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两栖的小镇青年，比都市人有更多的选择？

一、问题意识

近年来，小镇青年渐成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从议题设置角度看，小镇青年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群体。从大众文化史的视角来看，小镇青年所处的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在历史大潮中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积极向上的形象逐渐成为被遮蔽的主体^[1]。而一旦“被发现”为具有潜在消费能力和独特文化品位的消费者后，小镇青年就成了一个文化符号^[2]。乃至于，这一文化符号为这部分群体所接受，在短视频媒体上自我身份建构以及城乡关系叙事^[3][4]中，得到了广泛共识。

小镇青年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的是其映射的阶层属性、精神气质、审美品位和情感归属^[5]，这在学术界具有高度共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小镇青年在社会现实中的群体画像却极其模糊。将小镇青年在不同的研究议题中定位为不同的人群。比如，小镇青年的年龄范围各有不同，国内外不同机构将“青年”分别设定为14~44岁、16~45岁、14~35岁，不少研究将小镇青年设定为18~35岁，且将小镇青年等同于小镇返乡青年。

定义的模糊性，本身就意味着小镇青年在现实社会中的构成复杂性。既有研究对小镇青年的思想状况^[6]、文化生活^[7]、消费方式和创业行为等^[8][9]都有所涉猎，但由于经验对象的模糊性，小镇青年的画像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小镇青年是中国城乡关系变动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重要命题，其主要内涵包括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优先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区域经济共同体合理布局的发展模式^[10]。

彼时，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形态“洗脚上楼”，在户籍身份上从农民变成市民。但“农转非”人口和村庄保留了密切的联系，其生活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并未产生身份焦虑。进入90年代，大城市发展战略逐渐代替小城镇战略，成为城镇化的主导模式，催生了民工潮。第一代农民工在年轻时进城务工，将获取足够多的现金收入作为首要目标，他们普遍没有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保留了乡土生活方式，且在农村保留了完整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农民的身份认同上并不模糊。

但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进城和返乡成为城乡互动的基本面貌。其核心特点是，农民塑造了“亦城亦乡”的生活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完整的城市生活体验，其在城市务工的同时，也逐渐习得城市生活方式，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意愿。

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支持下，中国开启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渐进式城镇化进程^[11]，大量无法在大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并未返乡，而是退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2022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22%，其中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30%。客观上，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农民高度异质化，其在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发生分野，农二代在生活方式上引发代际革命。

如果将“青年”和“城乡关系”视作两个基本维度，则小镇青年的范畴是比较清晰的。一份试图反映小镇青年思想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将年龄在16~40岁，长期生活在县乡镇村的青年人定义为小镇青年；按照常住地划分，他们包括“原住小镇青年”“回流小镇青年”“游离小镇青年”^[13]。

事实上，当前城乡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城乡二元分割和乡城单向流动，转变成“非城非乡”或者说“又城又乡”，其核心表现便是“城乡两栖”现象的出现^[14]。本质上，小镇青年是城乡两栖者，其在生活、就业、交往和文化观念上，都具有鲜明的两栖特征。

本文将延续城乡关系的视角，尝试描绘小镇青年的群像，探讨其生活方式转型的路径。为此，本文以一个小城镇为田野调查地点，对生活在该镇的小镇青年展开群体研究。Y镇地处闽西南地区的闽粤交界处，受珠三角和闽南三角区两个经济活跃区域的经济辐射。该镇共有16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户籍人口3.6万人，境内有1条国道和1条高速公路经过，辖区内还有一个工业园区，历来是闽西南地区的工业重镇和边贸重镇。

2020年，该镇农业总产值7.29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44亿元；限额以上贸易业销售额、营业额35.42亿元；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0.7亿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06万元。由于该镇聚集了一定规模的企业，且有较为发达的交通运输业和商贸服务业，再加上规模化农业转型，使得该镇聚集了相当规模的小镇青年。

二、小镇青年的城乡旅行

小镇青年大多经历过城乡间的流动循环，在“进城”与“返乡”的选择中，最终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落脚”小城镇。我们访谈的小镇青年，无一例外都有城市旅行的经历，他们通过务工、经商、考学和参军等经历，体验了城市生活。以城乡旅行的类型和时间为尺度，小镇青年主要分为原住民小镇青年、回流小镇青年和游离小镇青年三种类型。

原住民小镇青年指的是老家在Y镇，有短暂或浅度大城市生活经历，最终落脚在小城镇的青年。我们访谈的小镇青年中，大约20%属于原住民小镇青年。这部分小镇青年，年少时在Y镇上学，成年后在城市上大学、参军或短期务工，体验了城市生活，但最终选择将Y镇作为人生归宿。

典型如阿宏，2012年毕业于福州的一所三本院校，在校期间就对城乡差异有清醒认识，“不甘心每天都在重复机械般赶时效的工作”，再加上老家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大学一毕业就决定回到Y镇创业。阿义家境殷实，在集镇出生长大，父母经营了一家大型酒楼，且还有其他产业投资。他在福州某二本院校毕业后，就回家帮忙父母，以备继承家族生意。

