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模块化生产方式的起源与调适》。看到主标题和副标题，很多人会有两个疑问。关于主标题的疑问可能是，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解释已经非常多了，“第二种讲法”指的是什么？关于副标题的疑问恐怕是，什么是“模块化”？针对这样两个可能出现的疑问，我将引用两位学者的论述，回应大家的疑问。
先说什么是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Alice Amsden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分析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两个角度：
1）当分析的焦点是交易或价格决定，那么工业化是一个走向完美市场的过程；
2）当分析的焦点是关于生产能力的投资，那么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企业构筑特殊能力，获得以技术为基础的垄断地位的过程。
简单来说，分析后进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一个角度是把焦点放到市场化的发展程度上，另一个角度则关注生产过程之中企业能力的形成。
从这种理解出发，关于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法，即主流的讲法，实际上是围绕着市场化以及市场化背后的所有权变动展开的。第二种讲法就是Amsden提到的后一种角度：把分析的焦点放到生产过程上。当然，这两种讲法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这是对于主标题的解释。
关于模块化，青木昌彦在2005年给《设计规则》的序言中写道：
对理解新兴产业结构的本质来说，模块化是一个最重要且最有解释力的理论概念。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概念在中国好像仍然没有被解释清楚，它的含义和意义仍不被理解。但是，随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发展阶段，这个概念对于塑造一个复杂且不断变革的产业结构有深远的意义。
青木昌彦对华非常友好，差点成为亚洲第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今天，中国正在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模块化仍然是最有解释力的概念之一。与模块化相关的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大概就是在《设计规则》出版之后。之后，相关文章就越来越少。所以，青木昌彦先生的话放到今天基本上也是合适的。
考虑到“模块化”是管理学术语，属于工业设计、创新管理和生产管理等领域，专业之外的朋友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些直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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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地图，一个是唐朝长安的地图，一个是今天法国巴黎的地图。
在长安的地图之中，北边是权力核心地区，南边是普通人生活的地方。这里面的4和5，分别是西市和东市。东西两市之外还有108个里坊。每个里坊都是标准形制。这108个普通人生活的空间，是标准化的，可以相互置换。东市和西市互换位置，也不会影响城市功能。
再来看巴黎。巴黎的城市规划是围绕很多广场展开的。在中国的城市里，最接近巴黎的，可能是我的家乡长春。围绕广场设计的结构是没办法互换的，如果把不同的街区调换，功能就很难实现。长安的布局是建筑意义上的模块型设计，巴黎则是集成型设计。
事实上，作为设计规则的模块化大量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德国的东亚艺术史学者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中写道：
模块化并非中国所独有，可资比较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文化之中。然而，中国人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借助模块体系从事工作，而且将其发展到了令人惊叹的先进水准。他们在语言、文学、哲学，还有社会组织以及他们的艺术之中，都应用了模块体系。确实，模块体系的发明看来完全合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例如，汉字的基本构成元素是有限的偏旁部首，这些有限的偏旁部首就是模块。通过不同模块的组合，形成了4万多个文字。备受推崇的宋版书应用的是木版印刷，在木版印刷过程中使用的木活字也可以理解成模块。兵马俑看起来形态各异，但是，兵马俑的生产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各个部件是通过模块化的方式复制的，在第二个阶段才进行差异化处理。中国建筑中的榫卯结构也是模块化的。
在这次报告之中，我试图用“模块化”这个关键词来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调整。汇报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一节先从中国经济发展中找出一些典型事实，然后引出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两种讲法。第二节将阐释第二种讲法的方法论特征。核心内容在第三节和第四节，我试图用“模块化”这个关键词，解释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如何形成、何以调整。这次报告是纪念《文化纵横》创刊15年。所以，第五节将展望下一个15年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的典型事实与中国故事的两种讲法
我先从中国经济中抽象出来一些典型事实，进而引出中国故事的两种讲法。
典型事实一：居高不下的贸易依存度
著名的经济统计学家库兹涅茨曾有一个观察，涉及国民经济的规模和出口依存度的关系。他的结论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低。但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发展经验，明显与库兹涅茨假说不符。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在高峰时甚至接近60%。即便在今天，这一比例也非常高。相对而言，典型的出口主导型国家，比如德国、日本，这一比例要低得多。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现象。
