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检测，溯不了的源，合格证能提升农产品安全吗？

过去几年的媒体报道中，摊贩因售卖的韭菜、芹菜等农残超标被罚款的例子屡见不鲜，少则5000，多则数万。

政府和公众给予食品安全厚望的高级超市、中高端电商的表现似乎也不比“低端”的菜市场好多少。今年，公益机构“自然田”组织消费者从多家电商平台购买蔬菜后送检，结果发现京东的七鲜、阿里的盒马、美团买菜等平台上都有农残超标的蔬菜，最高超标55倍，甚至还有国家禁用的剧毒农药。

自然田今年7月送检的18种蔬菜中，有3种农残超标。

详情请见《消费者送检芹菜毒死蜱最高超标55倍！涉及七鲜、盒马鲜生、美团外卖》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农产品到底从哪儿来的，究竟有没有农残，对健康会不会有风险，似乎永远是无解的难题。以至于有人评论：反正一样是慢性自杀，不如选择成本最低的那种。

政府当然不会坐等老百姓“自杀”。自2008年以来，历届政府和领导也多次高调表示，食品安全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如何保证食品安全？如何确保“农残不超标”的基本底线？农业农村部最新给出的答案是：靠“承诺达标合格证”。

今年10月27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产品应当按照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保证农产品不使用违禁药品、非法添加，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

这一新规也对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了要求：他们除了要在收购时检查生产者开具的合格证，如果农产品在收购后进行了分装或混装，则需要重新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2022年的新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经将“承诺达标合格证”写入法律，此次推出的是立法后的实施细则。

那么，靠这张“承诺达标合格证”究竟能不能解决农产品的安全问题呢？

一、靠不住的检测

所谓“承诺达标合格证”，怎样才算合格？

2016年开始，农业农村部牵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试点，并在2019年转变为全国性试行。在整个试行阶段，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核心内容都是将“生产者自行承诺”作为开证的依据。生产者只要承诺“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即可。

试行期间，两家不同地区的家庭农场曾经开具过的农产品合格证，无论是手写还是机打，都可以“自我承诺合格”。

但目前公布的最新征求意见稿中，“自我承诺”的选项消失了。根据这版意见稿，生产者或收购者如果想证明没有违规用药，必须满足“质量安全控制符合要求”、“自行检测合格”或“委托检测合格”。换言之，要么有一套书面的企业制度约束，要么就得不停做检测。

不再靠主观的承诺，而是客观的检测结果，看似标准提高了，但以为有了“检测合格”这几个字，食品就安全了，那显然低估了农残检测中的门道。

市面上最简单的农残检测卡，成本价还不到1元，仅能检测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的农药，这些都属于毒性高，但正在国家管控之下逐渐退出市场的农药。

如果想要全面地检测，要么自建检测实验室，配备专业人员，也可以购买检测公司的服务，这类检测可以提供几十项甚至几百项农药的残留数据，但价格在少辄几百元，多则上千元。

网络平台上一种价格低廉的农药速测卡的检测能力说明。

受限于成本，目前大型批发市场、菜市场实行的例行抽查，也是对入场的蔬菜进行抽查，而且都是精度较低的快速检测方法，还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不同的农产品有不同的病虫害，使用的农药不尽相同，而且近年来农药也在不断更新迭代。普通农民也很难理解农药里有哪些成分，有什么危害，如何合理农药来保证农残合规。

因此，和实际使用的农药种类相比，目前各种抽查能够覆盖的项目也难免挂一漏万。

更糟糕的是，只要有规定，就必然有漏洞。外行和普通消费者，甚至监管部门，都很容易被这些技术细节操纵的结果所蒙蔽。

今年7月，公益机构自然田发现北京盒马鲜生销售的芹菜被检测出毒死蜱残留且超标4.6倍，并向政府部门举报。海淀区东升镇市场监管所则表示，盒马提供了包括检验报告在内的多份材料，没有违反食品安全法，拒绝予以立案查处。但仔细一看，盒马提供的检测报告根本不含有毒死蜱这一项。

很难说，面对已经被检测出禁用农药的毒死蜱超标芹菜，供应商、检测机构、盒马、市场监管所，哪一个环节在跟消费者开玩笑。

东升镇市场监管所给自然田开出的检测报告，不含被举报超标的禁用农药毒死蜱。

这一鸡同鸭讲的检测事故告诉我们，检测的悖论始终在于，因为成本限制，检测难以覆盖所有批次，所有种类的农药。而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检测”没有提及具体应该如何操作，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检测很可能成为一种技术和文件游戏，无法真正提升市场上的食品安全水平。

