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沙青年不啃老

伦理与情感之间

在广州南沙城郊地带（也可以说是城中村地带）调研，发现当地家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了“奇妙”的转型。从代际关系层面来看，父代仍具有一定的伦理性权威与资源分配权，与此同时，代际关系的情感面向正在增强，年轻世代更加独立，更具自我意识，父代对子代婚恋与生活干预度较低。从年轻世代的婚恋与家庭生活来看，年轻世代更加注重个体的自我感受，更加重视夫妻间的情感契洽、亲密互动与平等交往。概言之，当地农民家庭的家庭形态处于伦理性家庭与情感性家庭之间，既保留了宗族性村庄的家庭伦理底色，又融入现代性元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资源的分配。南沙区地处大湾区核心后发地带，自90年代调研地开始大规模征地，广汽丰田公司于2005年在当地投资建厂，随后，广汽丰田相关配套厂纷纷设立，当地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征地后，当地农民开始脱离农业生产，在获得征地补偿款后，当地农民掀起建房热潮。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兴起的建房潮一方面为本地人提供了大量的非正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为本地人带来了租金收入。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股东分红也在不断增加。

目前，一位股东每年可享受村集体分红加社保代缴福利约一万元。自建房出租每年可获得租金收入数万元。一般而言，家庭股份分红会打到户主银行账户中，但是，大多数中老年父母会把子女的分红转给子女，特别是子女结婚生育后，可以到村里进行登记与父母分开收取集体经济分红。不过，对于许多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也会把每月一千多元的分红当作生活费让父母保留。

也有一些年轻人将分红当作每年孝敬父母的经费，不需要父母转给自己。房屋出租收入则一般归父母所有。父代掌握的资源相对充裕，具有较强的经济独立性，可通过对子代家庭的经济支持特别是为抚育孙代提供经济支持来润滑代际关系。在家产分配上，本地村庄仍以父系为主轴，但在旧村拆迁改造村庄，父代也会给女儿分一套房。老人去世后，其股份及财产一般配偶分得一半，其余由子女协商分配，承担更多养老责任的子女一般会获得更高份额。

第二，居住空间的安排。当地农民家庭一般有1～2套自建房，大多数自建房在三层以上。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本地大部分家庭对自建房进行改造以方便出租，一般而言，本地家庭会在自建房外侧设置楼梯，租户和房东虽在同一栋房子生活，但彼此有相对对立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改造不仅方便了租户的生活，还使得本地家庭代际之间的居住空间与日常交往发生了变化。

本地人极少购买昂贵的商品房，若家中有一套以上自建房，一些家庭会选择分开居住。若只有一套自建房或子代为方便父母帮忙照料孩子，许多年轻人婚后会选择与父母同住，父代住一楼，子代住二楼，子代可从外侧楼梯上二楼，从而减少与父母的日常接触，保持相对独立的居住生活空间，避免代际之间因日常生活中频繁互动产生摩擦、造成代际关系的紧张。

第三，家庭互动的紧密。南沙区在珠三角内虽是后发地带，但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中高端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为本地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本地中年人大多选择在本镇范围内工作，年轻人也大多在本区范围内或临近的番禺区工作。

很多年轻人选择“早出晚归”，工作在城，居住在村，这些年轻人即使搬到村庄之外居住，也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这使得本地年轻人与父母及亲友的互动较为紧密，许多本地家庭周末会进行家庭聚会，几代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中老年父母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大多会帮子女照顾孩子，接送子女上学。特别是在年轻世代工作较忙的情况下，可以很方便的将孩子送到双方父母家中，由父母代为照料。

第四，代际关系的平和。既有研究大多认为在珠三角地区宗族性村庄强家庭伦理结构下，父代一般同时掌握着较强的经济资源，这使得他们在家庭中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这种权威带来父代较强的专断型与子代在代际关系中的依附性位置。

但是，在南沙调研发现，宗族性村庄的伦理结构、家庭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分配形态并没有造成代际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失衡与父代对子代生活的强干预。相反，在当地代际关系较为平衡，父代对子代不会施加较大的竞争压力，无论是外娶与外嫁，父代对子代的婚恋并没有过多干预，主要在于子女的意愿。在孙辈照顾方面，父代一般负责生活照料，不会干预子代对子女的教育。即使居住在一起，两代人的饮食起居、家庭财产、家庭决策都相对独立。子代的养老责任也不重，父代在没有失能的情况下一般以自养为主。

第五，婚恋关系的契洽。对于年轻世代而言，他们的婚恋决策既没有来自父母亲友的干预压力，也没有来自婚恋市场的竞争压力。这使得年轻世代在婚恋中更加平和、更加注重自我的感受与体验。本地年轻人有着相对丰富但又相对简单的社交生活，主要以家庭、亲友之间的社会交往为主，在此过程中，年轻人可与异性进行平和舒缓的日常接触，发展恋爱关系，以确定双方是否在情感上契洽。访谈中本地许多年轻人对自己的单身、恋爱状态都比较满意，并不着急结婚，没有来自父母与社会的压力推着他们尽快进入婚姻关系当中。婚后，年轻世代的夫妻关系也更加平等，在家庭事务上进行分工合作，更加注重情感交流与沟通协作。

一场“反向运动”

