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如何以“学神”孩子复制精英之路？

“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前，Ashley就收到了好几份录取通知，其中有两个机会特别吸引她，Ashley可以到瑞士去，进入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商，开启她的职业生涯，或者进入欧洲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就读。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她就业后的起薪都至少有十万美元左右。”

Ashley是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姜以琳的研究对象之一，是她所定义的中国年轻精英中的一员。

从2012年到2019年，姜以琳追踪了28名北京精英高中生，从高二、高三开始直到他们大学毕业。他们进入世界各地的顶尖校园，毕业后进入华尔街、硅谷等职场，或是继续研究深造；他们就读于北京排名前十的其中5所中学（北京市共近300所中学），他们所在家庭的收入是中国城市家庭收入前10%的两倍以上。无论是从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还是学习成绩来看，他们都是“小镇做题家”眼中的大城市精英学生。

姜以琳注意到，在同是精英的父母和中学的共同协作下，这群精英学生进入世界顶尖大学，通过教育完成了阶层的复制，在全球竞争中争夺到一席之地。她想弄明白的是，家庭与学校资源给予了他们什么？他们是如何运用自己有形和无形的资源争夺地位，甚至在全球精英竞争中取得成功的？

在著作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中，姜以琳记录了这项历时七年的田野研究。今年九月，Study Gods 成为了皮埃尔·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图书奖的第一部聚焦非美国本土案例的获奖作品。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姜以琳分享了七年来在超级高中教室听课、和学生相伴生活的经历，以及在走进他们的家庭后看到的精英学生完成阶层复制的过程：家庭提供的有形与无形的资源，让学生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全球竞争中。在顶尖高中里，校长老师每日与学生的微观互动，都累积着精英意识的养成。家庭资源也成为保护孩子免于失败的缓冲，毕业后万一职业发展不理想，父母将提供孩子们争取二次成功的机会，依然担任后援角色。

姜以琳认为，中国年轻精英之所以能在全球精英大赛中攻城略地，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成为“学神”。实际上，从“学神”到“学弱”的校园系统渗入了高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生采取策略试图在系统中胜出，并在这一过程中锻造了驾驭地位等级的能力。“在其位谋其政”的处事方式一直延续至世界各地的职场，她观察到，精英学生们与老板、同事的互动方式，也仍延续着他们多年前和老师、同学的类似方式。姜以琳说，“身处这套等级系统，学生把考试成绩归结为天赋、能力与基因，并未察觉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是不平等的结果。”

一、寻找不在西方研究视野里的东亚精英学生

界面文化：最早为什么想做关于中国精英的研究？是否有想对话的理论或者田野？

姜以琳：最早是因为读到几本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西莫斯·可汗的《特权》和Peter Demerath的Producing Success都是在讲美国精英学生，都是作者去精英学校考察、作为老师去研究学生不同面相的情况。我看完后觉得很喜欢，但又有一种深层的不满足，因为在这些研究里我看不到任何我认识的东亚精英学生们，完全反映不出我曾经接触过的同学们——我的初中是一所私立学校，在那里读书的人大多都是有钱人，我算是考进去帮学校冲升学率的“书童”。

比如《特权》里提到“惬意感”，我们高三谁惬意啊？里面说学生被培养出文化平等主义心态，可以用相同的心态欣赏莎士比亚式和“俗”的爱情小说。不是，《古文观止》我们是需要背的，我高中看爱情小说只会被觉得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做这个研究最早应该是一种不满足，觉得东亚的情况一定会不一样，我就自己来做一个研究。

界面文化：从2012年到2019年，你追踪了北京28位中国精英高中学生的人生路径，你如何定义新生代中国精英？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是什么样的？

姜以琳：“精英”有非常多的定义法，大部分东亚社会定义的精英高中学生，是顶尖名校的学生，在北京就是像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等学校的学生。      

姜以琳的田野现场（采访对象供图）

但是我想对话的是世界主流的文献，所以最后选择跟他们一样的定义——家庭收入在全国的前10%的学生。有钱人通常会报低他们总收入，他们的“灰色收入”可能比报税收入高出许多倍，尽管如此，这些家庭报告的收入中位数也能到达中国城镇收入前百分之十的两倍以上，他们是一群非常有钱的孩子。

