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凡夫俗子话财经（eric_fuzi）
作者：凡夫俗子
一句“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斗口号，外加一场影响力堪比当年柏林墙倒塌的“文金会”，让朝鲜这个神秘国度跃入人们的眼帘。随着相关探讨的与日俱增，曾经的陌生与担忧也渐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半岛局势的普遍看好与无限憧憬。
在我国，之于一个区域，重大利好从来都扮演着“热钱的吸收器”与“房价上涨推手”的角色，更何况是一个即将稳定的、持续发展的东北亚释放的巨大经济红利。于是果不其然，5月2日一早，人民日报旗下《证券时报》用一整版报道刷屏了朋友圈：短短48小时内，丹东房价便暴涨惊人的57%，沉寂多年的楼市重新焕发生机，无数炒房客络绎不绝地大举进入丹东投资置业。
海南的楼市“全剧终”余温尚未褪去，丹东已然将“续集”拍好，并摇身一变成了下一个区域性财富风口。
话说回来，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到丹东购房，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这座城市的前景充满信心。可是一提到丹东，国人首先想到的还是“毗邻朝鲜，鸭绿江边”，对于它的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却极有可能不甚了解。
所以，且不谈丹东楼市能火爆多久，本文旨在从经济发展与城市进步的维度，对丹东做一个系统的刻画，并对其困境与前景进行探讨，以求能够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这座身居东北的“边境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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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切身感知到丹东，是从鸭绿江断桥开始的。而今站在断桥上，眼望四周，似乎还能感受到曾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丹东，曾经叫做安东。196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改名为丹东，意为“红色东方之城”。它位于辽宁省东南部，坐落在鸭绿江畔，北依长白山脉，南临黄海，东隔鸭绿江与朝鲜相望，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也是中国万里长城的最东端起点和中国万里海疆的最北端起点，更是连接朝鲜半岛与中国及欧亚大陆的主要陆路通道，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特征。
全长795公里的鸭绿江，在丹东境内有263公里之多。因此，这座依江而建的城市成为了对朝鲜贸易的理想转口地。1992年，国家在丹东边境线上设立了国家级经济合作区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是首批14个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之一，以求大力发展中朝贸易。有数据显示，对朝贸易约占对外贸易的40%，通过丹东口岸进行的对朝贸易总额占全国对朝贸易总额的70%以上。
那么，丹东的经济状况如何？我们不妨通过几个经济指标来加以探讨。
1）GDP
从经济规模来看，丹东并不具备较大体量，其GDP占辽宁全省的比重从未高于过5%。虽然1989年曾经有过GDP全省第5名的巅峰，但此后再未能重现这一壮举。进入新世纪后，在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中，丹东的经济总量基本长期处于第9或第10的中下游位置（参见图1）。
2）产业结构
自2005年以来，丹东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较为剧烈。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经历了一个先减后增的过程，第二产业则是呈现出先增后减的态势。到2016年，三次产业的比重为17.01:30.77:52.22，不难发现，丹东的一产占比过高，农业在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产近年来萎缩速度较快，说明工业未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三产发展相对迅速，侧面凸显出丹东较为发达的旅游业（参见图2）。
3）人均可支配收入
通过对丹东与辽宁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的分别考察，可以看到，2013-2016年间，丹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始终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且差距有逐渐增大的态势；而丹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却要略微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反映出丹东整体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参见图3）。不过，考虑到辽宁省与丹东的城市化率分别为67.4%和45%，可以判断丹东居民富裕程度仍大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至此，丹东的“肖像”已大致勾勒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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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网上评选出一份名为“全国十大养老圣地”的榜单，身为东北城市的丹东“意外”上榜，无疑颠覆了很多人对它的印象。
与其他城市或地区相比，丹东似乎与东北的“严寒”有些格格不入。位于亚欧大陆东岸中纬度地带的丹东属于暖温带亚湿润季风型气候，年平均气温南部在8-9℃，北部在6-7℃。丹东年平均雨量多在800-1200毫米之间，是我国北方雨量最多的地区，降水2/3集中于夏季。
此外，丹东生态环境较好，水质优良，林木茂盛，森林覆盖率超过6成。受季风影响，丹东四季分明，温暖而又湿润，因而享有“北国江南”、“东北地区最温暖湿润的地方”、“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等美誉，入选榜单自然也不意外。
由北京睿智名流传媒公司创办时长22分钟的《文明中华行》栏目中，有一期名为《月亮之上之丹东行》，其中对于丹东的评价是这样的：
“丹东是东北有江南气质的城市，拥有江南的秀美和湿润，但却没那么严寒与酷暑。”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持续深入，近年来，养老产业受到了丹东有关部门的格外重视。丹东市政府还专门发布了《“十三五”丹东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用以对当地养老产业的发展进行有关指导。同时，温泉疗养和以月亮岛为代表的风景区也正在成为吸引外地老年游客到此一游的重要元素。
可以说，丹东这座边陲小城一直在平稳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加以发展，却从未高调地进入人们的视线范围内。若不是此次动静巨大，它或许依旧不会得到太多的关注。
而今，朝鲜半岛的局势愈加稳定，让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巨大经济带都迎来了重大利好；紧邻朝鲜的丹东自然在这股浪潮之下引起了国人的兴趣。一时间，丹东处在了风口之上，不仅热钱涌入房价暴涨，甚至还被不少人拿来同深圳做对比，似乎下一个改革开放的奇迹即将在东北大地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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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究竟会不会成为东北的深圳？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先说笔者的个人结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毕竟小弟只是个凡夫俗子，不是算命的，更何况现在的丹东还没有“特区”这一头衔。未来的事情又如何预料得准呢？
不过，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和东北人，笔者当然希望国家能够再多一个像深圳这样成功的经济体，当然也希望东北能够再多一个辐射区域、带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极。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先探索一下深圳的取胜之匙，再来为丹东寻找需要完善的各个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成长为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从经济总量到产业结构，从科技创新到人民生活，从城市建设到文明程度，均实现了质的提升与飞跃，堪称城市发展的典范。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在笔者看来，深圳之所以会成为深圳，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因素使然。