既有研究往往从现代化的视角对珠三角地方社会结构与家庭形态进行批判性的视角，这些研究认为，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塑造了当地村庄的地权结构与农民的地权意识，使得当地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地租经济红利、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与集体意识被不断强化。

这导致当地家庭出现“再封建化”的发展趋势，父代掌握着家庭资源、具有较强的家长权威。村民在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反市民化”的意识与行为特征，缺少进入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能力，个体化与现代化发展不足。有学者认为，集体地租经济、半工半租的家计模式造成了珠三角村庄年轻人社会压力匮乏，在就业上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充分状态，缺少个体的发展能力与动力。在家庭内部则处于依附性的位置，缺乏独立性与自我意识。

但是，南沙的经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普遍认知的珠三角农村家庭。当地家庭虽然仍呈现出以父系为主轴的特征，家庭财产权与继承权以男性、父系为主导，但这种主导权正在逐步松动，没有出现父代对家庭资源的强控制、子代对父代强依附的发展形态，没有出现父权强化与复兴的“再封建化”问题。

相反，子代的自我意识与独立性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又没有导致代际关系的紧张与世代之间的冲突，年轻世代特别是女性没有激烈的反传统、反父权、反家庭冲动，代际关系相对平和。在变迁过程中家庭的情感性面向越来越凸显，不过代际关系的情感性面向增强只是一种总体性的氛围，而非世代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情感性交往的增强。但对于年轻世代而言，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婚恋与家庭生活过程中，情感互动不断增强，两性关系也逐步走向平等。

此外，本地人虽然没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强烈动力，但也没有成为“腐朽的食利者”，许多中老年人仍然会从事非正规就业，或帮助子代照料家庭。年轻世代倾向于选择相对轻松的工作，生活与工作心态较为平和，但并未“躺平”，相反，对待生活与工作心态普遍较为健康、积极。

笔者认为，当地家庭形态呈现出上述发展趋势与本地工业化路径紧密相关。对于南沙这样的珠三角后发地带，已经不再可能重复珠三角早发地区“三来一补”的工业化路径，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开发、城市化规划成为珠三角后发地带工业化与市场化发展核心路径，政府统筹规划、依法依规征收村庄土地、进行产业布局，推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既对村集体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与引导，避免后发地带村庄像珠三角早发地带村庄那样产生极为密集的集体利益，导致村庄内部的封闭性与分红的刚性化。

与此同时，南沙区政府通过土地征收补偿、集体自留地开发等政策与村集体分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地租经济收益，通过合规化措施对村集体经济的分红比例与公共服务责任进行统筹安排，在推进国家权力进村、现代市场进村的同时保护地方社会，不至于摧毁村庄共同体。

这就使得当地村庄有一定的集体经济分红，但集体经济分红没有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仅占本地农民家庭总收入较少的一部分。对于普通家庭而言，集体经济分红与房屋出租收益加在一起也不能够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本地村民仍然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就避免了本地村民分享超额地租收益，使其成为固化的利益，进而成为一种“甜蜜的束缚”，对当地村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与能力形成束缚。

相反，一定的集体福利保障与地租经济收入使得当地村民特别是中老年村民有了更多的生活保障与更加稳定的未来预期。此外，抑制村集体经济分红的刚性化发展趋势，使得村集体能够将一定比例的村集体收入用于公共服务，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惠及在村庄居住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使得本地村民特别是年轻世代购买商品房、搬出村庄居住的意愿降低，降低了生活成本与购房压力。

适度的集体福利保障、地租经济收益、市场中心地带等条件构成了本地家庭关系形成较为平和样态的资源基础。在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随着现代性观念的进入，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介的普及以及年轻世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南沙地区的宗族村庄文化结构也在发生转型，中老年人在逐步习得现代性，年轻世代则更加个体化，自我意识更强。但在此过程中，宗族性村庄伦理结构与集体观念又未被国家与市场强力摧毁，个体能够从村庄社会与家庭中寻找到超越性的生命意义与本体性的安全感，避免了个人被抛入竞争性的现代市场体系当中承受过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与之相反，在珠三角以外地区，特别是在中西部村庄，市场竞争压力与现代性观念进入到村庄中，打破了原有的村庄熟人社会结构，个体不得不在城乡之间流动，进入到全国劳动力市场中竞争有限的资源。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也卷入到有限的家庭资源分配竞争当中，容易造成代际关系的失衡与代内关系的紧张，亲密关系很容易被理性化，年轻世代对个体权利与自我的追求容易导致世代之间的隔膜与冲突。高竞争性、低保障性的生存状态、传统伦理文化与村庄社会结构的崩解，使得年轻世代越来越失去超越性的生命意义，甚至失去生活的价值感与意义感，心灵秩序容易走向崩解，所谓的“现代病”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普遍。

如果说珠三角早发地区的经验可让我们反思在工业化与市场化过程中土地制度、地权意识如何塑造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如何导致村庄现代化与村民市民化进程遭遇梗阻，南沙这一后发地区的经验或许为我们思考发达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后发地带未来的发展路径与发展形态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启示，重新审视村社共同体与集体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人的保护性功能，即社会如何针对市场进行一场“反向运动”，进而让我们可以反思何为城市化、何为现代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编辑：香菜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