典型事实二：突然出现的出口主导型成长
宏观经济学家对成长模式进行了各种区分。我们采取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把成长模式分成出口主导和内需主导两种。具体的划分依据是这样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比较出口贸易品与国内消费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在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如果出口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更快，我们就称之为出口主导型成长，相反则是内需主导型成长。
关于日本、韩国、中国三个东亚主要经济体的统计表明，日本、韩国首先进入内需主导型成长阶段，当内需主导型成长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即耐久消费品在全国普及之后，才进入出口主导型成长阶段。但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已经进入出口主导型成长阶段。然而，当时的中国显然没有完成耐久消费品的国内普及。所以，我们面临的是突然转折，这个事实也很难解释。
典型事实三：世界五百强之中的中国领先企业
根据最新统计，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上榜企业共有135家。其中，有十几家中国企业的排名非常靠前。如果把中国企业分成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类，可以发现，排名第一的制造业是富士康，在世界五百强之中排名第25位。世界五百强的排名以销售额为基准，我国的企业排名如此靠前，说明这些企业的销售额非常大。一般而言，如果一个企业的销售额非常大，那么它的创新一定做得非常好才对。
但是，富士康的创新做得好吗？不可否认，富士康是个非常优秀的企业。但是，它跟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高科技企业有距离。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制造业当中规模最大，这一事实意味深长。非制造业企业，例如银行、通信等领域的领先企业，基本是依托网络效应的国企。在网络效应非常强的行业中，领先企业的销售额本质上是由国民经济规模，而不是创新决定的。
所以，中国的领先企业好像跟我们的想象和期待还有点距离。
典型事实四：技能奥林匹克
这些年奥运会等体育比赛热度很高。但是还有一个比赛非常重要，而我们的关注却不够。这就是号称“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这是针对青年的技能比赛，这里所说的青年既包括制造业的青年，也包括服务业的青年。这一比赛始于1950年代，每两年一届，包含两三百个项目。观察1964年至2009年奖牌榜的前三位，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体育比赛奖牌榜的前三位都没出现；第二，东亚经济体的表现非常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2009年之前表现非常好；中国直到2011年才第一次参加，并在2017、2019年排名第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第一次派出大规模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是1984年。作为以制造业立国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2011年才开始参与世界技能竞赛，这是值得深思的。这个比赛表面上是以国家的名义参赛，实际上由企业组织参赛。我国在2011年之前不参加，不代表国家不重视，而是企业不重视。一个企业对世界技能竞赛不重视，只能说明技能对利润的影响不大。进一步来说，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模式高度接近。日韩、中国台湾企业重视这一比赛，而中国企业在2011年之前不重视青年人的技能，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典型事实五：自主创新悖论
“自主创新”在2005、2006年左右成为国策。关于这次政策调整，人们似乎有一个印象：这一时期的政策调整相当突然。但如果仔细观察政策演进的历史，这个印象其实不够准确。
1949年建国之后，第一代领导人有个著名的说法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与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没有本质区别。第二代领导人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2005、2006年技术政策的调整为何给人一种“突变”的印象？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在2005、2006年之前，虽然官方一直强调自主创新，但是企业却不落实。
在东亚，自主创新做得最好的，一般认为是日韩，特别是日本。我曾询问一位退休的日本技术官员，“自主创新”这个词在日语当中怎么翻译。老先生想了半天，回应我说，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提：中文里存在“自主创新”这一用语，潜台词是还存在“不自主的创新”。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创新没有不自主的，所以日语根本就没有一个直接对应“自主创新”的词。这在英文中也是一样的。虽然“自主创新”可以翻译成英文，但是这个词并不常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说却不做”，日本则是“做却不说”。我们不是在渲染阴谋论。这种现象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典型事实六：政策范式变迁
2020年之后，中国的政策领域出现了很多变化。例如，区域协调发展、扶贫、协调内外两个经济循环的关系、供给侧改革、新型举国体制、第三次分配、发展专精特新企业等。在《文化纵横》上，浙大社会学系的郦菁老师发表过一篇文章，讲中国正处在“波兰尼时刻”，社会正在对市场化进程进行调整。那篇文章写得很精彩。但是，我稍微有一点意见。
事实上，早在21世纪初期，中国就进行了政策调整，比如前面提到的自主创新，以及在此前后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西部大开发、包容性成长、新型工业化、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而且，2005、2006年前后的政策调整跟今天的政策调整存在连续性。如果我们谈论当下中国的政策调整，最好把视野放宽。