二、溯不了的源

退一步说：“合格证”证明不了食材是否安全，那能不能用来溯源？一旦在市场上发现农残超标，就能追溯到生产者。

许多年来，农业农村部一直致力于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而“承诺达标合格证”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去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立法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建立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目的是使“生产记录可查询、产品流向可追踪、责任可明晰”。换句话说，除了依靠检测把关，另一套办法就是靠溯源来追责。

然而，摆在溯源问题面前的最大障碍是农产品复杂的分销网络。

虽然消费者已经习惯了在超市或者电商平台上直接看到农产品的产地信息，甚至能标识到生产基地。但将这一溯源模式推广到主流的批发体系中并不现实。

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而把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带到全国人民餐桌的，是批发系统中的各级批发商和零售商。这其中包括在地头收购农产品的收购商，跨省运输的一级批发商，到达大型批发市场后还有二级、三级批发商。

因此，消费者平时在大城市里菜市场、超市和电商上买到的菜，很可能已经转过四五道手。在转手的过程中，不同生产者的产品总会在过程中混装或者分装销售，从事蔬菜收购的中间商通常收购几十家的蔬菜混装在一起，再分销给不同的渠道。

小菜摊上的菜，很可能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小农。超市菜架上的二维码也许会告诉你菜来自于哪个生产基地，但却很难见到究竟来自哪个生产者的说法。

新规其实也认识到追溯到小农的难度。前几年试点时一度大力推广家庭农场开具合格证，但大概效果不佳，这次正式立法时索性就没考虑他们，直接只要求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两类生产主体开具合格证。

既然难以追溯到小农，新版征求意见稿决定把压力传导到收购者：“从事农产品产地收购的单位和个人，除了要在收购时检查生产者开具的合格证，如果农产品在收购后进行了分装或混装，则需要重新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而开证的依据依然是那三条：“质量安全控制符合要求”、“自行检测合格”或“委托检测合格”。

换言之，以后下乡跟小农收购的贩子，如果要合规经营，大概还要随身携带检测装备，随收随测。即使收购贩子“不辞辛苦”地检测了，也开具了证明，但在混装之后开具的证明，依然只能证明收购者是谁，不能证明每一捆菜的生产者究竟是谁。

那么，合格证对于溯源还有多大的贡献？

进入流通环节之后，质量安全基本上都是依靠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检，图为北京一家菜市场张贴出的每日抽检结果。

昆明篆新农贸市场的农药抽检公示。作者供图

虽然合格证对溯源价值不大，但对中间商的威慑力不小。新版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条规定“对附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抽检出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或者常规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的”要从重处罚。

规定中也补充，“能如实说明其收购、进货来源的”可免于处罚，但对于天天跑地头的贩子来说，分清楚哪颗菜属于谁家是最不可能的事情。难道以后还要老乡对着每颗白菜按指印吗？

这下子收购商们更是进退两难了：不开证，被查出来就等着挨罚，屡教不改，100起步；开证，万一农残超标也是挨罚，5000起步，真可谓2023版“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回到现实层面，这些常年在田间地头跟小农收菜的贩子既没义务替政府监管农户，也没办法替农民担保农产品安全。

如果罚款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农业生产，那么它依然无法传导到生产者那里去，也很难从源头改变农药过量使用的现状。

三、小农和小贩：躲不开的现实

其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并非凭空想象。在管控严格的农产品进出口中，检测与溯源非常常见。但是，把一部分市场实践扩展为普遍性的法规，要求整个市场都这样做，不一定是明智之举。

然而，现实并没有阻止上位者对于“高效可溯源”系统的想象，他们似乎拒绝考虑这种想象是否能真正落地。

研究食品安全的专家经常讲，“小生产者太多”是中国食品安全管理困难的原因之一，仿佛如果消灭了小农和菜市场，都是大农场、大超市，就能管起来了。哪怕年复一年被事实打脸，都无法改变他们的这一思维惯性。

毕竟，在有些人眼里，给不会动的菜“贴码”还会比健康码更难吗？

试行期间，一家家庭农场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记录，只要在手机APP上点点就可以打印合格证。但小农追溯的问题真的是靠电子化就能解决吗？