我参考了一些具体的指标，比如能不能负担孩子到美国读私立大学的四年学费，所有家长都确定可以负担这笔钱。大部分的家庭在北京至少有两套房子，有的在其他省份也有房产。这些学生的父母几乎都是借高等教育实现了向上流动，他们在1980年代中后期上了大学，许多父母是清华北大的校友，有一些人有硕士学位，还有一些拥有国外留学的经历。28个学生里，大多人的父母都至少一个是高阶管理或专业人员。

界面文化：你从高二高三一直追踪到他们大学毕业后工作和读研，这些精英学生中学后的人生发展路径一般是什么样的？

姜以琳：从高中到大学分两类，一群学生留在了国内，一群人出国读大学，但到了大学后，两个路径合一——他们几乎全部都出国了，28个人里只有3个人没有出国。

出国之后，他们大部分不会再回到国内。但人算不如天算，疫情爆发，2020年毕业的那群孩子硕士毕业后没找到工作，美国留不下来，全部都回来了，现在他们已经在国内工作两年。我前阵子又见了两三个人，说还是想出国，方式可能就是出去读个博，再看要怎么继续留下工作，或者让公司外派出去（他们大多数在外企工作）。这群小孩未来的发展一定是跟国际接轨的，他们很爱国，但他们世界公民的认同也很强烈。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毕业时找到一份薪水优渥的工作。这群年轻精英里的许多人会进入金融界，但也有人会去做环境保护、科技和学术等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些都是令人羡慕的未来。

二、家长与学校在互动中培养精英

界面文化：在你的观察中，家庭资源在这些精英的成长过程中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

姜以琳：有形的帮助是金钱，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无形的帮助。中国很多社会制度不会让人花大钱，公立教育体系并不贵，加上现在双减，这样一来，无形的影响变得非常重要。

比如父母对升学体系的认识。他们怎么会知道大学怎么招生呢？大概率是他们自己也经历过，而且还胜出了、是赢家，完全知道要怎么玩这个游戏——我们通常说这是“文化资本”。一方面父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手帮小孩，一方面知道小孩怎么走可以最快速到达终点，家长心里很笃定、有信心，那小孩会受到父母的影响，就不会那么焦虑，有问题就会跟爸妈讨论。

我书里写到一个女孩Claire，后来去了耶鲁读书，她妈妈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Claire的家庭成员都受过高等教育，在中国有很好的人脉，但他们不满足待在中国社会的顶端，希望孩子追求全世界的精英地位。她妈妈就说过，她们家从内蒙出来走向北京，所以她女儿会从北京走向世界。

她妈妈每次都跟我说对Claire没有任何帮助，其实帮助可大了。她说Claire是个容易紧张的孩子，她就是在闺女紧张焦虑的时候坐在她旁边，跟她聊聊心理的想法。这相当于心理咨询了，中国有多少家长能做得到这个呢？有一次在访问她妈妈的途中，我听到她接了Claire的一个电话，要她帮忙做个海报，她就赶紧交代博士生，最后大家很快一起印出来一个人形大小的海报。但之后我再问他们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记得，他们不觉得这算是什么值得说的事情。

姜以琳田野学校之一的录取情况（采访对象供图）

界面文化：父母的帮助一直能够延续到多长时间？你在书里提到，学生出国后，爸妈的权利范围一般涉及不到国外的区域。

姜以琳：这就是世界不公平的地方了（笑）。如果是一个美国或英国的精英，那他们的影响很可能涉及到中国，他可以帮小孩在中国某个地方上学校，或是在文化交流中心安插一个职位，但中国这一代父母是比较难做到的。

对这群父母而言，如果小孩留在国内，他们可以一直帮下去，在单位里帮小孩找个工作都是没问题的，但每一个小孩最后都走出了父母设立的温室，往世界去了。

父母还会给孩子做很多备案，尤其在现在这个不确定的全球状况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备案一般就是他们在国内有工作的机会，而且随时可以再继续申请一个国外的PhD，只要申请上了，读五到八年时间。这种备案常常是一般中产不会有的视野。