然而，从较长的周期来把握政策范式的变迁，会带来解释上的困难。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发展模式高度接近的东北亚经济体中，其他经济体的发展之中很少出现转折性的政策调整。在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日韩的政策调整基本是微调。相反，我国的政策调整是180度的转变，这是反常识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问，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研究能不能充分解释这六个典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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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对解释中国经济成长的学说所做的分类。横轴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的焦点或是生产关系，或是生产组织方式。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的分配。生产组织方式，根据马克思的原意，可以理解为在企业层面技术与人怎样结合。纵轴更接近今天流行的主流经济学视角，或是关注资源配置，或是关注资源使用。
关于中国经济成长，有两种主流解释。
第一种是“市场机制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1978年之前经济发展不力，原因在于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以及与市场机制有关的所有制结构存在问题；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则得益于市场机制的建立以及所有制领域的变革。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假说关注的显然是生产关系，尤其是其中的所有制问题。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关注的则是资源配置问题。
另一种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家之中流行，我把它叫做“体制调整说”。这种观点认为，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进行了体制调整。体制调整首先发生在所有制领域。例如，国企改革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方针。同时，这些学者认为，国企在宏观调控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也是生产关系，强调的也是资源配置。
我们通常认为以上两种解释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关注的都是生产关系和资源配置。所以，这样两种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主流解释实际上具有共同点。我把这两种解释称为“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法”。
在这个讲法之外，我们还有三种解释路径。
一种路径是从政治经济学中借用生产关系的视角，同时重点研究资源使用。非常有趣的是，这是马克思的研究路径。在马克思的原著中有大量关于生产现场的研究。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发力的方向应该在这里。
还有一种路径是在关心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把视野延长到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之中。一些主流经济学界的朋友，虽然也关心企业层面的成长，但是他们的研究还是围绕所有制展开的。所有制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所有制并不能直接决定生产过程。如果所有制是唯一重要的变量，这个世界就太简单了。
除了这两个令人遗憾的空白，还有第四种路径。这就是我提出的“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关注生产组织方式，在主流经济学的意义上关注资源使用。
“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非常必要。这是因为“第一种讲法”，无论是“市场机制说”还是“市场机制说”，都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六个典型事实。“市场机制说”大概能解释典型事实一、三，“体制调整说”大概能解释典型事实二、四、五、六。比如，关于中国的经济成长，贸易依存度为什么这么高，规模最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什么是富士康？这当然可以理解为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解释当然有意义。但是这种解释无法进入细部，因此也就无法给出真正的解释。
即便将上述两种说法加总在一起，还是存在解释残差。这种解释残差几乎全部与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密切相关。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既是“第一种讲法”忽视的内容，也是“第二种讲法”重视的内容，其中可能藏着理解中国经济真正特征的切入口。
一旦把分析视角转向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我们就会发现：首先，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是主流经济学研究，先行研究都不充分；其次，在中国，政府对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影响不容忽视；最后，生产组织方式正面临剧烈变化。
马克思-熊彼特-钱德勒-拉佐尼克-博耶-青木传统：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方法论特征
