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热爱的“小电驴”，该怎么管？

电动自行车，被人们戏称为“小电驴”。2022年中国小电驴产品累计销量约5000万辆，社会保有量达3.5亿辆。在上学和通勤路上，小电驴到处穿梭，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城市上演。

然而近些年来，小电驴充电起火事件发生并被广泛报道，再加上政府消防安全管理日益严格，对小电驴的管理也愈发严格，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禁行”的情况。小电驴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小电驴的治理难，也因此受到更多关注，引发了诸多讨论。

一禁了之似乎是最有效的方法，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场景中去理解小电驴的重要性，理解小电驴问题产生的逻辑。城中村可以说是小电驴密度极高的一个区域，基本上一个出租屋里面人均一台小电驴，也是问题发生的集聚地，笔者的调研也从城中村开始。

一、城中村的小电驴

在城中村里，小电驴是大多数打工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在传统制造业集聚区，有了电动车，农民工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选择价格适合的出租屋，同时不过多地增加交通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我们访谈到的一户农民工，一家三口在广州打工，夫妻两人一个在汽车城工作，一个在印染厂工作，每个月两个人的工资到手有8000多。为了减少生活成本，他们选择去距离工厂有10公里的城郊村租更低价格的房子。每个月的房租价格只有80元，加上水电费也就200多元。夫妻两人每天都靠小电驴出行（一个月充电的开支不到10元）。节省下来的钱，主要用于供养孩子在本地上一所私立小学。

在广东，大量的产业工人都住在城中村，是十分适宜的居住区：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工厂没有宿舍，即使有宿舍，也没有夫妻房或者家庭房；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于一些除了房租价格低，不同价位房屋的选择多以外，其他方面的生活成本也非常低。

拥挤的城中村景象（作者供图）

因为是外来人口聚集处，不少城中村流动人口达到1万多人，消费集中且规模较大，商铺租金相对便宜，地摊经济发展的空间大，再加上本地老人自己耕种的、不计成本销售的低价蔬菜和水果，因此饮食等很多方面的成本也非常低。有很多老乡反映，务工地的消费比家里的消费要低得多。在老乡们看来，与家乡的攀比风盛行不同，城中村的人大多都不熟悉，文化不同，所以消费自由，不用攀比，也能够节省下不少钱。

在城中村这个空间，他们还可以依靠各种方式来降低成本。出租屋的电费相对较高，1.2元到2元不等。下班或者放假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去开阔的地方走路吹风、唱K、跳广场舞或者去打几乎没有输赢的小牌，这样就不需要在家里吹风扇或者吹空调，可以节省不少电费。

在城中村的不同区位，生活成本也存在差异，越是远离工业集聚区和人口集聚区的地方，房租越便宜，而且相对安静。对于那些没有太多选择权的农民工，尤其是带着孩子或是老人的家庭而言，尤其重要。

在位置较好的区域，往往很难租到房间，房东会因为有选择权，或出于避免矛盾、影响出租屋管理的考虑，拒绝将房屋出租给带着孩子的家庭。将老人带在身边的家庭则会因为老人存在风险，因此也不受待见。这些家庭只能选择位置偏、人口相对少、房东选择权小的区域，这些出租屋都分散在道路狭窄的村内，往往是公共交通难以覆盖和辐射的区域，只能够依靠方便而低成本的小电驴上下班。

二、小电驴为什么越来越重要

从当下经济发展的形势看，小电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一方面，旧村改造和城市更新，大量的城中村、城郊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消失，产业集聚区周边的城中村或城郊村越来越少，但是工人们这方面的需求并没有降低，因此更加依赖小电驴来扩大自己的选择空间，选择虽然距离更远但愈发廉价的出租屋；

另一方面，经济下行期，大量的企业都存在订单不足和产能不满的状况，很多工人都从天天加班的状况转变为经常排休的状态。收入少了，降低生活成本的动力就更强了，只能去更远一点的地方租房子。

本质上来说，小电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对于中国的传统制造业而言，尤其是一些低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而言，在中国的核心技术竞争力没有完全提升的基础上，将成本控制在工人可承受的范围内，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关键。而在不过大改变生活质量的情况下降低工人们生活成本，就增加了企业控成本的空间。这一点，对于处于保生存状态的大量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十分重要。

这对于当前中国的稳定发展而言，同样重要。传统产业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保就业的担纲者，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不断推进，企业订单减少的背景下，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保障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够坚持更久，走得更远，控成本、保生存成为了企业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事实上，在新赛道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企业也是由传统企业转型而来，或者需要传统制造业的托举，需要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托举，需要大量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托举。

三、小电驴为什么会成为问题？

在城中村，小电驴之所以成为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城中村，电动车的使用更加不规范。城中村空间拥挤，集中表现为充电的空间不足，放大了小电驴的火灾隐患。

2022年我国全年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电动助力车）火灾1.8万起，比2021年上升23.4%，接报居住场所内因蓄电池（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居多）故障引发的火灾3242起，比2021年上升17.3%。而且因为小电驴数量比较多，大多数都是放在室内充电，引发火灾的负面后果要相对大得多。

城中村的小电驴存在巨大火灾隐患（作者供图）

在城中村，飞线充电或者将电动车放到室内充电，电池出现问题后引发火灾，是电动车成为问题的主要原因。建设公共的室外充电场所，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城中村或者城郊村建设的过程中，因为缺少规范和严格管理，增加房屋出租屋面积，超面积建设成为常态，因此造就了大量握手楼。公共空间高度稀缺，很多家庭房前屋后都缺少放电动车的空间，更谈不上在一些出租屋相对集中的区域建设公共充电场所。即使有公共充电桩，也会因为数量不多，分布较为集中，对于距离较远的租客或者房东来说，尤其对于赶着上班且缺少休息时间的产业工人而言，十分不方便。