界面文化：在人际互动中，你提到精英中学会让学生相信自己的意见很重要，教师有意或无意间在学生身上培养出一种精英权利意识。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

姜以琳：学校会一直对学生说“你很重要”，老师常对学生说他们会“改变世界”，和学生闲聊时经常提到“我们显然比别人更好”或者“我们是本区最优秀的学校”。我做研究的时候，副校长指着往来的学生自豪地和我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校都说我们学校的学生是天才！”校长也会和学生直接沟通，很尊重学生的意见，学生未来就会有预期有权力的成年人会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些在大部分学校都是没有的，只有精英高中才有。有些高中可能一直会对学生说“你不够好”，但这几所学校是不断提醒学生，他们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更优秀，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都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听着听着学生就会习惯，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我就是个优秀的人，我就是可以做成很多事。

这就是一种不平等，谁可以上这些学校？谁有能力？谁会在家庭和学校中接收到这些一致的信息？老师、家长，同学之间也互相形成这样的信念，最后组成一个极小圈子的群体。这是只有精英阶层才会有的一个成长过程。

界面文化：《不平等的童年》一书对美国的中产教育方式也有类似的观察，中产家庭的沟通方式常常是协商而非指令，孩子可以反驳成年人的话，从中习得精英权利意识。在这一点上，你觉得这种意识是共通的吗？

姜以琳：关于“我值得”的信念这部分是共通的。他们相信，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我就值得拿到这么多的资源。

书里我写到了一个男孩子Tony，在美国工作，生日找了一大堆朋友同事，来他的顶楼公寓喝酒聊天、打牌庆生。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公司的同事刚去完两个礼拜的集训，换了三个城市，每个人都非常累，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拒绝他的生日邀请。

三、“学神”-“学弱”鄙视链的调试与颠覆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详细描绘了精英中学内部学生地位的划分方式：学神、学霸、学渣与学弱，依次降低。等级的划分依靠的是考试成绩和惬意程度——金字塔顶端是“学神”，指不太用功但考试成绩却很高的学生；最底层是“学弱”，即很用功但成绩不好的学生。“学神”到“学弱”的金字塔等级分类体系会影响到什么时候？学生毕业后的分类评价会发生改变吗？

姜以琳：这个体系直到工作后也一直延续下来。我访问的是同一群人，他们不记得七年前跟我说了什么，但我回去听录音稿，发现他们用七年前一模一样的、描述同学和老师的字眼，去描述七年后的同事和老板。

比如我问一个学生为什么跑去跟老板说一大堆事情，为什么老板要对你这么好。她说，我这么好的员工，老板当然喜欢我呀。七年前我问过她类似的问题，有一天她半夜打电话给老师要求改一个文章，而且30分钟之内就要上传好。她说一模一样的话，老师当然喜欢我啊，我这么好的学生，为什么不喜欢我呢？他们跟老板的相处方式，延续了以前和老师的相处模式。

这些学生觉得，个人表现会直接影响上司是否喜欢他们，那些觉得自己表现不好的人不敢违抗上司，而成功的人认为在上司面前应该拥有某种特权。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已经是收入金字塔顶端了，他们依旧赞同自中学以来的特权和绩效表现挂钩的社会地位模式。

对“学神”、“学霸”来说，世界就是他的后花园，他们想要做什么，同学老师们都支持，世界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尝试的呢？但如果学生成绩不好，相当于达不到社会对你的唯一要求，老师、同学和家长都不会给你什么自由。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件不太一样的事情，爸妈就会说，你要不要先把成绩顾好？老师可能说，这对你有点难，他的整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两群学生也会有不一样的发展。

界面文化：如果是这样，在中学地位比较高的“学神”和“学霸”到了职场，会在人际互动方面比“学渣”展现出更多权利意识吗？

姜以琳：不一定。这些学生习得的，是在每个场域立即区分自己在什么地点、哪个位置。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学神”或“学霸”，到了大学要重新区分一下，发现变“学渣”了，就会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工作后同样也会根据地位进行调整。