阿松高中毕业后即到省外某空降师参军，复员后回到了Y镇的公路检查站上班，也成了标准的原住民小镇青年。阿泉是家中独生子，大专毕业后，刚好工业区有一家新厂开业，需要技术人员，他也就顺其自然回家。

有部分小镇青年虽然没有上大学或参军的经历，且一直在小镇生活，却也有意识地增加城市生活经历。阿财初中毕业后就在村里养猪创业，他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就成了养猪能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集镇盖了房，还有不少积蓄。但他觉得人生中应该有城市生活经历，于是在做好充分计划后，于2011年秋季到了广州务工了三个月。和很多小镇青年一样，他也认为“打工是打不出头的”。果然，三个月后阿财就返乡继续其在Y镇的事业，从此再也不想到城里去的事了。

在2018年扫黑除恶之前，小开是Y镇的一个小混混，初中还没毕业就成了Y镇“江湖老大”的马仔，其主要工作是看管欠债不还的赌徒。在“江湖”上混，小开也少不了跟着老大走南闯北，到周边大城市吃香喝辣的。

回流小镇青年指的是曾长期在大城市工作生活，最终选择返回小城镇定居的青年。我们访谈的小镇青年中，大约40%属于回流定居小镇青年。绝大多数回流小镇青年都有共同经历：在学校毕业后，在其本人意愿和家庭支持下，主动或被动地在大城市闯荡；但到了特定时间节点，如结婚生子阶段，因为无法支撑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进而选择回到小城镇。

阿岳、阿胜都是在父母支持下在厦门闯荡过几年。阿岳在厦门开餐馆，生意虽然不错，“比进厂打工强”，却不足以支撑在大城市定居和完成家庭再生产。并且，他腿部患有静脉曲张，无法长久站立，厨房工作也注定无法持久。在和女朋友商量后，就下决心返回了Y镇结婚生子，开了一间茶楼，还买了一辆车兼职跑运输。

阿胜在技校学习的是理发，毕业后在厦门开了一间理发店，其收入也是中规中矩，也注定无法在厦门立足。在开店期间，阿胜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筹划结婚后，就回Y镇开了一间美容美发店。让他俩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把大城市的经营方式（如会员制，增加洗头按摩等附加服务）引入Y镇，生意竟然异常火爆。

大多数回流小镇青年还是到了工业区上班。阿平在福州、广州、厦门等大城市工作了很多年，还曾被骗进一个传销组织，对“城市套路深”有切身体会。他在厦门的一家电子厂干了很多年，其间结婚生子，老婆在家带孩子，他独自在厦门打工，每逢假期返乡小聚。2021年，他已把厦门的社保缴足年限，终于安心返回Y镇工业区上班。

很多回流小镇青年都有过多次城乡循环旅行，阿伟是其中的典型。阿伟的第一次乡—城旅行是在外求学工作。早些年，阿伟在龙岩的一个技校的兽医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当地一间大型猪场工作。后来，阿伟谈了一个外地女朋友，为了结婚生子返回了Y镇，在父母的支持下买了一辆车跑运输。

但是，运输的业务并不稳定，入不敷出，再加上闲暇时间太多，就陷入了网络赌博中。2018年，阿伟因欠下巨额赌债“暴雷”了，不得不随父母投奔珠三角的一位亲戚，在亲戚开的一家工厂上班挣钱还赌债。2022年，其赌债还得差不多了，又加上亲戚家的工厂经营困难，就返回Y镇的工业区安心上班。

游离小镇青年指的是出生成长在乡村，后去大城市务工经商，却在乡村保留了完整的社会关系，还经常和原住民小镇青年和回流小镇青年聚会，却也无法真正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的小镇青年。我们访谈的小镇青年中，大约40%属于游离于小城镇。游离小镇青年可能随着年龄渐长最终在城市立足，渐渐断了和家乡的紧密联系，成为城市青年。但他们最大的可能性是在生命历程中的某个环节，返回家乡成为回流小镇青年。

Y镇的游离小镇青年，在空间上呈现出聚集特征。“80后”游离小镇青年最重要的聚集地是珠三角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Y镇第一代农民工的流出地便是珠三角地区，当地工厂多，且市场机会比较大，少数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在这些城市安居，这使得“80后”新生代农民工也大量流入这些地区。

Y镇距离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都是500公里左右的距离，交通比较便利，这使得在这些地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能够和Y镇保持密切联系。但Y镇的“90后”和“00后”游离小镇青年的主要聚集地却是厦门和龙岩，Y镇距厦门只有300公里，距龙岩则只有100公里，这两个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和Y镇的同学、朋友和亲戚保持了极其密切的联系。

