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培训行业该如何规范前行？

《校外培训机构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已于2023年10月15日正式施行，自2021年7月24日《双减》政策推出已经2年有余，这期间教培行业可谓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教培行业走向如何，预测未来，不如往深了看，看看高考的功能，以此来明晰教培的走向。

一、教培围绕学校而生，本是学校教育的补充

教培行业的兴起根植于“学生对个性化教育需求”与“学校难以供给”之间的矛盾。

每个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各方面进度均有不同，而囿于学校教师、教学资源的限制，无法做到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及其方方面面，导致学生在学习上出现问题。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家长和学生纷纷转向教培机构，尤其是在备战高考这一人生关键节点时。

初期，补习通常由学校教师在业余时间提供，旨在加强课堂学习，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随后，随着对教育辅导需求的不断增长，专业的校外培训机构应运而生，它们的课程主要依托学校课程设置，以补差为主，以同步校内教学为目标，起到了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作用。

但渐渐地，在这种补充与依托中，教培行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态，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教育分支。且在教培的实践操作中，高考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教培的最终目的，往往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高考。

二、 高考的深远影响：不仅仅是一场考试

高考常被公众广泛讨论，有时甚至被视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一大弊端，但实际上，高考的意义和影响远超一场普通考试的范畴。它至少承担着四大社会功能：作为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国家教育内容的牵引绳、基础教育成效的检验仪、以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筛选器。

1、 高考作为社会的安抚剂

人们会因不公而抱怨社会，但很少因自己水平不足或状态不好而谴责外界。“我将来混得不好，是因为高考没考好，我没考好是我自己当时不够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较低层对社会的不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和自我平息。

即使“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论调盛行网络，但难，并不意味着没有。迄今为止，高考依旧被众人认为是“最公平的考试”，在这种考试中，即使失败，人们也更愿意接受结果。高考的存在如同社会的“安抚剂”，为社会提供了一种优绩主义式的希望，这种希望的存在对于缓解社会压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高考是国家教育内容的牵引绳

国家本是一种组织形态，对下一代的教育内容则是构成该国合格公民的基础意识。高考在这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以考定学，是四两拨千斤的做法。规定考什么，并提供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则实现了由国家把控。

国家注重什么，科目分给高点，或者考点侧重一些。同时，鉴于高考影响太大，所以中考先做尝试，如发现青年体质下滑，则提高中考体育分数，如发现学生动手能力差，则增加实操的部分。2023年的北京中考改革将体育提升至70分，将物理的实践活动更改为实验操作，均体现着这一点。

3、高考作为基础教育成效的检验仪

我国的基础教育覆盖从幼儿到高中近2.5亿人群，时间范围从3岁进入幼儿园到18岁高中毕业，这部分人群的基础教育效果如何衡量？基础教育的成效多方面体现，包括但不限于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

高考通过设计一系列涵盖不同学科领域的试题，旨在全面评估学生的学术能力和综合素质。例如，数学和科学试题可以测试学生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而语文试题则可评估学生的文化素养方面的教育效果。这些效果通过分数的形式展示，能够反映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甚至不同老师在教学方法和教学质量上的差异。针对差异，再进行教育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便有了依据。

4、高考是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筛选器

高等教育是稀缺的，需要选择最合适的人，来获得资源以便对于社会最大效率产出。通过几张试卷，高考能够从千万考生中区分出个体在知识掌握、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分数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全部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高分者通常展现出更强的学术能力，而低分数的考生成功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能够较为合理地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决定哪些学生可以进入如清华、北大等顶级学府，哪些适宜于普通高校或大专。尽管这种基于考试分数的资源分配方式不是完美的，但它作为一个次优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三、国家严格监管教培行业，因行业发展乱象扰乱高考核心功能

1、增加了家庭社会压力

教培机构的营销策略往往会制造社会焦虑，例如，“你不来培训，那我培训你孩子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广告语直接针对家长和学生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线上教育的迅猛发展加剧了这种焦虑感。除心理压力外，实实在在的教培支出也加大了家庭经济负担，常见课程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高端1对1甚至可达到1000元/小时以上。校外教培支出成为了家庭总支出的重要部分。

202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数据显示，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中，孩子参加课外培训班或请家教的占比为28.7%。2019年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总支出来看，超过5000元的占比为39.9%，超过1万元的占比为23.0%。但这种投入并没有带来学生个体能力的实质性增长，剧场效应导致每个家庭都不得不参与，大家都在努力提高分数，但最终导致的是整体分数线的提升。

