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6-2017中国最受尊企业评选”颁奖典礼于11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五任会长任志强出席并演讲。
演讲中他谈到了社会公益出现的原因，当贫富差距的时候，有人可能不仅会破坏公共设施，还会侵犯到私人财产。而当这个社会变为更加和谐的时候，可能所有人都会有道德，所有人都会尊重私人财产的保护，就不会去恶意地破坏他人的私人财产。
要维护社会的长期发展，因此才要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解决社会道德的问题，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用利他改变社会，变成更容易利己。“这就是从利私的角度出发而最后形成的利公，这种社会制度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其表示当企业家群体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更多地体现到企业家有强大的社会责任。企业家赚钱不一定能得到尊重，只能赚钱的不一定是企业家，凡是真正的想当企业家的，一定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责任，这些人才能称得上企业家，如果仅仅为了赚钱可能就是个商人，或者是一个套利者。
17世纪之后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是因为17世纪末有了充分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包括生命权，财产权，争取自由权，私有产权的保护，才有了资本的发展和工业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法律保护，就难看见近200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不会有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和社会的进步。
“当暴力可以合法地掠夺他人财富的时候，当人们可以不劳而获的时候，是不可能建立保护私有权法律的，也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和财富的创造。”任志强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仅要有法律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共同维护生存环境的社会基础，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财富快速的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就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别。
在社会发展以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用公益的方式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从洛克菲勒，卡拉基，伏特到巴菲特，比尔盖茨，一代一代的传承，可以看到大量的公益都是由优秀的企业家承担者，公益是解决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许多企业家在把自己的收益用于社会保障，同时，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企业家的公益已经开始从第一个授人以鱼改为授人以渔。
“当社会最贫困的人群获得再生能力的时候，就可能爬出贫困的坑，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仅仅靠眼前的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是不够的，任志强还表示，公益的落点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问题。
为什么有社会公益？
任志强举例，当一公共汽车被划了道子的时候，你并不感觉到为它负责任，公共汽车很脏的时候，你也没有想到擦公共汽车，因为是公共产品。自家的私车擦的时候是否要去洗车，你宁愿花钱洗车，私车被划了道子的时候是否很气愤。而公益就是要解决没有人来划你车的问题，贫富差别巨大存在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不但要划公共汽车，也要划你的车，所以你要从另外一种办法解决。
当这个社会变为更加和谐的时候，可能所有人都会有道德，所有人都会尊重私人财产的保护，就不会去恶意地破坏他人的私人财产。
任志强称，这个社会的进步恰恰是因为更多人看到要维护这个社会的长期发展，避免发生革命，因此才要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解决社会道德的问题，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用利他改变社会，变成更容易利己。
可能你在美国路边的车坏了，可能有人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或者实际给你帮助，你要给他私人报酬，他说希望你下一次看到别人车坏的时候，也能去帮助别人。任志强称，这就是从利私的角度出发而最后形成的利公，这种社会制度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他也表示，在市场经济中，需要玩增量的游戏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不是因为有了富人，才有了穷人，而是因为有人富的同时，另外一些穷人没有跟上步伐，这才制造了贫穷。”
中国的城市化步伐高速发展的时候，城里人更当地享受了城市化发展的红利，更多的农村人口没有办法全部分享城市化发展的红利，当他们进入城市的时候，也许会因为是低端人口被排除于城市之外，这种时候，这个社会发展就需要增量。
靠花别人的钱分配财富，必然导致的是腐败；公民对政府权力的过渡依赖，也同样导致了腐败。任志强称，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官员腐败体系出现，恰恰是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变化，就导致了官员腐败的大量存在。
“有人不是做慈善和公益企业家就不能盈利，恰恰是盈利的过程中才能有更多的能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做更多的社会公益。”任志强表示，社会公益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个支点，尤其是企业家群体，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事公益活动，很多企业家成立了自己的以个人名义出现的私有的公益基金，同时，也出现了以企业家群体而共同存在的公益基金，比如说阿拉善协会。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从环保的角度，对新的问题提出了认识。“我们希望所有的企业家，不管从你自己做起，你的企业做起，从你的员工做起，从社会做起，希望所有的企业家能够共同为环境，为社会进步作出一份努力。”
最后他表示，企业家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群体，我们不但要创造本企业的财富，更重要的还是创造社会的财富，和推动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