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店只能变成图书馆吗？书店之于城市公共性的多种角色
事实上，实体书店空间不仅仅在“图书馆化”，美术馆化、展览馆化等倾向也并不少见。这说明纯粹意义上公共空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图书馆系统独有的。实体书店获得政府支持自然是一件好事，但这意味着实体书店未来的道路就只能是彻底抛弃商业性、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吗？如果不，又有哪些可能性？
首先我们要问，上一篇中谈到的问题是否真的无解，是否一定要把职责转嫁到实体书店。图书馆体系中近一两年其实有一些好的动向。比如在设计层面上，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功能划分。一个例子是去年开放的上海图书馆东馆，作了不同的场景营造，按使用目的进行了读书、自习、工作、放松休闲等划分，并据此打造了如研讨室、学习室、阅读静音仓等不同类型的场所。
另一个例子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城市书房，旨在打造居民家附近的阅读空间，采用政府出资、民间运营的方式，往往选址在居民区或休闲场所附近，方便居民就近阅读、自修和休闲等。
这两个例子，其实反映出上一篇中谈到的问题正在得到有意识地纠正，实体书店并不需要完全承担公共性的重任。归根结底，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究竟姓“公”还是姓“商”，而在于究竟目的为何，以及服务谁。
不可否认，图书馆和书店都是面向公众开放，以“书”为主题的物理空间。但究竟谁是公众？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需求，其实多是中产市民的需求，但边缘群体依然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比如在可进入性层面，很多书店在设计时，从未考虑残障人士的需求。
很多一进门就是楼梯，甚至成了“知识阶梯”的象征，在社交媒体频繁出镜。无障碍通道要么没有，要么也不开放。更不用提多数没有洗手间。政府主导的公共空间也不见得达标。2023年3月，自媒体“滤镜粉碎机”曾发起一次挑战，让肢体健全的普通人坐轮椅在上海街头出行，并设置奖金，走100米奖励500元。11分钟的视频记录了5个人跃跃欲试的挑战过程，结果无一人成功。
还有一个层面是审美。布尔迪厄曾在其著作《区隔》中提到，审美趣味其实是后天形成的，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成为阶层的区隔。很难想象打工群体会在一系列“最美书店”“最美图书馆”中感到自在，更不用提为使用座位而付费。
也许我们会认为他们没有和书或这种空间打交道的需求，但2020年一位农民工在东莞图书馆留言簿上的感人留言，包括最近出版的颇受欢迎的书籍，如由外卖员王计兵写作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快递员胡安焉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等，均可以看到事实并非我们傲慢的想当然。
胡安焉在书中也提到，在没有快递可送的时候，快递员们常常聚集在附近一个商场的地下一层，因为那里有一些座椅，且位于一个死角，没有人来管，他们也觉得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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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流书店，2018年（摄影/Summer）
笔者也曾于2018年走访北京的前流书店，书店位于清华大学旁一个小胡同中，周边均为廉价出租屋和小饭馆，是农民工的栖息地。这家书店装修陈旧，不卖饮品也不办活动，售卖的均为二手书，价格便宜且允许开架阅读。
走访当天是北京的冬日，气温零下十度，书店内却聚集了不少租住在周边的农民工。书店老板和他们出身接近，这让他们有天然的亲近感，从而能够把书店当作自家的客厅，进行自由交流，并能够在寒冷的季节享受暖气。
这种不论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抑或草根阶层自发组织的空间，在中国城市中依然非常稀缺，且往往不被认可。比如，在出台已久的实体书店扶持政策中，这种书店因为不够“美”也不办公开活动，很难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前流书店也最终在2020年整个区域的拆迁过程中被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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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流书店一位常客以及他位于书店所在胡同的居所，2018年。照片拍摄时他在附近肯德基当保安，但热爱文化，业余时间常去隔壁的清华和北大听课。图中他正在弹奏自己花费一万五买的钢琴。（摄影/Summer）
二、书店链接细分社群形成公共性
而公共空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公共性，也不仅仅代表提供一个空间让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还取决于人们在空间里能干什么，能不能形成共同体。这对于促进公共生活、形成城市身份归属感至关重要，在疫情重创人与人之间链接后的今天，在新一轮“逃离北上广”的论调再现之时，具有实际意义。在这个层面，许多实体书店各有特色与专攻，能够链接细分社群，并在接近社群聚集的地方落地。
例如，衡山·和集书店的特色为售卖500余种国外杂志、摄影书籍和影像展览，这得益于主理人多年的媒体从业经历。书店坐落于徐家汇衡山坊翻新的花园洋房中，场所与选址和书店试图传递的与国际接轨的文化生活态度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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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也曾在衡山·和集举办过多场活动，主题如都市革新、收缩城市等（摄影/宋敖）
主要经营艺术书籍的佳作书局，其创办人为中央美院艺术史专业出身，其第一家店开设于中央美院附近，之后陆续在艺术氛围浓厚的798艺术区、乌镇开设分店，并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联合推出展馆书店。