2、干扰校内教学内容及安排

教培机构的存在和其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校内教学的进度和内容。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班里的很多同学已经通过培训提前完成了下一年级的学习内容，导致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计划。”或是“我们依靠校外的KET、PET等英语培训来提高英语水平，学校的英语课程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这种情况下，校内教育的权威性和针对性被削弱，教师不得不调整教学计划。校外培训本应作为校内的补充，喧宾夺主，变成了另外一个体系。

3、影响对全国基础教育进行评估

高考原本设计为国家评估各地基础教育水平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校外教育的介入和盛行，学生在校外教育中投入的时间日益增多，使得高考的分数逐渐失去了反映学校自身教育质量的能力。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课题组在2019-2020年间对我国山东、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六省区进行的调查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调查发现，36.5%的学生每周校外培训时长超过4小时，16.1%的家长表示其孩子每周校外培训时间超过6小时；82.5%的学生在周末参加校外培训，而63.7%的学生在寒暑假也会参与校外培训。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学生的高分成绩，很难判断是由于校内教育质量的提升，还是大量的校外培训时间和资金投入的结果，使得评估变得困难。

4、妨碍国家对高校教育资源的配置

在过去，学生能否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往往取决于其天赋和努力程度。然而，如今这一机制被家庭经济条件所干扰。通过金钱，家长可以为孩子购买额外的教育资源和培训，制造出一个表面上“出色”的高中生，即使其实际能力并不匹配。

这种情况下，即使学生依靠家庭的财力和各种辅导拿到了高分，但这些成绩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外部支持的。一旦失去了这些支持，例如进入了大学环境，学生的真实学术能力便会显露出来。这不仅对学生自身的未来发展造成影响，也扰乱了基于实际能力的教育资源分配，导致高等教育资源无法被那些真正有才华和努力的学生所利用。

四、教培行业的未来

1、明确定位，切莫喧宾夺主

校外教育培训应被视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其核心定位应是“补充”，而非主导。对于校内教育能够覆盖的领域，应确保校内教育的主导地位。而在校内教育难以或不方便覆盖的领域，校外教育可以提供支持。

具体而言，校外教育不应推动学生超前学习，不应通过高额薪酬挖走校内教师，也不应通过设立独立的升学竞赛或评价体系来影响或干扰校内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的权威性。校外培训需要发自内心的定位自己为配角，切莫心高气傲。

2、规范、规范、规范

在未来的教育培训领域，规范化将成为首要要素。过去，许多教培机构在办学许可、预收费用、学员信息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未来这些领域的检查和处罚将会更为严格。非法或违规运营的小规模培训机构将面临越来越高的成本和风险，而正规、合法经营的教育企业将得到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这种转变有点像过去路边的小摊贩逐渐转向规范化的商业运营模式。

3、弱营销、轻销售、降价格、重产品

在过去，由于家庭和学生对教培行业的不熟悉，销售导向的营销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家庭的认知提升，这种方式已经不再适用，甚至已经遭到反感。教培领域曾经重营销、重销售的这种模式将越走越窄直到消失。

相反，家庭和学生现在更加关注教培服务的实质内容和质量，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注重产品质量、用户体验好、性价比高的教培服务。这些以产品为核心、以用户体验为导向的教培机构，逐渐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和信任。短视者的机会越来越少，更有利于长期主义者们心安。

4、发展慢下来，资本淡出去

在未来的教培领域，企业的发展速度预计会放缓，而资本的介入也将逐渐退出。《双减》政策的实施，显著削减了资本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尽管资本的参与本质上是为了追求回报，而且背后的公司在追求回报率上的诉求也是合理和合法的，但教育作为一个特殊领域，其核心价值不应被资本的利益所左右。

《双减》政策通过限制学科教育企业的上市，几乎切断了大部分资本寻求回报的途径。这种变化会引导教培企业回归教育的初心，更多地依靠匠心精神和优质产品来实现稳定的增长。

五、写在结尾

未来的教育培训行业应摒弃过去几年追求资本化、上市化的急功近利心态，而应将教育视为一种贴近人群、贴近生活的小生意，不要动不动讲百亿规模，全国市场。

教育产业的终极图景不应是几家大型教育机构的垄断，而应是众多小型工作室或个体教育者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专注于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这些小型教育工作室应以产品质量、良好的口碑和丰富的教育内容为核心，通过精耕细作来获得适度的收入和健康的利润。

参考文献：

《论高考教育制度功能的缺失与提升》，周彬

《高考评价体系的实践功能探析》，于 涵、郑益慧、程 力、任子朝

《中国民生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调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