比如，阿岳和阿胜都曾在厦门生活过多年，他们在厦门即经常聚会，他们返回Y镇后，也还常常返回厦门和朋友聚会，而这些朋友回乡后，他们也必定会聚会。以至于Y镇的很多父母都有共识，这些小孩到了这些城市，简直是“如鱼得水”，指定是不可能安心赚钱的，哪怕是赚了钱，也没法攒钱，而是消费掉了。

阿金在厦门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收入虽然不错，却很不稳定。但这份工作需要一定的社交能力，也让他习惯了城市的花花世界，他俨然是厦门那一帮游离小镇青年的组织者。2016年，阿金学会了网络赌博，有一次一晚上就赚了9万元。他在厦门一个滨海五星级酒店包了一个房间，请Y镇的朋友疯狂了一把。从此，Y镇的小镇青年普遍都迷上了网络赌博，到2017至2018年，不少小镇青年都欠下巨额贷款，“暴雷”了。

游离小镇青年在小镇青年群体中有独特功能，他们往往是原住民小镇青年和回流小镇青年在城市暂时落脚的接待人。阿国是“80后”，中专学的是服装裁剪，毕业后除了短暂时间在杭州工作外，一直在广州的各个服装厂工作。相当部分服装厂的规模并不大，还有非常多的小作坊。阿国是技术工，找工作很容易，不断换工作，但始终没离开过广州。

在阿国的城市旅行生涯中，一个重要的生活经历便是收留那些初到广州的老乡和朋友。比如，阿雄曾在Y镇做猪贩子，但因为赌博，欠下了高利贷，实在没办法，就跑到广州边打工边躲债，在阿国出租屋免费吃住了半年时间。

在建构主义话语中，小镇青年往往是在社会阶层中加以定义的。“小镇”本身就意味着“底层”，小镇青年也一般被认为是无法融入城市的底层群体^[15]。但从访谈过程看，小镇青年对阶层身份并不敏感，其身份认识主要是基于城乡关系。他们的参照系并不是那些城市原住民，或在精英大学毕业的同龄人，而是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同辈群体，以及第一代农民工。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小城镇也具备了城市生活特质，还能够充分利用乡村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为其提供较好的人生发展机遇。也因此，他们对进城和返乡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且在生活方式上已经习惯了城乡旅行。

三、务工与创业的双向循环

小镇青年在劳作活动上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新生代农民工进厂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少，他们更加注重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入，进入外卖骑手等行业。Y镇有经商创业的传统，使得很多小镇青年的职业生涯初期，都是以“创业”为导向，哪怕是在大中城市务工，获取工资收入并不是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学习行业特征、市场规则、成本收益核算等经验。2014年国家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鼓励后，相当部分Y镇青年都投入了创业潮之中。

在Y镇，“打工是打不出头的”，几乎成了所有人的共识，绝大多数小镇青年都有创业经历，形成了丰富的创业生态（见表1）。但创业有风险，还是有相当部分小镇青年进入工业区上班；也有少部分小镇青年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创业风险，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即选择进企业，将“白领”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由此，Y镇小镇青年形成了以创业为导向，务工为兜底的就业行为，他们在务工和创业之间循环往复。

“农二代”是Y镇第一个创业青年群体。“农二代”在创业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多大社会支持，主要是依靠自己独立闯荡寻找市场机会。在Y镇，小镇青年的父辈（主要是“60后”和“70后”）已经在发起一场农业隐形革命，主要表现为农业增长不再依赖传统的大田作物的增长，而是向肉禽蛋奶果等附加值更高的新型农业方向发展^[16]。

Y镇历史上就有若干传统农业，如烟叶、食用菌等产业，虽然是经济作物，但仍然是小规模的家庭生产模式，市场风险有限。20世纪90年代末，Y镇农民开始探索规模化生猪养殖，到2000年左右，这一生产经营模式获得成功，Y镇俨然成了一个养殖大镇。Y镇几乎家家户户都规模化养殖生猪，一般养猪户的存栏为200头左右，年平均收入可达20万元。

相较于与生猪养殖相关的饲料加工与供应、生猪贩卖与运输等行业，生猪养殖收益更高更稳定。比如，阿胜和阿伟的父母在村里养猪，收益颇丰，为他们在集镇盖了楼房。阿宏的父母则是开了一家饲料加工厂，年入百万，为其奠定了厚实家产。

规模化的生猪养殖改变了Y镇农民的生产行为。生猪行业的收益虽然不错，却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养殖户需要有一定的市场嗅觉，以便调控养殖规模。并且，养殖户还需要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不断学习养殖技术，最大限度减少猪瘟影响。

阿财虽然是“80后”，却没有外出务工，也就顺其自然地进行了规模化养殖。由于其年轻，好学肯干，竟然成了村里最成功的养殖户之一，早早就依靠自己的努力在集镇盖了房，还买了车，结婚生子也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阿雄不仅自己养猪，还兼职从事生猪交易经纪人的工作，他几乎垄断了所在村的所有生猪交易市场，仅中介费就可年入10万元。