另外，城中村小电驴电池更换的不规范性，进一步增加了风险。在一些城中村电动车修理店或网上平台，小电驴的蓄电池可以随意买卖、更换。为了降低成本，生活在城中村的产业工人和外卖小哥等群体，更愿意更换较便宜但也可能更加不规范、质量较低的蓄电池。结果就是充电搭配原厂的充电器比较少，电池质量没有保障。

据一位在华南某市电动车协会工作多年的人反映，“6辆中只有1辆是使用原厂充电器充电，其它都是消费者自行采购的充电器进行充电。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充电器和充电电池不匹配，也容易造成电池爆炸火灾等风险产生。”

电动车火灾现场

另一方面，政府对城中村消防安全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是城中村小电驴使用成为问题的重要原因。消防安全一直是城中村管理的重点内容，这一问题始终因为产业工人低成本生活需求、城中村改造空间有限、城中村消防安全问题治理成本高等原因，处于一种底线治理的状态。

在城中村，为了节约成本，产业工人等群体使用不规范且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设备的情况非常普遍，不仅包括使用低质量的电瓶车，还包括使用更便捷更省电的热得快，而不是用虽然更安全但电费更高且更慢的热水器（为了省电，电热水器不能够一直开着，但是要用的时候才打开又面临烧热水很慢的问题。对于辛苦工作一天需要快速洗完澡休息的产业工人而言，热得快省电又便捷），或者使用不那么规范的燃气灶，租用电线设施较为老旧的出租屋，等等。

在产业工人等群体的成本负担能力不能够上升的情况下，这种安全隐患很难得到根治。不仅如此，因为这些行为大多数发生在私人生活时间，弥散在没有办法监控的城中村，甚至是私人空间（比如房间），发生的时间也是不规则的，也进一步提升了安全隐患治理的难度。在笔者的调研中，一个6000人的城中村，有7个流管中心的网格员，再加上10个左右治安队人员，全天候搜查也很难做到。

基于上述事实，同时考虑到治理成本和能力，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一问题时，会定期组织各个部门对相关设施的使用状况做一次大检查，要求一些设施使用尤其不规范的主体进行适度的整改，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主体采取没收设备等措施，以引起使用者的重视，从而提升使用者的安全意识。

这种底线治理使得城中村安全治理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的状态，在基层的承受能力之内，同时也不会过度增加产业工人等群体的生活成本，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多打扰。

但是随着基层治理的合规化和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安全问题得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消防安全问题出现之后，基层被问责的压力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小电炉作为具有安全隐患的载体，也会被视为更严重的问题，原本低水平均衡的底线治理模式也不再符合要求。

为了适应这一转变，加强网格化管理，成为了各地的普遍做法，其中包括要求网格员每个月上门登记信息（有的甚至每个月要刷身份证），发现消防问题就登记。

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模式对于解决消防安全问题，并无助益。这一方面是因为即使上门也发现不了问题，即使发现了少量问题也只能够暂时性地解决，一旦网格员离场，这些行为又会发生；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是发达地区，也要面临治理资源有限和成本控制的问题。

不仅如此，产业工人等群体也会感觉到被打扰（因为为了确保每一次上门都能够登记上，他们往往选择产业工人休息的时间上门，上门的时候甚至试图进入到产业工人的房间查看设施使用的状况），有了更多的被排斥感。具有消防隐患的设备被没收的情况也更加普遍，产业工人只能够要么缴费赎回，要么重新购买，不仅会给产业工人带来不便利性，也会增加生活成本。

城中村火灾隐患检查

四、小电驴治理，生产本位还是安全本位？

这背后的根本问题是，小电驴的治理，以及城中村治理，如何在生产本位和安全本位之间进行平衡的问题，这又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小电驴以及城中村。

小电驴，作为一种具有安全隐患的载体，同时是产业工人低成本再生产的工具。其所在的城中村，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安全隐患较多的空间，但是它同时作为一个低成本的空间存在，作为劳动力低成本再生产的空间存在，作为提升大量农民家庭积累能力，农民家庭发展空间存在。这一空间的非规范性和安全隐患的存在，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

还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经过近40年的发展，城中村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大量需要被重视且在基层治理能力承受范围之内的安全问题，已经得到很大程度解决。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产业工人安全意识的缺失，因为生存与家庭发展的需要，因为地方政府管理能力有限，因为这一问题受到的重视有限，因此小电驴和城中村治理都遵循着生产本位的逻辑。

但是随着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比如以流动人口管理中心、治安队、社区民警等主体构成的综合治理网络体系不断完善，整个城中村的安全系数在不断提高。推进合规化运动，加强重点空间和重点群体的管理，包括2008年和2014年左右进行的两次大型的扫黑除恶运动，周期性地对五小场所进行动态管控，比如要求经营主体配备消防设施，设置逃生窗等，相关主题的安全教育更加深入，安全问题包括消防问题进一步得到控制。

在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地方还进行了具有实用性的治理创新手法，试图将城中村的劣势转变为优势，比如广州鼓励城中村防火组团内部自身疏散条件较弱的相邻建筑，通过符合消防要求的通道、天桥等相互连接，让城中村原来互为握手楼却不相连的建筑单体能够通过连通走道，达到两个及以上的疏散路径，提高安全系数。整体来看，小电驴以及城中村的安全问题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因此，在安全本位的逻辑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甚至有些过度的背景下，小电驴以及城中村的管理应该更加重视生产本位的逻辑，实现生产本位和安全本位的平衡。因为城中村的产业工人需要得到保护，其安全问题应该得到更多重视，同时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基于生产需要的自主选择也应该得到更多尊重。

本文来自观察者网时评专栏“底线思维”，作者：李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