专注于售卖库存书的豆瓣书店和纸上声音书店，其老板都在库存书领域耕耘多年，有着自己的选书经验和渠道，他们的店铺则空间更接地气，地理位置也有所不同。
如豆瓣书店选书更加学术，一直以来都位于北大附近；纸上声音书店品类更广泛面向大众，则开在周边都是居民区的阜成门，其空间布局上设置了可供客人歇脚、聊天和阅读的咖啡区，内部的装饰和家具均为二手——几元一本的书籍，平民风格的空间，都更加适合附近居民下班回家路上顺带逛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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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豆瓣书店，2018年。（摄影/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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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纸上声音书店阜城门店，2018年。（摄影/Summer）
除了书之外，空间、乃至主理人也能在不同维度上实现社群的连接。如许知远之于单向街书店，其衍生的《单读》杂志和《十三邀》节目已经突破了书店的物理空间。因24小时营业、内设可免费申请入住的“背包客”房间等而颇受年轻群体欢迎的1200bookshop体育东店，于几年前开设的旗舰店就融合了以这一群体为主要受众的青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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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1200bookshop体育东店的沙发客房间，可免费申请入住。旨在为热血青年的漫游提供一个歇脚处。（图片来源/1200boo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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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刘旺鑫、王嘉琪对驻扎复旦大学周边二十余年的复旦旧书店及相关的人和事展开了田野调查，试图回答“为何人们如此在乎一家书店”，而“如果复旦旧书店关停，我们失去的只是一家书店吗？”成果已发表在UC公众号文章《复旦旧书店，永远新鲜的老地方》及92期杂志别册。（摄影/陈凯伦）
以上这些案例，它们在各自领域中的专业程度和链接性，都是主打“标配”的图书馆无法比拟的，也能帮助图书馆有效分流。如罗素所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能够让它们在城市中不同角落扎根，正是一座城市的想象力和包容力所在。
三、实体书店的“共有”之路
最后，当我们跳开“公”或“商”的二元论之后，一如《“中国式公共空间”的五大困境》一文指出的，从“公有”到“共有”，才是一条可持续之路。那么对于实体书店来说，该如何“共有”？本文并不能给出标准答案，仅试图提供一些思考。
首先，“共有”是一种协作，是互补，而不是竞争或吞并。不能否认，商业公共空间也存在弊端，具体到实体书店，一方面，仅靠卖书很难支持运转的今天，让许多书店不得不把其服务对象以消费能力为标准进行划分——城市中产毫无疑问就成了目标，这让很多书店从颜值到所售书籍和产品都同质化严重，也正是如今很多人厌倦“最美书店”的原因。
另一方面则是贩卖概念，打着“公共空间”旗号其实只是为了赚快钱。如何消除这种弊端带来的问题，或许是政府可以作为的地方。比如被屡屡提起的图书定价的规范问题，以及提供一定资金支持，让书店既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又不至于过于“被包养”，而是专注于自身的特色。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在做这件事，但在把握“度”和选择标准上需要更多斟酌。
对于如书店等服务公共利益的商业业态的政府支持方案，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是，巴黎在2004年提出了一个实验性的城市小型商业振兴政策——“社区生命力计划”，专门成立了一个拥有收购、管理、出租城市商业地产职能的公立公司SEMAEST，并注入借款资金，以覆盖第一批店铺的收购、装修，及出租之前店铺闲置所需的费用。计划开展以来，巴黎已有超650家店面经过SEMAEST运营重新获得了活力，有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城市的消费地标之一。
其次，“共有”也是公众共同拥有。前流书店的例子说明，不是所有书店店主的目标都是打造中产美学空间，也不是所有店主都愿意或有能力把自己的书店变成“文化综合体”。但这些书店，却是在真真切切服务当前多数公共空间尚未触及的群体。针对它们，需要有相应的支持策略。在书店已成为时空消费场所、而非仅提供读书买书功能的当今，让不同群体都有舒服的公共空间可以使用，才是真正的公共之路。
最后，“共有”也包括共同努力创造更多书店空间。公共之路的可持续性，并不仅仅在政府端或在消费者端，书店从业者本身的福利也是题中之意。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如今一提到实体书店，一方面大家充分肯定书店在城市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似乎已经对从业人员的“用爱发电”行为习以为常，并对书店工作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书店空间窗明几净的背后，是纸质书籍所需存储空间大、安全风险高、书籍重量大、店员干的其实是“文化重工业”等并不浪漫的现实。2023年7月的涿州大水中，许多书店和出版社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是没有保险公司愿意给仓库投保。大家对书店的普遍滤镜和实际工作与收入的反差，造成的是店员流动大、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结果。
这就涉及到支持形式的问题：是否政府给一笔钱就算完成了公共体系的纳入？其他方案是否更有价值？例如笔者调研时，就有书店曾向当地政府提议协助解决员工的社保问题。或许，当支持更加到位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在一家书店再次没能撑过夏天的时候才去缅怀、去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