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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35岁的东京记者晴子，是日本人俗称的所谓“跨年面”（译者按：年越しそば，指代所谓“剩女”）。一年终结于12月31日，与此类似，日本人认为女性理想适婚年龄至迟为31岁。更有甚者，俚语里通常使用“圣诞蛋糕”一词，以示女性“赏味期限”是25岁前。
不过，也许不久后就需要更新词汇了，因为日本人现在结婚越来越晚，甚至干脆不结婚。从70年代开始，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6.9岁增长到31.1岁，女性则从24.2岁增长至29.4岁。50岁未婚人口比例从70年的5%增长至10年的16%。
其他发达国家也在经历着类似的变动，但日本在亚洲绝对是一马当先。譬如，韩国的50岁未婚比例仅有4%。而在西方，结婚率的下降伴随着未婚同居的剧增。可在日本，同居率仅增比1.6%。低结婚率意味着低出生率。这对国家而言是场灾难，伴随而来的是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加剧。日本的非婚生育率仅有2%，相较而言，英美该比率已超40%。
日本结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与其它发达国家类似。
比如女性受到更好的教育，更愿意追求事业，能够在经济上实现自足，不再将传统家庭视作圆满人生的唯一途径。但也有些根源是日本独有的。一般夫妻婚后立马就被要求尽快有个小孩，所以不想过早养育的女性对婚姻就尽量推迟。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希望最终能够成婚。2010年，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调查表明，86%的男性和89%的女性仍对成婚抱有期待。
经济现状才是该问题的重中之重。女性搜寻着富有经济保障的男性。男性则尽全力证明自己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挣扎在临时工和兼职上，想要证明自己更是难上加难。“我不希望老婆孩子因为贫穷错失美好经历。”24岁的井形纯木是家国际连锁酒店的实习生，声称自己决意推迟到中年再结婚。从事兼职工作的男性比起全职工作的男性结婚意愿更低。
女性恰恰相反：不想结婚的全职女性比兼职女性更多。症结在于日本人固守传统家庭两性分工观念。这一观念让女性困守于相夫教子，无法接受全职工作。日本丈夫通常也会要求妻子放弃工作。恋爱三个月后，晴子的男友就要求她放弃工作，被她果断回绝。
日本的家务分担也极不均衡，男性日均仅花费1小时7分钟用于家务和带孩子。而在美国则达到了日均约3小时，在法国也达到了2小时30分钟。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不容易相遇。相亲，或称包办婚姻，已日渐稀少。好工作僧多粥少，大学生们都把课余时间用于参加社团，以便充实简历。社会人则为工作疲于奔波。部分观点认为，男性变得羞于或是懒得搜寻理想伴侣。
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又构成了另一道屏障。沖家多佳子（音）是时尚婚介所的一名“把关人”。这里管事的都是妆容精致的女性。她说，上门的客户总是特别自我。他们要么期望一个梦幻伴侣（通常要一年半载才能让他们打消这些妄想），要么就只有最低要求，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三一般”：一般收入、一般外貌、一般受教育程度。
日本年轻人的匹配困境自然是生育率下跌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女性期望子女数目已从70年的人均2.13个降至现今的1.42个，日本人口萎缩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茧居族和啃老族的壮大也令人堪忧。所谓啃老族，即是步入成年依旧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并极度依赖于父母的群体。这一状况有助经济消费，可那些帮助人们融入社会的民间团体和社区协会在日本已经和其它国家一样式微。日本企业和雇员之间的终身雇佣制随着终身职务的减少也开始松动。“我很担忧父母过世后这些人会遭遇什么，”中央大学的社会学家山田昌弘教授说到。正是他创造了“啃老族”（parasite single）一词。
独居男女们即便并非御宅族（お宅，沉迷于ACG的人群）或茧居族（引きこもり，只蜗居在自己房间内的人群），也极少有对象。山田教授认为，这些人既不结婚也不恋爱，必然在别的方面能够弥补自身的亲密需求。他目前正在研究这类人群是否选择了性与浪漫的替代品，例如风俗业、GalGame、明星偶像、エロ作品或是宠物。
首相安倍晋三同样颇为关注这点。他领导下的日本政府极力企图拉动生育率。同时也想靠婚姻维系住家庭生活的根本。日本政府对组织相亲活动的城镇发放补助金以建造更多的幼儿园，并尝试废除妨碍已婚女性年收超过103万円（合1万美元）的配偶税收减免政策（译者按：指日本税收当中的“配偶者控除”优惠政策，如女方收入超过103万円，则家庭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减免）。
这些小修小补也许能维持一时。工作时间也会缩短，更关键的是，日本男性接受了他们不能按照父辈的节奏成婚的现实。但总体而言，政府在这样的文化转变中往往有心无力。再不想想过到一起的出路，日本男女青年或许就只有孤独终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