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片子进戛纳了，演员90%是潮汕亲戚”

“30岁以前，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国际电影节，我至少要进一个。”

在广州市海珠区的一家咖啡厅，青年导演蓝灿昭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回忆起自己刚入行时定下的目标。

2023年，潮汕剧情短片《夏至前天》入围了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在潮州市潮安区赤凤镇取景，讲述了一个典型小镇青年的故事：他人的闯入和城镇地区的变迁，让少年开始面对一些选择和思考。

（图/受访者提供）

从5月的戛纳之行，到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蓝灿昭的夏天步履不停。

7月中旬，他带着小狗多多回到了潮州——这座他生长了18年的熟悉城市。在此之前，家乡的邻里只知道他是“拍广告”的，没想到一部“配合演着玩”的短片，最后一路漂洋过海，让他们成为出现在戛纳银幕上的潮汕面孔。

作为一名90后，蓝灿昭是如何成为一名青年导演，又是如何走进戛纳的？他对于华语电影在海外的发展趋势，有着什么样的观察和思考？从法国归来之后，青年导演蓝灿昭和我们聊了聊他的故事。

以下是他的讲述。

一、成为一名导演

我是一个潮汕人。小时候，家里可以收看香港的星空卫视，每天下午4点一放学，我就会跑回家看各种无厘头的港片——对电影的最早认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中学的时候，我是一名学习古典乐的艺术生。我们班有50多个人，大部分是学美术或者音乐的，只有一个学编导，是我们眼中的“另外一个同学”，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学什么的。

我很喜欢音乐，但我发现，有些东西是需要天赋的，高考失利后，我想换个方向，偶然发现广州有一所开设影视专业的艺术类专科院校，尽管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坚决反对，我还是填报了志愿。

（图/受访者提供）

2013年，我满怀期待地开始了大学生涯，但很快感受到了巨大落差——老师都是科班出身，但课堂上的教学还是以理论内容为主，没有人教我怎么做电影。

那几年，国内特别流行“微电影”这个概念，我记得当时卢正雨的《嘻哈三部曲》走红互联网后，越来越多人开始跟风拍所谓的“微电影”。我一直觉得“短片电影”和“微电影”截然不同，后者是个贬义词，会把电影变得很业余，每当老师在课上放这一类作品，我就会表现得很不屑。

但学校图书馆办事效率特别高，学生想要买什么书，只要跟工作人员登记，2—3天就可以免费帮你买到。在此期间，我看了大量的电影书籍自学，包括“如何低成本拍电影”一类的实操书，知道大概几万元预算可以拍电影。

大一的时候，我一天可以在宿舍看3—5部长片。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接触到“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概念，开始形成自己的观影口味。第一次看到蔡明亮的电影风格，它真正开拓了我对电影的理解，当时还痴迷到一口气读完他的著作、访谈，甚至还找来电影节的大师课看。

大一期末，一位剧组的副导演来学校大礼堂招群演，我被选中饰演主角的助理。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我跟随剧组学习了很多实际操作的经验，包括摄影师、灯光师和录音师等各个职位的工作流程。

大一暑假回老家，我尝试写了一个以临终关怀为主题的剧本，剧本写出来了，但当时的能力还不足以实现拍摄。后来，我突发奇想：剧本里有一条狗叫金毛，能不能从一条狗的视角出发，去记录不同人物的生活日常，做一部低成本的独立电影？

一有想法，我就打电话给宿舍里的同学凑钱。当时四个人凑齐了两万元的预算，用来购买入门级的设备；一个平面摄影专业的师兄，被我拉来帮忙摄影；忠厚老实的班长，成为了我的录音师。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拍电影。为了给大家动力，我还“画了一个饼”，说：我们拍的作品不参加微电影节，就参加国际电影节。

总之，在我的“PUA”之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拍了十几天，为了控制预算，很多时候都是十几个人扛着设备去坐公交车。就这样，非常严谨地，我们的第一部作品拍出来了。

（图/受访者提供）  

二、第一次参加电影节

我的第一部作品《狗》，剪了差不多半年。一开始是按照剧本剪的，但我觉得太顺了，太常规了。直到有一天半夜醒来，我灵光乍现，开始打乱镜头顺序，在每个镜头之间加入黑场作为过渡，终于找到了感觉。

当时，帮忙进行混音的同学在我的出租屋里待了一个月。我每天为他做饭，每天“盯”着他，总算完成了任务。片子做完，差不多是2015年的6月，那时我才开始去查资料，为“国际电影节”做功课。

第一次在官网上用英文填资料，对我来说很吃力，尤其是参数之类的专业术语，都是乱填一通。后来，我陆续收到一些电影节的入选通知，要寄DCP或者蓝光碟过去，当时音像制品寄一次要300元，特别麻烦。

《狗》的第一位观众，其实是一个加拿大人，他负责鹿特丹电影节华语地区的选片工作。当时我在网上找到他的邮箱，就把自己的作品发过去，说：您好，我是个大二的学生，刚做了一部长片，希望您能帮我看一看。

一个月后他回我邮件说，这是他那年看过最独特的中国电影，我当时以为是在客套，便继续投递其他电影节。2015年12月，在我的生日当天，鹿特丹的选片人给我发了邮件，询问能否在影展上放映我的作品。当时我很高兴，毕竟它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电影节，马上回复说好，还和他炫耀说，片子已经在欧洲的一些电影节放过了。

结果他告诉我，那就是没有首映了，没有首映的话他们就不放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大规模的国际电影节，都有“世界首映”的规则要求，很多电影节至少也要求国际首映、地区首映。很遗憾，之前一直都不知道。