“创一代”是小镇创业青年的主体。他们一般需要依靠自己务工去积累一定的技术、资金和人脉，寻找适配自己的产业。Y镇的服务业极其丰富，但凡是大中城市流行的新业态，“创一代”会在极短时间内引入Y镇，比如，美容美发、时尚餐饮、电商服务、休闲馆、茶馆、大型超市。一些较为传统的服装、手机、化肥农药、家电、餐饮行业等，“创一代”也会加以改造，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服务。

阿胜和阿岳在厦门闯荡之前，都跟过师傅，学习过相关技术，阿胜还特意去了知名连锁理发店工作，但两人后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己开店创业。他们的父母在支持其创业时，都抱着锻炼年轻人事业心和社会适应性的心态，并不在意其回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的确交了学费，但大体上也是成功的，回流到Y镇后如鱼得水。

阿胜事后回忆说，厦门的务工和创业经历，对其在Y镇的立足至关重要。小型理发店最合适的经营模式的确是夫妻店，它可以最大限度节省成本，但美容美发是一个和时尚沾边的服务行业，需要及时跟进大中城市的时尚潮流，如此才能在同行业竞争中保持优势。阿胜之所以能在Y镇创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创新了会员制等经营模式，还迎合了小镇女青年洗发、美容等休闲消费的需求。

“创二代”小镇青年因为家中有产业基础，也有极强的家庭支持，一般都是大学毕业后即开始创业，父母或其他家人是其创业导师，创业领域一般都集中在大规模的服务业和工业。阿宏和阿义都可以说是Y镇的“富二代”，但他们的父母都希望他们成为“创二代”。

阿义父母经营酒楼生意，在工业区还投资了一家工厂化生产的食用菌厂。酒楼生意是一个极其传统的行业，严重依赖于人际关系网络；但投资却是一项较为专业的领域，不仅需要人脉，还需要对行业和管理有一定经验。阿义作为家中的独子，大学一毕业就回家帮父母打理生意，以期将来全盘接手父母的产业。

阿宏的父母主要从事饲料加工产业，在其返乡之时，这一产业已因生猪产业的萎缩而逐渐没落，但家中已为其准备好了创业基础。阿宏的姑父时任村支部书记，在其筹划下，阿宏成为返乡创业青年的典型代表，父母帮其流转了10亩土地发展百香果种植。他参与其中，一开始就引入了电商和采摘园模式，第一年就实现亩产5000斤，售卖净利润能达到12万元。在Y镇百香果普及后，他又转而种植罗汉果，也获得了成功。阿宏也因为创业有为，成为村干部，并在2019年换届选举中担任村支书。

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创业青年，都可能失败，其结局便是进厂务工。2015年开始，Y镇所在的地方政府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养殖污染治理，生猪行业受到重挫，“农二代”面临转型危机。阿雄早早就因个人原因到广州打工了，2019年返回Y镇，直接进入工业区务工。阿财在村里的猪舍封栏后，还在山沟里偷偷养了几年猪，但挣扎几年后，还是找了一个工厂上班。

在阿雄和阿财看来，到工业园区上班是一个无奈却也可以接受的现实，他们有家庭负担，又到了一定年纪，无法承担创业风险，在工厂上班稳稳当当养家糊口，也未尝不可。相比而言，“创一代”进厂工作多少有点不甘，他们在进厂工作之初，多数还是想着有机会继续创业。但事实上，只要进入工厂工作几年，其创业的窗口期便已消失，很可能就会一辈子在工厂工作下去。

比如，阿伟当初放弃兽医专业买车跑客运，是秉持一种不给人打工自己创业的心态，但很快就面临私家车普及的状况，其最终因赌博欠债进厂务工，有一定必然性。阿雄在其职业生涯前期，无论是在家养猪，或做生猪交易经纪人，都是极其自由散漫、需要有极强社交活动的工作，包括他自己在内，所有亲戚朋友都没想到他可以进厂务工。但从被迫到广州务工，到返乡进工业区上班，却不知不觉过去了六年时间，他早已习惯了工厂上班的生活。

如果说大中城市的工厂是一部分小镇青年学习城市生活方式，为创业做准备的场所，那么，小城镇的工厂则是小镇社会一种兜底机制，也是一种规训体制，是小镇青年创业失败后的退路。与创业的激情、不确定性强、收入不稳定等相比，进厂务工需要的是长时间工作，但确定性比较强，收入也比较稳定。

Y镇工业区的普通工人月薪4000~5000元，有一定技术或职位，可达7000~8000元，这和大中城市的务工收入差距已经不大。在Y镇，绝大多数小镇青年都是在创业失败或人生受挫的情况下进厂务工的，其务工的稳定收入足以保证其维持基本的家庭再生产，且还有一定积蓄。而一旦在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小镇青年也会习惯这种有规律的生活。

