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在意的“乐队夏天”和爆火的Livehouse

“The music rises when the story ends，do you hear it（乐章在故事结束时奏响，你听见了吗）”，伴随着快要搓出火星子的吉他，五个着红色眼影、穿绿色西装的男孩正“神经质”地唱着这句歌词，几小时后，他们抱走了《乐队的夏天》第三季里第五名的奖杯，并成为前五中最年轻的乐队。

10月20号晚，这个备受独立音乐爱好者关注的综艺播出了最后的决赛，摇滚老炮二手玫瑰不出意外地夺得冠军，而被称为“西装暴徒”的后朋克小众乐队柏林护士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夺得第五。

“当工作人员在第二现场宣布完六至八名却没有我们的时候，执行经纪就开始在旁边痛哭。”柏林护士的经纪猫川笑道，21号凌晨，她在朋友圈发了由无数乐夏照片拼接成的九宫格，并配文“这个夏天的成绩是一把钥匙，时间会给所有人答案。”

相较于猫川的感慨，同样在朋友圈晒出乐夏时刻的大川则轻松随意了许多。作为成立16年之久的国内头部Livehouse Mao的首席内容官，他出现在“乐夏友友”（专业评审团，每人有一票投票权）的席位中，不少国内头部Livehouse的负责人也同在此列。

不过，或许对于许多坐在“乐队友友”席的Livehouse负责人来说，今年相比参加2020年第二季乐夏时的日子，应该舒服多了。

艰难熬过疫情之后，Livehouse行业在2023年开始回暖。

据大麦数据显示，单是今年2、3月，大麦平台销售Livehouse的演出就超过2800场，票房规模与2019年同期相比提升了15倍。在内容端，Livehouse也重回年轻人关注焦点，据B站发布的《bilibili青年兴趣趋势观察：2023春季篇》中，Livehouse成为高增速的兴趣热点，Livehouse新手攻略、穿搭、妆容等各种投稿同比增长276%。

“市场确实比以前繁荣了，比如北京短时间内就新增十几家。”大川告诉虎嗅。

不过，随着盘子的增大，一些新的挑战也出现在Livehouse行业之中。

比如，随着更多玩家挤入Livehouse赛道，圈内对于什么是“Livehouse”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此前，Livehouse多与摇滚乐、地下、亚文化等标签相关，这类Livehouse的模式相对简单，营收主要靠乐队的演出票房分成或场租。但随着各路背景的创业者及资本加入，一些前身为酒吧、夜店的机构也开始采用Livehouse的名称，与以往Livehouse相反，它们营收主要靠餐酒，演出反而只是辅助。

Livehouse日渐模糊的定位引发了部分业内人士的忧虑。

国内头部Livehouse疆进酒·OMNI Space主理人左野给虎嗅讲了一个段子：某位曾供职于餐酒式Livehouse的音响技术人员来传统Livehouse应聘时问道“你们都是只卖门票、站着看演出的假Livehouse吧。”

定位混淆引发担忧之外，Livehouse的发展壮大也给独立音乐圈带来了焦虑。

“小型Livehouse越来越少，千人大场馆越来越多，场地类型貌似愈发单一。”国内独立音乐厂牌赤瞳（旗下有刺猬、柏林护士、绝对纯洁等乐队）主理人李青和王海丰向虎嗅表达了这一担忧，在他们看来，Livehouse的膨胀反而压缩了乐队文化的成长空间。

在多数线下场所只需考虑商业变现问题的时候，Livehouse行业却更为复杂。

在这个行业，艺术与商业的博弈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寻求平衡，是不少Livehouse老板们思考的头号问题。

Livehouse圈的“李逵与李鬼”    

疫情期间Livehouse老板脸上失去的笑容，今年又重新浮现了出来。

“上半年回暖比较迅速。”左野告诉虎嗅，疆进酒·OMNI SPACE在今年疫情放开后几个月开始恢复盈利，今年疆进酒的新馆也在广州开业。

在左野看来，疫情放开后行业的旺盛在意料之中。

早在疫情之前，已有许多人看好Livehouse会是年轻人大量涌入的线下场景，并跃跃欲试投身于此赛道。这股被搁置的兴头在疫情之后迅速释放顺理成章。

而赤瞳主理人王海丰认为，令Livehouse在疫情后井喷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前两三年许多线下场所开始停摆空置。

“不少文旅项目或商业地产无人运营或急需引流，许多场地运营方以合适的条件接手开办或托管运营Livehouse。”王海丰说道。

之所以选择将这些低成本空间打造成Livehouse，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疫情初期，相较于管控更严格的大型演出场所，Livehouse管理更加宽松。这使得Livehouse在那个特殊时期承接了部分线下需求，在为数不多可以聚集的地方，人们可以一边欣赏演出，一边轻松地交头接耳，这让平时去电影院约会的年轻人感到新鲜。