（图/受访者提供）

我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是在2016年。当时，我受邀参加了第32届洛杉矶亚太电影节和第39届美国亚裔国际电影节，它们是分别位于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的两个最大规模的亚裔电影节，只要是在美国发展的亚裔电影人，几乎都会参与这些电影节的交流活动。

当时，大家觉得一个年仅20岁的大学生，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是很出色的，有人甚至提到“中国电影新浪潮即将来临”云云，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在此之后，一些制片公司也开始主动联系我，表达合作的意向。

（图/受访者提供）

在创作《狗》这部作品时，受限于预算，我无法回到家乡进行取景。2016年回家过年期间，我很偶然地使用手机拍摄了第二部作品《除夕》。

那天我在镇上闲逛，偶遇了一个非常熟悉的拾荒老人，小时候大家都叫他“猴先生”，但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出于好奇心，我跟着他一路走，一直走到他居住的老宅子，拍摄了他当天的活动——为了确保不被打扰，我将手机设置为飞行模式，并错过了家里的年夜饭，还被家人责备了一番。

2016年年末，厦门的双栖青年影展放映了我的《狗》和《除夕》，恰好蔡明亮导演也在那里进行放映活动。我带着之前购买的正版DVD去找他签名留念，他很慷慨地一一签完。现在这些DVD还保存在我的办公室里。

那一年，我去了非常多的电影节，借此机会免费环游了世界。而且，我也希望别人可以看到我的作品，给我有效的反馈。

（图/受访者提供）

三、戛纳漂流记

《夏至前天》原本是何钰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作业。他之前在我的工作室实习。2022年年初，他把第一稿的剧本发给我看，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少年和他爷爷之间的故事。

看完之后，我发现它非常适合戛纳电影节的调性——这部电影注重描绘私人体验，更强调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于是我就问他是否考虑报戛纳电影节，可能得做一些改动。在修改剧本时，我加入了地区改造和人口迁徙的背景，并增添了一些爱情元素。

我做这个项目的私心，是希望能回到潮汕拍摄一部电影。因为这几年家乡的变化特别大，一直在进行新农村改造，我希望能有一个契机来记录这些变化。《夏至前天》正好是以乡村为题材的故事，最终在我的故乡赤凤镇取景拍摄。

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带着团队回老家拍电影，村里的人和亲戚实际上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摄一部“小短剧”、拍着玩。因此，村里的人也乐意配合我当一回演员——实际上，片中出现的人物有90%都是我的亲戚。

（图/受访者提供）

在报名戛纳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权衡，最终报了基石单元。

这一竞赛单元以扶持青年电影人为主，比起竞争激烈的短片主竞赛单元，我们会更有优势。最后，评审团在2000部作品中选出了13部入围短片，其中一部便是《夏至前天》。

20岁的时候，我觉得戛纳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舞台，我很渴望有一天能带着作品进戛纳，所以得知入围的当下如释重负，因为我终于可以给身边的人一个交代了，虽然也没有人逼我给一个交代。

作为一个入围的电影人去戛纳，与作为一个影迷去戛纳的体验确实截然不同：

首先是不用抢票，热门的场次，戛纳可以为你留票；其次是主办方给我们安排的活动行程和内容非常饱满，你可以在各种官方的活动和party上，与来自各地的电影人产生交集，其间可能产生新的项目合作。这次在“电影人双周”的开幕派对上，我遇到了一直很喜欢的王兵导演，并且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希望后续可以和他交流。

（图/受访者提供）

关于戛纳电影节上的“鼓掌文化”，其实我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会把掌声的持续时间作为影片宣传的卖点，比如某部电影获得了10分钟或18分钟的连续鼓掌——但其实它鼓掌是人们表达欣赏和尊重的基本礼仪，现场有些人鼓到手累了，也会看看手机、拍一些视频。

《夏至前天》的首映体验也很有趣，我发现观众在看片子时，存在着一定的文化隔阂。

在短片竞赛的剧组派对上，有一位华裔女孩与我们谈论起这部潮汕短片。她提到，她一看到餐桌上的摆盘，就能够感受到主人公的爷爷已经去世了。然而，这个细节在片中表现得比较隐晦。我们随即邀请了其他观看过这部短片的外国影人前来讨论，但发现没有人能够察觉到这一点。

包括《夏至前天》的结尾，呈现了男主角在韩江漂流的画面，他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的问题”。然而，戛纳主办方在进行法语字幕翻译时并不确定这句话的具体意思，为此发了邮件向我询问。这让我推测戛纳在选片时可能并不会特别严谨地关注故事的细节，而更注重整体的情感和感觉。

（图/受访者提供）

总体而言，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从事我喜欢的工作。作为一位“亏钱”的艺术片导演，我还可以参与其他项目的制作或担任监制，确保自己生计无忧，未来两年也将专注剧情片的创作。

我坚信，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华语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当然，具体能取得多大的突破，还要考虑评委的个人口味和偏好。

但相比于10年前，如今的年轻电影人有更多机会将自己的作品带到电影节上去。近年来，国内出现了许多专业的代理公司，它们可以为你提供投递电影节、公关活动等方面的支持，使你少走弯路。

而且，如今世界范围内涌现出许多亚裔电影节，它们的存在让更多的亚裔影人有机会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和碰撞，从而让他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同时，我们也在国内策展，将更多优秀的短片带回来，让国内的电影人能够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恺哥，编辑：刘车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