我开始关注模块化议题是在21世纪初期、即《设计规则》英文版出版时。写作第一篇关于模块化的文章是在2008年。从2008年到今年刚好是15年。我的方法论实际上来自马克思、熊彼特、钱德勒、拉佐尼克、博耶、青木昌彦这些学者。这6位学者可以分成2组，一组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组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的经验研究是关于棉纺工业的。熊彼特有个著名的说法：人类经济史之中存在50年周期，应该关注每个长周期里面的领先企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跟熊彼特是一致的。在马克思的时代，领先工业是棉纺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拉佐尼克也是研究棉纺业的。钱德勒是企业史家，他研究的是包括汽车产业在内的领先产业之中的领先企业。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性学者罗伯特·博耶对这个研究传统进行了扩展。虽然不做经验研究，但是青木昌彦的理论建模基于对丰田的研究，丰田是日本汽车工业中的领先企业。这意味着，这六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聚焦领先产业之中的领先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上世纪末的领先产业是汽车产业，本世纪初的领先产业是广义的信息产业。浙大的朱天飚老师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高度挤压的过程，把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挤压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用这种挤压的逻辑来理解熊彼特关于领先产业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当下我国存在两个领先产业：一个是90年代末以来的汽车产业，另一个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或者说广义的信息产业。
我们近年来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经济这两类领先产业之中的领先企业。关于汽车工业，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广汽；关于信息产业，我们选择富士康与华为。由于纺织工业是所有后进国家起步时期的经典工业，所以我们还加入了广东溢达。不做服装工业研究的人很少知道这家企业。广东溢达是中国服装工业之中公认的黄埔军校。这家企业在建国之前在上海创业，后来去了香港，改革开放之后又在第一时间迁回中国大陆。它的经营策略是“三来一补”当中的“补”，主营补偿贸易。所以我们的四个研究对象分布在三个行业。
跨域匹配：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的形成
这次报告的重点是用“模块化”这个关键词来解释中国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如何形成，以及为何会经历调整。下面介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五种模块化形式。
第一种是产品建构的模块化
它实际上是工业设计领域的专业用语。比如我要设计一台手机，需要先形成一个概念，即给用户提供什么样的直观感觉，这就是概念设计。接着是建构设计，然后是详细设计。其中，建构设计指的是结构和功能的对应关系。手机的各种零部件构成了复数的结构，形成了复数的功能。结构和功能对应关系有两个极端：一端接近一一对应，即模块型；另一端是复数对应关系，即集成型。
模块化就是产品建构从集成型变为模块型的过程。以手机为例，中国有过“山寨机”现象。在十多年前，如果一个外国品牌的智能手机能卖到四五千元，中国企业一定会对它进行“山寨”。但是，手机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990年代初期，当时只有天津的摩托罗拉具有生产能力。那个时候，手机卖2-3万元，却没有人进行山寨。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的产品建构是集成型的。手机从大哥大演变到今天，就是一个模块化的过程。
再比如，我这代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的电视是显像管电视，那是典型的集成型电视，而现在中国人家里的液晶屏电视已经是模块化的了。今天，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电脑，都已经高度模块化了。富士康在1987年刚进入中国大陆不久就能做到世界第一，就与产品建构的模块化有关。
还有一种模块化形态。产品在总体上还是集成型的，但是集成的程度下降。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燃油车时代，中国本土的品牌中一汽、二汽、上汽、广汽做得相对好一些，其他一些南方企业的竞争力不足。但南方一些车厂在新能源车的崛起过程之中表现亮眼。背后的原因是这样的：当电池取代发动机后，汽车的集成型特征弱化，组装过程变得越来越简单。
第二种是组织建构的模块化
组织建构的模块化意味着组织内部的结构逐渐简单，一个部门只负责一个任务，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必要性降低。
第三种是企业间关系的模块化，或者叫商业模式的模块化
企业之间交易的内容可能简单，也可能复杂，企业之间交易的开放度也存在高低之分。如果两个企业之间交易的内容非常复杂，交易的开放度非常低，两者形成了长期的合作投资关系，那么这就是集成型的企业间关系。如果两个企业之间的交易内容简单，同时交易的开放度较高，那么这就是模块型的企业间关系，最典型的就是消费电子行业的企业间关系。
例如，苹果与富士康之间的关系就是高度模块化的：苹果把业务发包给富士康之后，会教给富士康很多生产技巧；但交接结束之后，苹果基本上就不会干涉富士康的生产过程，在这种意义上两者的关系变得简单。
商业模式的模块化除了上面提到的苹果-富士康关连，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来一补”贸易形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广东溢达是最早发展补偿贸易的企业。在它的企业史之中，海外市场的客户订单、生产样式、生产设备都是它来提供，生产现场由香港工程师协调，与广东溢达合作的当地企业负责生产。在这种交易方式之中，当地企业的作用与富士康的作用差不多。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具有同步性。“三来一补”就是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经济成长中的一种特殊的模块化形态。
还有一种特殊的形态，即政策引发的模块化。这在汽车工业里比较典型。比如长春一汽早期跟德国的合资项目实际上就引发了模块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燃油车的建构是集成型的。但是，问题在于，合资政策把中国企业所生产的汽车的建构特征强行变成了模块型。