就算顺着目前的监管思路，退一万步说，农业企业和合作社配合政策开好合格证，那大量开不出合格证的小农和家庭农场怎么办呢？没能力在田间地头做检测的小收购商怎么办呢？

没有了小农，谁来耕种那些分散的土地？没有了大量小型的中间商，谁来服务分散的小农？没有了他们，中国的食品供应还有保障吗？到时候食品安全是没问题了，粮食安全倒是可能有问题了。

更加现实的可能是，在整个制度都越来越依靠“检测报告”、“管理制度”来治理农产品安全问题时，只会由有能力写文书、开证明的公司来逐渐主导市场，小农和小型中间商要么选择依附于他们，要么只能“靠边站”，直至逐渐被正规市场淘汰。

网络生鲜平台依仗同样的逻辑，能靠体量和渠道优势迅速聚拢市场。这些看起来“更正规”的生鲜电商，却依然没有能力保证食品安全，屡见不鲜的蔬菜超标问题就是明证。

四、与其钻牛角尖，不如换换监管思路

大约十年前，研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美国日裔学者安田湖次郎（John K. Yasuda）发现，政府指望公司、合作社建立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样板，但都没有对带动小农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说白了，那些政策都在绕小农而行。

安田后来把他关于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博士研究整理出版为《论喂养大众》（On Feeding the Mass）一书。他认为，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中涉及一项关键冲突：有限的资源到底应该投入一小部分模范样板身上，还是在全体小生产者身上。

今天政府能够投入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了当时，甚至有些地方还在乡镇一级设置了“网格员”来监管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但问题却是类似的：我们需要的是维持一个看似能够被“完美运转”的系统，在其中所有监管政策都能够被执行，并且为此逐渐地把一部分人排斥出去，直到管理者看不见的地方？还是制定针对分散的小农和小商贩更加切实可行的政策，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底线？

用本次合格证新规最关心的农残药残来说，除了更严的管理和惩罚，以猪肉屠宰和检疫制度为例，尽管已实施多年，有没有提供安全用药的培训，告诉农民怎样能够少用药？有没有培训过农民，让他们知道如何通过改善土壤和环境让植物保持健康，真正从根源上减少用药量？各类农民培训里，把电商直播、如何卖货吹得天花乱坠，推广化肥农药的人天天开巡回讲座，关于少用药的问题谁真正在乎过？

再换个思路，一向因为“无证”被看不起的非正式市场，是不是也能给复杂的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提供一点启示呢？

尽管猪肉屠宰和检疫制度已在我国实施多年，但乡村的私屠私宰依然存在，并依靠街坊邻里、走街串巷、乡村大集这些最“原始”的非正规方式贩卖。

广东某美食高地的小作坊里，早上刚刚现杀的牛肉，在屠宰两小时内就被加工成著名的牛肉丸。虽然这些作坊从屠宰到生产都没有各种政府要求的许可证，也没见当地人因为无证就拒绝这种本地美食。

在购买无证肉、无证丸子的消费者那里，信任不是看有没有资质文件，而是根植于在地产业链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人际关系。紧密关系的建立，才可能让消费者相信自己的判断，让产销双方都承担起食品安全的责任。即使出现问题，由于短链销售，溯源也很容易，影响范围也不会太广，不必像美国欧洲那样动不动就全国召回不安全的农产品。

这种自主发生的互相信任不是比依靠证书要牢靠得多吗？地方政府是否也该动用动用“地方智慧”，鼓励在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端建立由信任主导的短链产销方式？

至少这也会比一张无效的合格证要强得多，不至于让人自欺欺人地处处留痕（无论要填的台账是纸质的、excel的、还是小程序、APP的），甚至被逼着弄虚作假。

参考资料：

农业农村部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https://www.moa.gov.cn/govpublic/ncpzlaq/202310/t20231027_6439161.htm

盒马又超标！消费者送检豆角高危限用农药克百威超标

https://mp.weixin.qq.com/s/cDVYbjh9NlL87IGT_oPLKw

芹菜毒死蜱超标举报后续：2超标地市场监管局不予立案

https://mp.weixin.qq.com/s/uqO-xpnugzcBHhByloz12A

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表决通过 全国人大法工委答记者问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2/09-02/9843254.shtml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作者：食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