2014年，Y镇工业园区开园，从珠三角等地区转移了一部分电子产业，顺其自然地也吸收了在外务工的小镇青年。如阿泉这样的一开始就留守Y镇，家中没有产业基础，进工厂反而有一定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也成了Y镇的产业工人。并且，阿泉也如其预期一样，几年时间内就成为工厂的中层，成了“小镇白领”。

四、“两栖”消费的结构性转化

在日常消费领域，历来存在节俭和奢侈并存的“两栖”消费行为，人们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节省、抑制和延迟享受来支持某个特定领域的消费享受的提早实现^[17]。比如，小镇青年的父辈，基本上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省吃俭用，来实现住房的升级换代，进而实现了就地城镇化。

通常情况下，人们普遍把中国社会的“两栖”消费现象置于不同人群，认为都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天然具有消费主义倾向，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则具有消遣性，是节俭和苦行僧式的。农村出现的一些消费主义文化，往往也被认为是受都市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

但在小镇青年身上，城乡消费的二元性已经不存在，“两栖”消费发生了结构性转化，日常生活消费已经不存在部分领域节俭、特定领域奢侈的现象，苦行僧式的消费文化，在小城镇已经没有合法性。但也没有完全接受消费主义风格。

具体而言，“两栖”消费的结构性转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明显的消费升级现象，传统日常生活中的“节俭”观念，在小镇青年中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对衣食住行的消费，主要不是满足生存需要，而是服务于社交娱乐、生活质量提高的需求，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在小镇青年内部，存在消费主义和理性主义并存的新“两栖”消费结构，两种消费风格有规律地分布在不同年龄和职业的小镇青年群体中。

近年来，中西部县域城镇化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农村青年通过住房、彩礼等代际财富转移，实现了人的城镇化。在教育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出现了年轻妇女进城陪读、青壮男性异地务工、中老年夫妇村庄务农的“一家三制”现象^[18][19]。在“一家三制”的家庭策略安排下，那些进城陪读的小镇青年女性也实现了都市生活方式转型。

而在东部地区，乡村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促进了空间城镇化，为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提供了便利的城市生活空间^[20]，顺其自然实现了城乡消费升级。

根据我们的统计，Y镇农民的住房城镇化率达到了85%，绝大多数村庄人口都在城镇购买了住房。这些已经实现城镇化的家庭，20%在广州、厦门、龙岩等大中城市购买住房，还有80%在Y镇及其所在县城购置住房。Y镇住房城镇化是由小镇青年的父辈通过三次住房城镇化浪潮实现的。

一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少数村民在乡镇企业工作，通过农转非形式进入Y镇，并在Y镇购置住房。二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前十年，Y镇进行了多轮小城镇建设，吸引了先富起来的村民在集镇置业安家。地方政府还通过“造福工程”，将偏远山区的村民安置到了集镇。三是2010年之后，随着Y镇工业园区的开园，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向乡镇集中，除了少数条件较差的家庭，几乎所有家庭都到Y镇置业安家。

住房城镇化都是“两栖”消费结构化转型的基础。只不过，中西部地区在异地城镇化以及乡村工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住房城镇化的速度具有一定的延迟性，小镇青年的城乡消费并轨具有鲜明的代际剥削特征。

而在Y镇这一类型的就地城镇化地区，城乡消费并轨和住房城镇化相匹配，农民家庭在没有住房城镇化压力的情况下，可以集中家庭资源进行消费升级。在Y镇，小镇青年已在践行都市化生活方式，他们不仅注重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升级，对衣、食、住、行都有较高品质的要求，且将娱乐社交视作消费必需。

阿松一家四口人，有两个女儿，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他是村干部，每年工资收入有5万元，妻子在家打理10亩百香果园，2021年纯收入有5万元，家庭总收入为10万元。总体而言，阿松家差不多只能维持收支平衡。表2是阿松2021年家庭消费简表。其中可见，阿松一家全年的消费支出为101500元，这在Y镇小镇青年家庭算是中上水平。

Y镇虽然是一个小城镇，但生活消费水平并不亚于大中城市。比如，食物消费的商品化率已经非常高，阿松家在村里有住房和田地，在小镇也有商品房，但已经不种植蔬菜和养殖家禽家畜，这使得其日常食物消费就达到30000元，且还花了5000元在酒店请客吃饭，另有8000元的抽烟消费。小镇青年的食物消费并不主要是为了维持生存，而是为了增加营养以及满足消遣和社交功能。

阿松家拥有一辆小汽车，每年的车险和油费得18000元，这已经是小镇青年的标准刚性支出。此外，阿松和大多数小镇青年一样，其日常休闲活动是打牌，偶尔会去娱乐场所唱歌，这种消费在他看来也必不可少。在大多数小镇青年看来，社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事业投资。

在Y镇，小镇青年的社交娱乐和创业行为间有隐蔽联系。“创业”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但其本质是一种风险投资行为。有些小镇创业青年的创业行为具有稳健特征，往往是因为有足够多的经验学习对象和较为健康的休闲娱乐方式。

