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穷人总是作出不明智的错误决定？我知道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但请看一下这些数据：穷人借钱多，存钱少，烟抽得凶，运动得少，酒喝得更多，饭吃得更少。
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
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将贫困称为一种“人格缺陷”。我想没有多少人会像她这么直白。但认为穷人一定是哪里不对劲的人，并非只有撒切尔夫人一人。说实话，我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就在几年前，我才发现，我所认为的关于贫困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我偶然读到某篇文章，他们长途跋涉8000英里来到印度，对种植甘蔗的农民进行了一项实验调查。这些农民一次性的收入占到了他们全年收入的60%，即甘蔗收成后立即拿到的报酬。这意味着在一年中的某些日子他们相对贫穷，其他日子则相对较为宽裕。
研究人员分别测量了他们在收成前和收成后的智商，他们的发现让我大吃一惊。
因为收成前的智商得分远低于收成后的。事实证明，这是贫穷所导致的，对应了14分的智商落差。这种智商落差，与整晚失眠或酗酒后的结果相当。
几个月后，我与普林斯顿大学行为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本研究的作者之一埃尔达尔·沙菲尔讨论了这一发现。
简而言之，原因在于环境。
也就是说，当人们意识到缺少某种东西时，他们的行为就会改变。至于那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不论是缺乏时间、金钱还是食物，都会助长“稀缺心态”。
这会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你眼前的匮乏上，长远的愿景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穷人之所以作出愚蠢的决定，并非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会做出愚蠢决定的环境中。
突然之间我意识到，为何有那么多的扶贫计划都是无效的。
例如，对教育的投资往往不见成效。贫穷不肇因于知识的匮乏。最近对201项资金管理培训有效性的研究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几乎没有半点成效”。这并非说穷人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他们绝对可以变得更加聪明，但这还远远不够。正如沙菲尔告诉我的：“这就像教人家游泳，然后把他丢到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现代经济学家有一些解决方案。比如我们可以帮助穷人做些文书工作，或者寄给他们一些文字信息，提醒他们付清账单，这种类型的解决方案非常受现代政客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它们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治标不治本。
我问沙菲尔：“为什么一直在边缘进行小修小补，而不是直接提供更多资源呢？”
“你是说直接发放更多钱吗？当然，那会很好，”他说。“但鉴于明显存在的限制……你在阿姆斯特丹拥有的那种左翼政治在美国根本不存在。”
但这真的是一个过时的左翼观念吗？
我记得读到过一个古老的计划，一些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曾提出过。哲学家托马斯·莫尔在500多年前写就的《乌托邦》中暗示过这个计划。支持他理想的人士横跨左右两派，包括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保障基本收入——每月给你足够支付基本需求的费用，包括食物、住房和教育。而且这是完全无条件的：它不是恩惠，而是一种权利。
但事情真的能够如此简单吗？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阅读了有关基本收入的一切书籍资料。我研究了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数十项实验。没过多久，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小镇的故事，它实现了这一目标——消除了贫困——但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它。
故事始于加拿大的温尼伯。
想象一下一间仓库的阁楼，近2000个盒子被尘封着。它们装满了大量数据——图表、表格、采访——关于有史以来最引人入胜的社会实验之一。艾芙琳·福赖特是曼尼托巴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她在2009年第一次听说了这些记录。当走进阁楼，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俨然是关于基本收入的信息宝库。
该实验始于1974年，位于温尼伯西北部的陶芬镇。该镇的每位居民都得到了一份基本收入保障，以确保没有人低于贫困线。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一切都进展顺利。但后来，保守派政府当选执政。新的加拿大内阁认为这个昂贵的实验没有太大意义。因此，当很显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分析结果时，研究人员决定把他们的文件打包起来，放进了2000个盒子。
当福赖特在30年后发现这些档案时，没有人知道这个实验是否证明了什么。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对数据进行了各种统计分析。不管她尝试从什么角度进行分析，每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个实验——这是同类实验中最长且最成功的一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福赖特发现，陶芬镇的居民不仅变得更富有，而且更聪明、更健康。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显著提高。住院率下降了8.5%之多。家庭暴力投诉和心理健康问题也有所减少。人们也没有随意辞去工作——只有一些初为人母的女性和学生减少了些许的工作量，而学生们则更久地待在学校。
这就是我从中学到的。当面对贫穷的问题时，我们中较富有的人不应自以为比穷人更了解。金钱的伟大之处在于，人们可以用它来购买他们自己所需的东西，而不是由那些自封为专家的人来决定买些什么才是他们需要的东西。
想象一下，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创业者、科学家和作家如今正因为穷困而消磨殆尽。如果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贫困，我们将能够释放多少能量和才华。
虽然它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弊病——比如在住房稀缺的地方，租金上限和更多社会住房等想法是必要的——但基本收入对人们来说就像风险投资一样。我们无法承受放手不管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贫穷本身就是一种巨额支出。
看一下美国因儿童贫困所付出的代价：据估计，美国儿童贫困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包括更高的医疗支出、更少的教育和更多的犯罪。这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的潜在浪费。只需花费1750亿美元，即该国当前军事预算的四分之一，就能完成陶芬镇很久以前所做的事情：消除贫困。
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小想法和小推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提出新的、激进的想法的时候了。如果这对你来说听起来很乌托邦，那么请记住，文明的每一个里程碑——奴隶制的终结、民主、男女平权——也曾经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我们有研究，有证据，也有手段。现在，距托马斯·莫尔首次撰写有关基本收入文章的500年后，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世界观。
贫穷并不是人格缺陷。贫穷就是缺乏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