在长春一汽与德国合资时，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设计、概念设计、建构设计、详细设计都是德方的。核心件是德方提供的，核心件和核心件之间的协调是德方驻厂工程师完成的。对德方来说，他们参与生产的汽车的建构特征还是集成型的。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由于生产过程中的复杂性全部外包，生产过程和富士康的生产过程没有太大区别。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汽车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离不开合资政策的助力。但是，中国企业在这种模式下很难形成技术能力。在合资政策下，中外企业之间的分工方式决定了我国更多地从事组装业务，即可以模块化的环节。
广东省如今已是中国汽车产量最高的省份，广汽在其中的影响非常大。广汽既做自主品牌——广汽传祺就发展得很好，也做合资车，而且是先发展合资车，再做自主品牌。不可否认，在某一历史阶段之中，中外企业间的关系存在互惠效益。在量产效果之外，汽车产业的配套系统之中存在可以通用的部分，比亚迪的发展也受惠于此。
第四种是外资企业-投资地关系的模块化
这一现象并非存在于所有企业的实践之中，最典型的还是富士康。大概在2013年前后，我们密集调研富士康时发现，它在中国各地转来转去，在不同时期对接不同地方政府。富士康是苹果分工体系在中国的缩影，富士康可以在中国各地转来转去，这意味着苹果同样可以在全世界重新布局产能。这其实是个不好的倾向。今天中国遭遇的脱钩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归咎于此。
第五种是服务业的模块化
上面提到的所有模块化基本上都发生在制造业当中。但是，当下服务业也在模块化。例如，在平台、物流、速递业之中，劳动者工作的复杂性基本上被平台分解了，有创造性或有自主权的部分全部被抽象到平台中，这导致劳动者的可替代性非常高。
富士康同样是这样。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富士康工作的青年工人接受的标准培训时间是两天。普通工人只需要做一个动作。但是，如果你的技能只需要两天就能形成，就意味着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可替代性非常高，你的工资也就很难上涨。这种情况曾经出现在制造业里，今天正逐渐进入服务业。服务业确实为劳动者自由选择职业提供了空间，但是在模块化的阴影下，他们的职业发展路径却并不光明。
在这五种模块化之外，内置化也是模块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新中国第一条液晶屏生产线建在长春。20世纪90年代吉林省政府投了20多亿资金，但是，良品率不高。在今天，中国的液晶屏厂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良品率问题，这当然应该归功于我们在工业能力上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与内置化也有关系。
关键问题是，制造过程中的Know-How（技巧诀窍）开始进入设备，即制造秘诀的内置化。很多问题只要买得起设备，就能解决，这个时候拼的就是投资。
我用“跨域匹配”来描述中国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的形成。“跨域”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模块化从制造业跨越到服务业，另一层含义是技术、组织、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设计规则》一书中讲的模块化主要是技术和组织范畴。但这些范畴会与政策产生联系，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跨域匹配。
总而言之，就中国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形成来说，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出现的模块化表现为“三来一补”，这在纺织工业表现得最为明显。1990年代初期之后，产品建构开始模块化，大量外资涌入中国，苹果与富士康之间的发包关系，以及富士康跃升为中国制造业第一，都要归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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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提示一点。在谈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时，“价值链的全球展开”“微笑曲线”等说法盛行。但是，全球价值链为何在1990年代初期展开、微笑曲线为何成型，却没有得到解释。这背后的原因正是大量的产品，特别是ICT部门的产品建构出现了模块化趋势。因此，“价值链的全球展开”“微笑曲线”都是结果，它们不是自变量，而是因变量，产品建构的模块化才是真正的自变量。
突破锁定：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的调适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面临调整，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在调整。其实，调整早在“自主创新”提出之后就出现了。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是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发挥到极致后，内在的问题开始凸显。
这里强调两点。第一点是“模块化陷阱”。如果产品建构是模块型的，企业的组织能力相应地也应该是模块型的。然而，这种匹配关系是静态的。所谓“模块化陷阱”指一个企业长期适应、过度适应模块型的生产方式后，一旦面临技术形态的转变，它就会跟不上调整的步伐。
相应地，也有“集成型陷阱”，即如果一个企业长期适应集成型的技术特征，那么在产品建构向模块化转型时也会面临失败的风险。举一个例子。日系笔记本企业采用的是集成型的生产组织形态。在消费电子行业的产品整体向模块化转型之时，这些企业逐渐退出市场。
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大量企业长期过度适应模块化的生产方式。当遇到技术变化，例如技术变化导致产品建构又回到集成型，或者核心件不再可以获得时，我们就会掉到“模块化陷阱”里。
另一个问题是“模块化悖论”。随着模块化进程不断推进，技术或产品的革新不断深化，产品性能越来越强。然而，一旦性能越过临界点，产品价格将越来越低。电子产品价格的变化就遵循这一规律。这一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工人的工资很难提高，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很难出现，内需很难形成。