比如阿宏，他有经验丰富的创业导师，且其返乡创业有一定的家庭基础，创业项目也就比较合理。更重要的是，其成长路线图就是通过返乡创业青年的身份进一步成长为大学生村官，故而比较注重节制业余生活。他不抽烟，只喝酒；不打牌，但也去娱乐场所参与活动。但对于相当部分小镇创业青年而言，聚众打牌、抽烟喝酒都是娱乐社交的媒介，通常也被认为是建构社会资本的正当途径。而一旦把持不住，且创业项目又远未成功，他们就容易陷入困境。

但对于大多数小镇青年，尤其是处于创业阶段的小镇青年而言，创业行为具有鲜明的风险偏好特征，很容易遭遇市场风险从而陷入困境。事实上，2021年是阿松家财务状况比较好的一年，百香果丰收，市场销路也不错，且没有其他意外。在此之前，其百香果的收成并不好，一直是依靠父母补贴才勉强度日。阿松算是运气不错，逐渐摸索出了创业经验，在父母支持下逐渐挺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其创业行为也逐渐稳健。

但对于很多心性不成熟的创业青年来说，不仅难以投入精力去认真创业，日常生活也表现出极强的风险偏好特征。2018年是Y镇小镇青年集体“暴雷”年。这一年，大批小镇青年因为网络赌博而欠下巨额债务，宣告信誉破产和创业失败。阿义家境厚实，但欠债也最多，总计300万元，这也迫使其父母重新接管酒楼生意；阿伟欠下40余万元赌债，最后只能将准备创业的新车抵押，将一半债务分解给父母承担，自己也进厂务工还债，老婆离婚。

不过，小镇青年并存的两种消费风格，都具有广泛的合理性。阿松的消费行为是典型的消费主义风格，他是村干部，又是创业青年，需要通过消费来维系社会关系，高消费对于小镇创业青年群体而言，已具有文化共识。但对于那些小镇务工群体来说，除了必要的消费（包括已经升级到衣食住行消费），用于娱乐社交的高消费，则被认为是“傻”，其消费文化的共识是“安心过日子”。

两种消费风格并非泾渭分明，很多创业成功的小镇青年，其消费都有节制。而一些创业失败的小镇青年进厂务工后发现，他们并不是接受不了消遣主义的消费方式，只是没试过而已。并且，那些看似天文数字的债务，只要认真上班，有计划地还债，也不困难。这是因为，一旦进入工业园区上班，通常需要一天工作10~12小时，月休一天，不仅赚得不少，且根本就没有时间参与娱乐社交活动。这一进一出，可以存款不少。

因此，小镇创业青年呈现出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和小镇青年工人展现出的节俭且有规律的消遣主义生活方式，构成了“两栖”消费的基本面相（见表3）。小镇创业青年的消费，除了生活必需支出，还有较大比例的娱乐社交支出，他们的娱乐休闲圈子大、频次高，其消费风格有极强的量出为入、风险偏好，并不轻易降低消费水准。按照Y镇人的说法，“日子过不下去了也要死撑着”。

客观上，小镇创业青年的高消费，和其创业行为密不可分，消费不仅是为了维持家庭再生产，也是服务于事业发展。但小镇务工青年的消遣，主要支出是服务于家庭再生产的生活必需，社交圈子小，频次也低，因工资和闲暇时间都比较稳定，导致其消费行为的计划性极强，可以做到精打细算。

“两栖”消费曾一度被认为是转型社会的特有现象，带有消费模式的“过渡”特征，是传统的“节俭”心理和现代的“享乐”欲望同谋合作的产物^[21]。但从小镇青年的消费行为来看，“两栖”消费深深地嵌入了城乡社会结构中，与小城镇社会存在的多元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无论是消费主义风格，还是消遣主义风格，它们都有极强的社会基础。并且，“两栖”消费行为虽然在人群分布上具有规律性，但他们并非不可转化，且两种消费方式也并非不可通融。

五、“城乡两栖者”的身份塑造

“城乡两栖者”是城乡融合发展催生的特殊群体，它原本是基于流动人口市民化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既不完全是城镇化，又不完全回归乡里，或者说既城镇化，又回归乡村的农村流动人口^[22]。在通常情景下，“城乡两栖者”是一个尴尬角色，他们接受了城市生活方式，有强烈的动机成为市民，但又因大中城市的制度障碍和政策阻碍，以及个人的经济收入无法支撑而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

也因此，长期以来，“城乡两栖者”是在城乡分离的社会结构中生产出来的。一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计模式，新生代的农民工得以在城市务工生活，融入都市化生活；二是通过“一家三制”的形式，一部分因结婚、教育等家庭再生产需要的农村青年，在县城和小城镇安居置业，他们在县城过上了都市化生活。