我在书里写到一个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到了大学她表现还不错，也属于高地位的一群人，但到华尔街工作后突然发现自己工作能力不行，没有其他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来的人优秀，她的行为突然就变了。我在高中跟着她的时候，她跟我说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大学的时候，她也说想怎么玩也没有问题；但工作的时候，她就是不敢离开岗位，怕老板随时找来。我跟她约了时间见面，但那天下午五个小时里，她一直不敢离开电脑，五个小时都待在房间里等Email，怕老板突然来找她。她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后花园了，她要开始注意很多事情了。

界面文化：根据地位调试的行为改变似乎很快。

姜以琳：很快，他们学的不只是自己的行为模式，而是内化了整套地位体系的运作方式，所以随时都知道人在什么位置要做什么事。除了他们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精英学生们还了解决定彼此在社会中相对位置的潜规则。在一个依照潜规则运作的世界，这些能力可以带来实际的好处。

界面文化：最重要的是“成绩”和“惬意程度”两项指标，这让我想到研究美国精英高中的《特权》一书也注意到了学生身上的“惬意感”培养。你觉得这是同一种“惬意”吗？

姜以琳：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久，因为提到惬意感，就需要和之前的概念有对话。《特权》里的惬意感更像一种文化资本上的惬意感，是我的身体感受到的，我很轻松，跟任何人讲话都不焦虑，见到同学跟见到校长、见到主席都是一样的惬意，这是一种文化资本，必须要有某些背景或家庭的资源才能得到的惬意。

但是我在书里提到的惬意感，纯粹就是数字上的“惬意”，是每天花多少个小时睡觉、多少个小时念书，身体本身惬不惬意是不知道的。他可能每天睡觉都睡不着，因为他很焦虑，可能吃饭都狼吞虎咽。这不是真的文化资本的惬意，就是一个时间的量化指标。

界面文化：你在调查的几所中学里都区分了本部和国际部，我注意到，在你的观察里，这套金字塔等级体系都适用，你觉得本部和国际部学生的评判标准是类似的吗？

姜以琳：是一样的，我也很惊讶，论文都是要有一个比较的单位吧，我本来是想要比较精群体，少到没有办法做。有的话大多是少数民族，那又牵涉到更多问题。所以我就想，那就比较本部跟国际部吧，出国的跟不出国的学生，然后就发现完全一样。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在同一个环境下长大，从出生到18岁都在国内，处事的方式大概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一群人有三年是用英语上课，然后准备出国，另一群人是准备高考，像国际部的“学神”到“学弱”的体系划分主要也是成绩，最重要的是能申请到哪里，就像本部的高考成绩一样，说到底都是看成绩。

界面文化：这样的地位金字塔体系，你觉得和西方学校中的地位划分方式有何不同之处？

姜以琳：西方学校不是一个单一的金字塔，而是有几个评价维度，比如学业、体育、艺术音乐等。可能最被喜欢的是有学业成绩的学生，但学习成绩实在不好没有关系，体育好就行，或者音乐艺术好就可以。但中国的体系划分很简单，就是学习成绩加上惬意程度 ，其实就算没有惬意也没有关系，只要成绩高，地位就是高的。

界面文化：进了大学，你提到许多北京地区的学生，对比人口大省考入名校的学生们，无法再维持学霸地位了。这些精英学生们会有什么样的策略？会用什么方式区别于“小镇做题家”吗？ 

姜以琳：他们没有尊称过“小镇做题家”，显然这已经不是尊称了，但我连这个词都没有听他们用过。他们会跟我说那些人像疯子一样，“他们都疯了”，“像是神经病一样”。这些学生进入顶尖大学后，发现自己做不成“学霸”了，他们会把整个位阶都颠覆过来，改成为最顶尖是“学神”，第二层就到“学渣”，再之后才是“学霸”和“学弱”。扭转这套阶序的说法是大学要探索自我，要学会怎么生活，不能只是学习。

最有意思的是，我去问其他省的同学，大家也都服从了这一套新的排序。如果我说北京的大学生成绩不怎么样，其他省的同学会说，他们是“素质”更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懂得探索自己，和北京学生说自己的话一模一样。精英学生即使人这么少，但就是有能力扭转整个态势。