总的来说，上述五种模块化发挥到极致，把中国的制造业推到世界的量产前沿，但挑战也会随之出现：
一、贸易依存度过高。我国的出口产业建立在进口的基础上，依赖的是“大进大出”，贸易依存度很高。这在世界大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
二、依赖出口主导型成长。中国在耐久消费品还没有真正普及之前，就进入出口主导型成长。这背后的契机是，1990年代初期我国的政策调整，叠加世界范围内的ICT产业高度模块化的趋势，二者一起导致了中国出口产业的大爆发。
三、去技能化倾向。中国为何直到2011年才参加“技能奥林匹克”？如果富士康在培训工人上只需花费两天时间，它当然不会重视工人的技能。当合资企业之中的中方把复杂性全部外包，汽车工业也随之出现去技能化趋势。富士康和一汽是中国领先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它们的去技能化倾向会在劳动力市场形成示范效应和波及效果。值得庆幸的是，最近我们在做调整。
四、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乖离。一般来说，生产能力越高，技术能力进步越快，这就是所谓的“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但“边干边学”的前提是，产品建构应该是集成型的。
五、如何提高自主创新的政策效力。在认识到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乖离之后，自主创新政策出现。在此之前，受益于合资政策，企业能快速形成产能，产品供不应求，利润可观。由于自主创新存在时间成本和未知风险，配套政策也不够完善，从现实利益出发，企业自然没有决心开发自主品牌。
六、如何把握政策范式变迁的调整方向。21世纪初期到今天的两波政策调整涉及的政策领域非常多。我可能有点“经济学帝国主义”。我认为这里面最核心的还是跟经济问题有关的政策，而这些经济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与五种模块化有关。
下一个十五年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从20世纪90年代持续到今天，已经走过了30年。如果再持续15年，那就是45年。日本的经济成长始于二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对日本的经济成长实践的理论化完成于青木昌彦在80~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作品，其间花了40多年。因此，我们期待再过15年，中国学者能把中国的经验理论化。
最后谈谈我对下一个15年中国经济的理解。我将先从我的学科视角和思考框架出发，用三个隐喻导出一个推论。
第一个隐喻是政治哲学家福山提出的。福山把国家的发展进程，比喻成马车夫赶着马车前进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人会落后，有人会成功。在工业发展方面，最早成功的马车夫可以理解为英国。
第二个隐喻由经济史家格申克龙提出。他认为，由于可以利用先进国家已经形成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后进国家的追赶具备后发优势。利用后发优势类似乘坐公交车的过程。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公交车到站后一定要上车。但是上车之后只需乖乖坐着，到站后下车。因此，后进国家的追赶过程被理解为学习先进国家的过程。
首先有一个马车夫成功了。接着这位马车夫依据它的经验，制造一辆“格申克龙”号公交车。接下来，后进国家上车。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公交车总会到站，到站之后怎么办？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隐喻，阿里吉提出的“铺轨机司机”。在阿里吉看来，真正优秀的国家是在原野上铺出铁轨的国家，即指明发展方向的国家：
在这些问题之中，最严重的是，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大约10%到20%）与绝大部分人口的生存机会之间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要切实可行地解决这一问题，东亚的“铺轨机”必须为自己、也为世界开拓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应该与现在已处于死胡同的那条发展道路截然不同。（乔瓦尼·阿里吉、贝沃利·西尔弗）
中国是非常优秀的“乘客”，但中国能否成长为真正一流的国家，取决于今后15年我们能不能在公交车到站之后开发出新的轨道。
我认为，中国在企业生产组织方式领域具有创新。这种创新是国企、民企、外资之间相互激荡的企业间关系，我称之为“跨所有制竞合”。但是，它非常中国化，它没法出口。当下我们要完成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应当类似于英国当年开创的工厂制、美国人开发的福特制，德国人创造的的企业内共同决策和技能培训体系，丰田发明的丰田生产方式，这些都能出口。
中国正在面临贸易摩擦。如果我们能在企业生产组织方式方面贡献具有原创性的创新，可能会从根本上缓解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下一个十五年是考验我们的十五年：既考验我们如何处理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也考验我们如何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意义。
下一个十五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存在三种前景。
第一种是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建设失败，中国企业未能进入核心技术领域；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的“制造业回归”取得成功。
第二种是中国涌现出越来越多优秀的创新企业，逐渐向欧美日韩擅长的领域扩张，而欧美日韩的制造业回归失败。
第三种是双方都取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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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性：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回归会取得一定成效，而中国也能在欧美日韩的传统优势产业中开掘新的发展空间，双方进入新一轮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