但是，已经实现了在地城镇化，又有较好市场机会的小镇青年群体，则可能意味着城乡融合意义上的“城乡两栖者”的出现。他们一旦完成身份塑造，则不再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底层群体，而是会城乡互动的链接者、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载体，是积极创造新生活的主人。

小镇青年“城乡两栖者”的身份塑造，在宏观上是以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前提的。城乡融合包含着人口、空间、经济和价值等全方位的融合^[2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不断松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得以建立，这为乡—城人口转移创造了条件。

从Y镇的小城镇建设历史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到小城镇创造了条件，也客观上制造了一定规模的原住民小镇青年。城市发展也提供了空间融合的条件。Y镇处于珠三角和闽南三角洲两个经济发达区域之间，客观上也被纳入了城市等级体系中。由此，Y镇具备承接转移大中城市产业的能力，乡村土地利用已经多元化，既有生态和农业用地，也有工业和商业服务等建设用地，农民可以实现在地城镇化，小镇青年也可以在家门口务工经商，实现经济融合。

城乡生活方式已经出现高度融合，一方面是以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和新业态带来了现代生活方式的迭代，打破了城乡的空间阻隔；另一方面则是以城乡互联互通为基础，大多数农民都有城市旅行经历，很多小镇青年还有在城乡间循环迁移的经历，再加上小镇青年群体内的高密度交流，城乡价值观念开始趋同。

小镇青年“城乡两栖者”的身份塑造，是以城乡社会形态的成型作为基础的。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都市社会和乡土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乡土社会是一个同质性较强，人际关系比较紧密的熟人社会；而都市社会则是异质性强，人际关系较为稀松的陌生人社会。

在城乡社会中，都市化正在全面重建社会生活方式。一方面，资本、信息、人口的集中化，进而生产出工作、休闲、知识、传播、消费、创造等领域的全新生活方式，也制造了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乡土生活的关键社会机制，如熟人社会的互惠机制、人际交往的差序格局以及家庭本位的生产生活秩序，在都市化过程中仍然发挥关键作用。

小镇社会其实是“城市的尾、乡村的头”，具有鲜明的城乡交融特质。小镇青年的工作和生活，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既可能生活在城镇，创业在乡村；也可能生活在乡村，工作在城镇，他们在不同生活场景中自由切换，获得了独特的社会身份。

小镇青年“城乡两栖者”的身份塑造，在微观上是“一家两制”社会机制的产物。在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农民家庭形成了“一家两制”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家庭内不仅存在两套制度化了的生活方式，而且以代际差异的方式显现出来^[24]。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小镇青年都过上了都市化生活方式，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其父辈却还秉持乡土生活方式。

并且，小镇青年的高成本的都市化生活，往往是建立在父辈的代际支持基础之上的。比如，Y镇的小镇青年在城镇的住房，大多数是由父辈提供的；一些小镇青年在创业失败后，父母还需要分担债务，进行信任担保；哪怕是进厂务工的青年，父辈也需要提供照看小孩的支持。当前的农民家庭是下行式家庭^[25]，家庭资源的重心下移，导致年轻人的赡养任务在减弱，而祖辈也分担了隔代抚养的责任，这极大地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使得小镇青年也可以追求自我。

在这个意义上，小镇青年是在城乡互动中产生的，他们并非城市中心主义下的边缘人群，亦非乡村浪漫想象的创造者，他们只是城乡社会的主人。他们在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并不是对都市化生活的模仿，也不是对乡土生活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作为一个城乡旅行者，他们虽然落脚在小城镇，勾连了城市和乡村，却对城市和乡村生活都秉持开放态度。

事实上，一部分小镇青年是在差异化理解都市生活和乡土生活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并且，这一选择会随着生命历程的展开而发生变化。比如，绝大多数小镇青年还保留了农村的房屋和田地，他们也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维护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客观上，他们有在农村休闲，甚或是养老的需求。与此同时，一部分创业成功的小镇青年也在厦门、龙岩等大中城市购买了住房，让小孩在这些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已经扩展了两栖生活，过上了“大中城市—小城镇—乡村”的三栖生活。

正因为小镇青年在积极主动地创造新生活，加快了当代中国大规模和大面积的“生活革命”在城乡社会的普及速度^[26]，新的生活方式在农村初步确立起来。他们积极引入新业态，让传统的规模化农业生产发生转型，使得中老年农民的生产也具有新特征。他们通过文化反哺的方式，让中老年人接受了健康、休闲等新生活方式，并解决了数字鸿沟问题。

他们也通过创业和在厂务工，践行了新的劳作模式、闲暇方式和时间利用方式，进而改变了乡村的社会时间。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被学校和工厂的休息和工作时间的制度化规定所替代，人们由此重新安排生活节奏。更重要的是，小镇青年频繁的城乡旅行，解构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对农村和农民的底层身份现象，“城乡两栖者”具有更加积极的文化意义。