1）天时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是深圳得以崛起的首要根源。在国家的种种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下，深圳很好地承担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历史任务，率先打破体制藩篱，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胆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三来一补”等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通过不断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来为本土的经济建设服务。
同时，深圳特区还充分发挥了特区的“窗口”作用，把各种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知识、政策向内地转移、传递和推广，对内陆起到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了内陆地区经济的发展，为确定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和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深圳还形成了极佳的体制优势，民营经济成为城市发展主体，政府甘当企业的服务部门而非指挥官，由此构建了优越的市场化营商环境，再配以高度的开放，自然会迸发出无限的活力，腾讯、华为、万科、平安等知名创新龙头企业的诞生也便不足为奇。
2）地利
深圳之所以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离不开它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的深圳，南邻珠江，面向海洋，被誉为我国的“南大门”。同时，深圳海陆空铁口岸俱全，这使其可以在自身发展乃至“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陆、海、空、铁交通枢纽作用，承载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毗邻香港这个自由贸易和金融中心，由此造就了深圳无与伦比的贸易优势，这让它不仅可以依托香港来发展物流、电子、金融、服装等行业，还与周围城市形成产业聚合发展走廊，大大助推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3）人和
深圳自发展伊始，就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试验，比如率先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干部调配制度、改革物价等等，只要是对经济建设有利的，都敢于触犯“禁区”和“盲区”。这也无形中塑造了深圳人民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从而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此外，从深圳的人口结构来看，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倒挂”现象极为明显，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非户籍人员。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深圳市年末常住人口约113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约为355万人，非户籍人口约为783万人（参见图4）。
同时，深圳人口结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15～64岁的人占绝大多数，人口老龄化处于较低水平（参见图5）。这些都充分表明，深圳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适龄劳动力具有极大的持久吸引力，大量的外来人口构成了深圳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相比之下，丹东要想成为东北的深圳，大概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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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去丹东目前尚不具备的“经济特区”地位之外，丹东与深圳至少还有以下四方面的差距。
首先，丹东面对的外部环境还有待观察。
尽管各方普遍认为朝鲜已决心改革开放，这也被视为丹东光辉前景的一个重要动因，但这次的改革开放究竟能贯彻到什么程度，仍是一个问号。
以史为鉴，这并不是朝鲜第一次改革开放。早在1991年，朝鲜在罗先设立了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自由经济贸易区，其历史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深圳，都是探索改革开放的先头兵。而后，朝鲜又搞了鸭绿江经济开发区、新坪旅游开发区、满浦经济开发区等多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没有一个经济特区获得成功，朝鲜的改革开放也如同“过家家”一般，从未真正实现。
说到底，朝鲜历史上的“改革”，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只是以发展经济为手段来维护政权的稳定性，经济发展也必须在官方容忍度之内；而朝鲜历史上的“开放”，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蚊帐式开放”，即挂起蚊帐，让“空气”——外国的资金、技术透进来，却不让“蚊子”——外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钻进来，即便是做生意也不是以经济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
所以，倘若一旦朝鲜的“改革开放”事业再度受阻，丹东便会成为第一个受影响的城市。
其次，丹东的邻居远没有香港那般强大。
虽说丹东与朝鲜的区域分布同深圳和香港类似，丹东也是对朝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但是朝鲜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显然与香港不是一个量级。深圳能够崛起，香港的资本注入与成功经验功不可没。可距离丹东最近的朝鲜新义州，能够给丹东带来多少积极影响？
只怕新义州的发展还要借助丹东的力量。
（高楼林立的片区是辽宁丹东，中间隔着的是鸭绿江，对岸房屋低矮的片区为新义州）
（近处的楼盘属于丹东，远处是新义州）
（鸭绿江边的新义州）
再次，东北经济困境亟待冲破。
作为一个东北城市，尽管丹东拥有较为发达的乡镇民营经济，但也不得不面对整个东北地区所共有的经济发展困境。
由于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东北地区各级政府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缺失，加之法制化、市场化程度始终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给东北经济转型带来了多重阻碍。
与此同时，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措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作为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主体，民营经济在东北的体制环境下着实难以健康成长。直接表现便是2014-2016年，辽宁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均为负值（参见图6）。
最后，丹东的人口规模与结构并不占优。
与深圳不同的是，整个东北地区都在遭受着人才的流失。对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结果，东北地区10年间总共流出200万人口，“孔雀东南飞”的困境已然成为了掣肘东北经济振兴的“老大难”。
对于丹东来说，自2008年起，人口总数便呈现出逐年缩减的趋势，2016年仅有237.9万人，创20年来的历史新低（参见图7）。与此同时，丹东已经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老龄化态势，截至2016年底，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20%，高于全国16.7%的平均水平。需知，城市的发展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源便是人。适龄劳动力的缺失与人才的外流，也将对丹东未来的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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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今天的丹东，的的确确是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在全球市场大融合、生产要素大重组和国内外产业大转移背景下，丹东沿江沿海想不蓄势待发都很难。
至于如何抓住机遇，实现丹东经济社会的再度腾飞，也算是留给人们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这种“腾飞”，不应该仅仅体现在房价和楼市的沸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