不过，行业的旺盛也引来了不同背景的“闯入者”。

餐吧、酒吧出身的机构也开始涌入Livehouse赛道，甚至一些消费品大厂也开始创办自己的Livehouse。

Livehouse范畴的扩大开始引发部分业内人士的忧虑。

在早期创始人眼里，Livehouse这个概念与摇滚乐、独立音乐是牢牢绑定的，乌托邦、波西米亚、地下、甚至脏乱差这些词语更贴近这类场所的气质。

“对于这类Livehouse来说，主理人的个人化印记非常深厚。”左野对虎嗅说。

很多时候，主理人不同的性格背景影响着一家Livehouse的运营风格。

柏林护士经纪猫川给虎嗅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知名Livehouse酒球会，主理人一般会热情招待乐手并喝场大酒，但在李志创办的Livehouse里，由于李志本人性格更为严谨，纪律也会更多。

但对于新型Livehouse，个人化就不那么重要了。它们一般有着统一的物料、设计和运营方式，规整化、模板化是它们的气质。如果打个比方，就像民宿与连锁酒店的区别。

气质的不同决定了商业模式、客群圈层、发展前景的不同。

传统Livehouse更看重文化内容。

它们的营收主要依靠乐队的票房分成或乐队演出场租，吸引的客群也多是喜欢看乐队现场的小众音乐深度用户。而且，由于强调个性化印记，它们的发展内核本身就与大批量复制扩张相矛盾。观察国内头部Livehouse就可看出，很多成立十几年但场地数量没超过10家。

但新型Livehouse由于许多是酒吧、夜店出身。

它们的营收支柱多依靠餐饮酒水，因此来消费酒水和餐食的客群更被它们关注，音乐现场演出更像是锦上添花的部分。但相较于传统Livehouse，这类Livehouse更容易复制扩张，比如这类风格的代表型公司梦田音乐，一年之内就扩张几十家店，至今全国已有六十多家。

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传统Livehouse的受众一般在听完演出后就离开，即使有的Livehouse提供酒水，但他们对酒水的消费需求也不大。但新型Livehouse的客群对酒水的消费需求很大，场所也会为他们提供卡座。

大川告诉虎嗅一个有趣的细节：近一年来，给MAO打来电话咨询的消费者中，问有没有卡座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新型Livehouse的出现引发了部分业内人士的质疑。

在他们眼里，这并不是Livehouse，本质上就是酒吧、餐吧，只是冠上Livehouse的名称而已。

但梦田音乐创始人郁冬并不认同这些质疑。

“Live这个词最初是从日本传来的，它代表着休闲的生活方式。”郁冬告诉虎嗅，在其看来争论Livehouse这个词的定义并不重要，这个概念也无需太固化和仪式化。

近几年，梦田音乐由于酒吧背景出身，以及以餐酒为重心和设卡座的模式，一度成为业界争议的焦点，“不够摇滚”、“不是真正的Livehouse”等质疑常常出现。

但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其创始人郁冬就读于厦门大学物理系时，曾是厦大的吉他社社长，组过乐队，喜欢崔健、蝎子，也是摇滚乐的爱好者。不过据其描述，他在吉他社期间最厉害的成绩是将社团成员从几十人发展至五百人，对音乐不够精细，但对经营更有天分的特质或许已预示着梦田音乐此后选择的发展道路。郁冬告诉虎嗅，梦田音乐每家店盈利基本在千万以上，这几年商业增长迅速。

争议发生的同时，实际上，两种类型的Livehouse某种角度上正在相互融合。

找寻新的增长点和破圈都是他们共同的命题。

比如二者都在想方设法提高空闲时段的利用率，只是要利用的时段恰好相反。

传统Livehouse尝试在演出之后的档期增加酒水消费环节，比如MAO的下属厂牌“夜猫”，就是利用演出结束后的时段（比如23:30至凌晨2:00），推出门票100多元的畅饮派对模式。

而对于新型Livehouse来说，晚8点前的时段往往空闲，为了填补这一时段，它们开始增加现场演出环节。

除此之外，它们也在以不同的形式破圈。

比如MAO的夜猫派对，不只是摇滚乐，KPOP、Talor swift的主题也很受欢迎，这部分受众有时并不与乐队爱好者重合。

而据郁冬告诉虎嗅，梦田音乐开始打Livehouse标签时，就有破圈的考虑。“人们一提及酒吧、夜店，总会与负面形象有所联系，Livehouse的概念更加健康，受众不只是爱喝酒的人。”

或许二者之间仍有许多不理解之处，但有趣的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正在向彼此靠拢。