六、结论

通常而言，小镇青年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群体，其文化标签的意义远远大于地域和年龄标签的意义。他们不同于城市青年，也不同于乡村青年，前者是城市正规体制和都市文化的产物，后者则是乡村非正规体制和乡土文化的产品，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视野下，都市青年和乡村青年也代表一种阶层属性。在很多文本叙事中，都市青年是创新和时尚的代表，而乡村青年则代表传统和追随者。乃至于，小镇青年也被视作边缘群体，他们想摆脱乡村文化的标签，却被认为是都市文化的拙劣模仿者。

但是，在城乡融合发展的今天，身处于城乡互动过程中，生活在小城镇的青年群体，的确是一个具有独特身份标识的群体。这一独特性，乃是小镇作为城乡链接的独特场域，小镇青年在都市生活方式和乡土生活方式的双重实践中再生产出来的。事实上，小镇青年并不是一个建构的产物，他们在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具有普遍性。

根据城乡旅行的阶段和特质，小镇青年内部有复杂性，既有原住民小镇青年、回流小镇青年，也有游离小镇青年，但这并不影响小镇青年的群体属性界定。而根据城镇化的类型和进度，小镇青年的生活方式转型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在很多中西部地区，年轻人通过在县城买房实现了住房城镇化，但小城镇无法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其生活方式转型并不彻底；但在一些就地城镇化的地区，不仅人们的住房城镇化比较早完成，且还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市场机会，其生活方式转型比较彻底。

总体而言，小镇青年具有鲜明的“城乡两栖者”的身份特征。他们是城乡旅行者，在城乡之间循环迁移，却落脚小城镇。城乡旅行者的生命历程，使得小镇青年融合了都市生活和乡土生活，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城乡关系。对于大多数小镇青年而言，“返乡”并不是真正退回到村庄，也不全是一种“退路”，而是在小城镇过上“有退有进”的生活，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

小镇青年的劳作活动和传统的小农生产完全不一样，他们即便是从事农业生产，也具有鲜明的经营色彩，是以创业者角色出现的。而小城镇里的丰富业态，也为其就近务工和创业提供了充分机会。尤其重要的是，务工和创业之间并非不可选择，他们都是小镇青年立足小城镇的选项。根据不同的劳作活动，小镇青年也践行了消费主义和消遣主义这两种具有鲜明差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

小镇青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缩影。他们的生活方式转型是否成功，生活质量是否提高，是“人的城镇化”质量的判断标准。在一些地区，尽管小镇青年实现了住房城镇化，却仍然要通过“一家三制”的方式来支持都市化生活，小镇青年的生活质量并未提高，“人的城镇化”仍然任重道远。但在一些地区，小镇青年通过就地城镇化，不仅实现了居住城镇化，且还获得了充分就业机会，以及完整的生活，其生活质量具有显著提高，“人的城镇化”的质量也比较高。

以“人的城镇化”为尺度，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循环，从而获得“城乡两栖”生活体验，是小镇青年通往现代生活的前提。同时，通过落脚小城镇，在城乡链接处过上“城乡两栖”的生活，则是小镇青年践行现代生活的现实路径。

参考文献

[1][15]付蔷，沙垚.从文化反哺到底层污名—建国以来的城乡关系与“小镇青年”叙事衍变[J].新闻界，2018(6).

[2][5]蒋淑媛，罗娴妮.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演化及其逻辑[J].中国青年研究，2019(11).

[3]刘胜枝，安紫薇.呈现与建构:直播、短视频中小镇青年的形象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9(11).     [4]孙黎，马中红.小镇青年的“快手”世界:城乡关系的个体叙事与情感表达[J].中国青年研究，2019(11).

[6][13]人民智库.小镇“后浪”的所思所想所盼—小镇青年的思想和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20)[J].国家治理，2020(6).

[7]王成龙，武晓伟.传统与变革:小镇返乡青年的文化与社会融入[J].中国青年研究，2019(11).

[8]王玉玲，范永立，洪建设.小镇青年消费文化特点研究—以文化产业领域为切入点[J].中国青年研究，2019(6).

[9]门豪.平台化生产:小镇青年创业再定位[J].经济界，2023(1).

[10]沈关宝.《小城镇大问题》与当前的城镇化发展[J].社会学研究，2014(1).

[11]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

[12]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管理世界，2018(8).

[14][22]王春光.第三条城镇化之路:“城乡两栖”[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16]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J].开放时代，2016(2).

[17][21]王宁“.两栖”消费行为的社会学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18]张一晗.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2(2).

[19]李永萍.“一家三制”: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6).

[20]朱战辉.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实践机制分析—基于珠三角D镇的经验调研[J].中国青年研究，2019(4).

[23]刘守英，龙婷玉.城乡融合理论:阶段、特征与启示[J].经济学动态，2022(3).

[24]吕德文“.一家两制”:城乡社会背景下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J].探索，2021(5).

[25]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探索与争鸣，2017(7).

[26]周星“.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J].民俗研究，2017(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