运动开始的第一天。

那天负责这一片的协管没有像往常一样来了转一圈就走，而是一直守到了晚上12点，末班车都早过了。

那天晚上所有的小贩都不能摆摊，他跟我说，“今天管得这么严，大家都没办法做生意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个人的城管，有时候比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形象要鲜活得多。

临时工是替罪羊吗？

当默契被打破时，他们之间有可能发生一些暴力冲突。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官方就会回应说，打人的是协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临时工。

听到这个回应，很多网民的第一反应都是，临时工是替罪羊吧！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协管真的是替罪羊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些调查。

首先，我在慧科新闻数据库中，收集了2011到2014年所有关于广州城管和小贩之间冲突的报道，一共有37起，其中25起官方有明确回应涉事者的身份。

在这些冲突案例中，只有两起涉及到正式的城管，但所有案例都有协管参与。从这个数据来看，似乎协管并不是替罪羊。

另外，官方还解释了为什么协管更多的与小贩发生冲突。他们一般会说，是因为协管受教育水平不高、素质较低，也就是说主要原因在于协管本身。可是在我田野时却观察到了一些其他原因。

首先，这可能是因为城管和协管的分工不同。在我观察的112次城管街头执法当中，一共有336个城管和协管参与，其中有326人都是协管，只有10人是城管。这意味着97%的街头执法工作是由协管来完成的。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城管和协管的人数差异。2015年在广州有正式城管3196人，占整个城管队伍的35%，协管约有6000人，约占城管队伍的65%。

但我觉得这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是协管更多地与小贩发生冲突，不能说因为协管人多，他们就一定会更多地涉及暴力，我想了解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借助一个契机，我们采访到了87位来自广州不同区的各个层级的城管和协管。

在调查中我了解到，协管在不同层级的城管队伍里的分布是不一样的。越高层级的城管部门聘用的协管越少，而越基层的城管部门聘用的协管越多。在街道一级，也就是负责街头执法的城管队中，协管占到了85%。

更重要的是，城管和协管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大家可能对协管不是那么熟悉，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晋升渠道，工资待遇只有城管的1/3，而且一部分收入来自到街上执法出外勤的补贴。

我通过访谈了解到，很多协管是外地来的务工者，一些是本地的下岗职工，还有一些找不到其他更好工作的人。由此来看，协管这个群体其实也是社会的底层，它的构成和小贩还有几分类似。

实际上协管并没有执法权，只能协助城管执法。但因为执法任务量大，以及城管队伍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导致协管更多地被派去街上执法，他们面对小贩的几率增加了，所以更有可能与小贩发生暴力冲突。

而城管则更多地坐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行政类工作，比如开会、写文件等。

官方回应说因为协管素质比较低，所以更容易卷入到冲突中，那么正式城管更多地参与执法，是不是就能减少冲突的发生呢？

事实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当城管上街参与执法时，往往意味着这个时刻更加重要或特殊，有更高的执法要求，比如有上级部门来检查时街上的小贩必须得被清理走。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协管也非常乐于在城管面前表现。城管就像他们的老板，他们要向城管证明自己的执法非常有效，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出外勤和挣补贴的机会。

在访谈时有一个协管跟我讲，有一次他们去清理一条街，小贩不愿配合，这时城管就会向他们下命令“你们去搞定他！”协管没办法，只能动用一些严厉的手段。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聘用临时工参与执法的现象，这体现了市场逻辑在公共部门运行中的渗透。毕竟聘用一个临时工的成本，远远低于聘用一个正式员工。

这样虽然节省了成本，但我们也不得不警惕会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可能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还有可能造成体系内部权力的不平等问题，更有可能会导致像刚刚讲的城管和小贩例子里的，暴力冲突发生在底层内部的问题。

摊贩治理难题

为了治理流动摊贩，政府可谓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政府也意识到一味的堵是不行的，所以决定疏堵结合。广州曾试点施行过流动摊贩疏导区，但疏导区说起来容易，真的要设立起来却很困难。

首先是选址的问题，很多疏导区设立在小区周围，引起了居民和周围商户的抵制，他们认为疏导区会带来环境污染或噪音问题。

而且疏导区建设起来后，可能会引来更多的摊贩聚集在疏导区外围，这样就又回到了最初的状况。还有新闻报道说疏导区内部出现二道贩子涨租金的情况，让小贩们怨声载道。

广州最开始试点时设立了上百个流动摊贩疏导区，一段时间以后很多就被陆续撤销了。

就像我们最开始所说的，城市中的摊贩代表着一种烟火气。2020年疫情期间，很多城市放开了对街头摊贩的限制，甚至“城管喊你来摆摊”上了热搜。 摊贩经济就像社会经济的一面镜子，也是社会的缓冲地带，养活了很多个人和家庭。 

从2014年到今天，我大概跟踪了二十多个小贩的生命历程。在被清理走以后，有的回老家了，有的找了别的工作，有一些小贩的选择非常少，最后只能流入到一些更边缘的行业，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今天城管面临的尴尬境地是复杂的中国现状的折射。尝试着理解城管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为那些恶性事件辩护，而是希望增加一份对中国当下的复杂性的理解。

城市管理者在摊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意识到问题背后各种交织的因素，在追求城市秩序和形象的同时，也要兼顾像李哥那样的底层群体的生计问题。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讲者：蒋安丽（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策划：恒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