当然，仍有不少Livehouse从业者仍在坚持无酒水的理念，也有许多人对拓圈更为谨慎。对于他们而言，在Livehouse里举办不是摇滚主题的活动，总感觉非常奇怪。

正在消失的“24小时摇滚聚会”

Livehouse行业之间的“派别冲突”，对于在其中演出的乐队以及乐队背后的厂牌来说，实质影响并不大。

Livehouse规模的变化，反而对他们影响更深。

要知道的是，Livehouse对于独立乐队的意义，就像土壤之于花朵。对于大部分中小乐队来说，Livehouse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猫川告诉虎嗅，在柏林护士名气较小时，60%的收入都来自于在各地Livehouse的巡演。

但随着Livehouse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片土壤正在被破坏。

“近一年我们在给小乐队制定Livehouse巡演方案时，突然发现没太多选择了。”李青说。由于成本的考量，没名气的小乐队往往多会在一二百人的小场馆开始巡演，这类Livehouse也给许多独立乐队提供了成长演练的空间，但现在，这一空间正被挤压。

小型场地越来越少，许多场地开始向千人规模进化，某种程度上，与“合规成本”有关。

据柏林护士经纪人猫川告诉虎嗅，由于Livehouse的特殊性，演出报批等环节往往是一块重要成本。许多Livehouse发现，小场地和大场地承担的“合规成本”是相同的，为了摊销这一成本，有时，更大的场地反而更具盈利空间。

除了小型Livehouse的消失，具备“名片效应”的Livehouse也在消失。

据李青回忆，在其乐队Carsickcars成长的时代，国内正值Livehouse发展的高潮时期。那时几乎每个一二线城市都有许多家非常有代表性或风格鲜明的Livehouse。

“乐队可以在这里探索自己的风格和创作模式，蹦蹦跳跳聊聊天，慢慢去成长。”

在刺猬乐队的《24小时摇滚聚会》里，曾描述过这种氛围：“这个房间里满是酷毙的乐队，如果你想来，那就请进来，这里没有规则约束（翻译）。”

D22Livehouse 

但随着模式的转型和扩张，这类Livehouse已锐减。

“现在很可能都不到十家。”李青叹道。这对于国内中小独立乐队来说，无疑是灾难，但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Excel沙皇”攻向独立音乐圈

实际上，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冲突不仅发生在独立音乐与Livehouse之间，也弥漫在整个音乐产业中，这种矛盾正随着资金的紧缩愈演愈烈。

资方有钱时，会给厂牌主理人很大的把控权，但当资方有较大经济压力后，他们会努力抓住各种看似可控的东西。

比如数据，比如指标，比如一切可计算出来的事物，它们就像镇静药物之于抑郁症患者，可以缓解投资方的焦虑。

王海丰给虎嗅描述了几个场景：

此前签约一支乐队的话语权基本在他和李青手上，但现在则需要先去与财务、法务和中台系统的人开会，有时对面会坐着压迫感甚强的董事长。在这个会议上，财务的同事会迅速拉出这支乐队近几轮表演的票房数据，并要求通过数据决定乐队的去留。

这种“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方法还开始在爆款歌、演出项目、A&R（唱片公司下属部门，负责发掘、训练歌手或艺人）等各个方面渗透。

比如在A&R阶段，便要求厂牌用数据模型去签约乐队；巡演项目更是自秀动崛起后愈发“项目思维化”，这导致一些独特的乐队巡演被放弃，因为这类乐队的收入能否覆盖成本不可控。

“爆款歌逻辑”就更不用说，在这个领域，使用模型以及大厂们自认为总结出来的方法论去决定企划制作宣传的一切，是首要思维。

这其中，有柳爽、告五人等单曲爆火带来的影响，这令部分人认为爆款歌曲的打造有可复制的方法论。

自乐夏火起来后，财务端对独立音乐的期待变高了，他们要靠精算把控更多盈利可能。

“我经常在与财务部门的会上，称他们是‘Excel’沙皇。”王海丰笑道。“之前甚至试图参考大厂引以为傲的OKR体系对厂牌进行管理。”

 但管理者们在版权风口过后迎来艰难的三年特殊时期，他们采取“降本增效”“数据评估项目”的管控做法我都是能理解的，至少今年音乐节全国都在人来疯般上项目，各方赔个底儿掉的形势下，也看到了在这种思维下带来的及时止损。

当虎嗅第N次问及王海丰和李青他们各项策略的标准是什么时，“伟大是不可被计算的”，李青说。

这是李青最近读过的一本书，书名已代表了她在这场Livehouse及音乐产业工业化与个体性的拉扯中坚持的理念。

#我是虎嗅商业消费组编辑周月明，关注出海、消费、IPO等多个领域，行业人士交流请加微信：muzhouzhizhi，请注明身份，新闻线索亦可邮件至 zhouyueming@hux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