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拒绝给盗版书签名，凭什么被骂

历史作家马伯庸在南京签售新书的时候，有人拿着盗版书找他签名。工作人员发现后当场呵斥，指出那是盗版。马伯庸也表示“附和”，拒绝给买盗版书的读者签字。

马伯庸回应拒签盗版书

一、新盗版时代

据说有一部分网友和那位读者一样委屈：我也不知道是盗版的呀，作者这样对待读者是不是不合适？

作为一个书店经营者，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支持马伯庸。不要说盗版，即便你在网上买的正版书，到书店找作者签名也是不礼貌的。据说，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作家在书店做活动，是不会给那些从亚马逊上买书的读者签名的——因为要支持书店。

但是，那位读者的委屈是真实的，因为他可能真的无法分辨盗版。有人在网上发的照片显示，盗版的《太白金星有点烦》看上去和正版的没有什么不同。

@顾扯淡 在微博上发布的《太白金星有点烦》正版、盗版比较图，左为盗版。（图/微博@顾扯淡）

对普通人（尤其是不怎么读书的）来说，要分辨正版、盗版并不容易。几个月前，“外卖诗人”王计兵老师在成都分享诗集的时候说，广州一家单位找他做读书会，准备的几十本书全是盗版。他在重庆做分享的时候，也遇到了盗版。一本诗集被盗版，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光荣，因为这意味着它拥有巨大的读者群。当然，作为诗人本尊，肯定不会高兴，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损失了版税。

机构找王计兵做分享，肯定不会故意买盗版书。但是，他们买到盗版的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他们在网上采购，只会选最便宜的。一本还在正常销售的书，在当当和京东上，价格都是透明的，大概率是5折（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如果你在某网站，可能会看到两三折的——100%是盗版。

马伯庸和王计兵的遭遇，说明当下的盗版书已经猖獗到了何等程度。带着盗版书去见作者，这一幕荒唐的场景，并不能说明文化的繁荣，相反，它预示着出版业正面临着真正的困境。

王计兵诗作（图/@果麦文化）

20世纪90年代我读高中的时候，盗版书很猖獗。我花几块钱就买到了《鲁迅杂文集》，字很小，文字错误也多。现在看来，不管是封面、纸张还是印刷，都是“一眼假”。

从2010年开始，盗版书大大减少。一方面是文化执法部门的打击，另一方面，电商上的正版书也很便宜，在电商的自营店上购买盗版书，简直不可想象——一旦被识别为盗版，它们会面临重罚。

这种局面维持十年后发生了改变。人们发现在网上有更便宜的版本了。一些已经下架的书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极低，拿到手一看就知道是盗版。很多卖盗版书的都是个人开的小店，没人举报，文化执法部门很难发现。

还有一个因素，有买书习惯的读者，很有鉴别力，他们不会购买盗版书。而购买那些“低价书”的读者，对是否正版并不敏感。他们往往是随波逐流，看直播推荐，然后“全网比价”，购买性价比最佳的——他们大概率不会举报店家卖盗版。

平台上打出“库存书处理”口号（图/抖音）

二、如何创造良好文化生态

除了盗版，出版业和作者，还面临着一种新的困境：电子书时代，有人可以轻易搞到新书的PDF版。

最新的受害者是历史作家谌旭彬。他的新书《大变局》刚刚上市，就发现已经被人“盗版”。有人建了一个“众筹《大变局》PDF”微信群，谌旭彬在朋友圈曝光了这个群，也没给那些群里的人“打码”。

那些读者无疑是喜欢谌老师著作的，但是这种喜欢却变成了伤害，这样的行为，对著作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谋杀”，让他丧失继续写作的兴趣。

马斯克传记中文版上市的时候，有人在我书店的读者群发布了电子版，这引起了群内持续一天的争吵。这种“好心的行为”，很明显是一种侵权。但是，对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又是一个问题。大家的罪恶感没有那么强，是因为马斯克和其传记的作者，都遥远而且富有——如果是身边的作者，感觉又会不同。

传播PDF版就是一种新型的盗版，是对“正版电子书”的侵权。

在亚马逊上买新书，和书店相比，价格只便宜一点点，你选择网购，只是因为更方便，而不是更便宜，这样书店就有生存的空间；同样，一本书的电子版，也只比纸质版便宜一点点（理想的情况，这一部分相当于纸张和印刷费用），你选择电子书，只是因为喜欢不同的阅读方式而已。

这是让人羡慕的文化生态。它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知识和创造性劳动的价值，也让作者、出版社、书店和读者维持了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平衡。一本书只要卖几千册，作者就可以有体面收入，而书店店主，也不会每天焦虑如何卖咖啡、酒或者开发会员。

看起来，唯一吃亏的就是读者，他们不得不花更多钱。这意味着，在“发达社会”，书总是比较贵的。当然，也有一种补救措施，那就是二手书的流通。一个人不需要藏书，看完的书，卖给书店就行。

三、老实人联盟：读者和作者的新关系

中国出版业是另一种生态：正规出版社不得不以4折价格把书卖给当当和京东，以此来换取“流量”和展示机会；更低价的盗版书横行，让当当和京东成为“传统电商”，它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免费的PDF版横行，把作者气得吐血。

那些反版权的乌托邦主义者，有时候以“革命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可能认为，知识产权本身就是对知识传播的限制，是不合理的；在阅读和出版领域，“盗亦有道”，“读书人的事，怎么是偷呢”——这些看似有理的借口，其实非常无力。

在中国卖盗版书的小店主，其实是最没有底线的食利者。省去中间的一切费用，盗印的书籍即便2折卖出，仍有巨大利润。和他们相比，老老实实写书的作者，按照印数支付版税的出版社，以及苦命而勤恳的书店主，看上去更像是傻子，或者那个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

图书出版、销售需要各个环节的配合（图/《重版出来》截图）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也说明，在中国买正版书、读正版书，是真正“高贵”的行为，不但要花更多钱，也更有道德。如果没有这些人，文化的生态会更加败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你真的想读一本书，总有机会不花钱读到它，总有人会弄一个PDF版出来。此时，你仍然老老实实购买正版书，就是在“做一个好人”。

实际上，马伯庸拒绝给买盗版书的读者签名，也是在以实际行动，向这些“好人”致敬。这是读者和作者的新关系。按照那句俗话，你吃了鸡蛋，没必要了解下蛋的鸡——但是作家并不是鸡，而是活生生的人。到现场买书、见作者的读者，也比吃鸡蛋的消费者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正版联盟”，一个老实人联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张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