但对于出国的学生来说，就算发现自己滑落到了“学渣”，也没有能颠倒以前的序列。其中还有性别的差异，比如女生通常高中成绩都比男生好，所以去美国会读很好的学校，像普林斯顿、耶鲁这些地方，去了之后发现自己成绩不行。但男生可能学校没有很靠前，就发现自己成绩还不错。所以男生经过国外的一番洗礼，自信心都出来了，女生反而八成都出现了压力、焦虑等问题。

界面文化：我印象很深的是你在书中提到“假装惬意”的学生。她从耶鲁毕业，后来找的工作并不满意，但她向周围人强调，选择这份工作只是因为懒得继续再找了，实际上她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付出了很多，表面上的轻松掩饰了她实际上在偷偷努力。

姜以琳：她本来是“学神”，后来到耶鲁地位滑落，以为可以变“学霸”，但眼看着不能了，所以就赶紧强调惬意感。因为她不能变“学弱”，强调惬意感还可以把自己保留在“学渣”的阶层。“学神”是不会刻意强调惬意感的，“学渣”最强调，因为它一定要跟最下面的“学弱”分开。

界面文化：为什么变“学弱”那么让人害怕呢？大家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姜以琳：他们怕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回报，这是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跟所谓“美国梦”和“中国梦”的说法都不一样。

我们一直都觉得世界就是我努力就可以成功，至少努力会有一点希望，分数会更高一点，大家会更喜欢我一点，但最后发现尽了自己一切所能都没有成功机会。学生们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们会说“学弱”是基因问题，把成绩和地位归结为个人能力。大部分人避免变成“学弱”走的是不承认努力路线，有一些会假装不在乎，但其实他们很在乎。

对于努力但没有成果的人，这个社会不存在一种解释的话语或者机制，完全没有安慰，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四、从精英高中走向世界

界面文化：很多关注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复制的研究，考虑的是一个国家的情况。而你的这本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指出，精英地位的复制是跨国进行的，新生代精英完全可能在一个国家出生，到另一个国家接受教育，去第三个国家工作，最后在第四个国家退休。你觉得从全球范围内考察阶层复制，可以为此前单一国家范畴的考察带去什么新视野吗？

姜以琳：眼界放开的话，你在意的东西就会不一样。如果我只是在国内看的话，那上清华北大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进入一个国企单位也会是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嫁一个好先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化的话，在国内视野内原本重要的东西会发生扭转。

界面文化：你认为，中国的年轻精英之所以能够在全球精英大赛中胜出，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成为“学神”。但是全球精英竞争中的优绩主义标准和国内并不相同，中国精英是如何把高考经验转换为全球竞争的资本的？他们在中国升学竞争中所学习的策略，可以延伸为全球竞争优势吗？

姜以琳：最有趣的是，美国人没有在跟中国人来往，中国人一多就自成一国，有少数的学生是非常认真努力想要学习美国、英国，但毫无例外全部都失败了。我问在美国的学生，他们通常跟谁混在一起，你们朋友是哪里人，大多都是中国人。

一般留学生不跟其他人来往，可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就代表没有资源，networking不够好，但精英可以直接复制他自己的圈子。

界面文化：当中国新一代精英学生大量涌入国外，不同优绩标准是否会发生互动和冲撞？比如你在书后提到中美教育有相互靠拢的趋势？

姜以琳：有研究表示是会发生冲击的，加州有一些华人很多的学校，突然变成跟中国一样，连白人老师评价学生都是，TA很普通，就是个白人。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叫When White is Just Alright，发现白人在这套标准中已经变成中间档次了。还有研究说，美国很多白人看到学校或者社区里的华人或者韩国小孩变多，就会搬走。除了种族歧视之外，也是因为觉得这个学区难上大学，因为美国申请看的不只是SAT成绩，还有校内排名。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生意识到，成绩不好就上不了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越来越在乎有没有好的GPA，虽然其他的课外活动也很重要，但没有以前那么在乎了。

两国之间的靠拢趋势也会有的。如果你仔细看，从布什到奥巴马都在讲小学要开始考试，美国至少在K12前（编者按：指小学一至高三的教育体系，即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的基础教育）和中国越来越接近。另一方面，国内也有自招面试，高校希望招到多面向的学生，而不是只准备考试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至少在政策方面似乎是有靠拢趋势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采写：徐鲁青，编辑：黄月、潘文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