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点儿乌干菜（ID：NarratorZhang）
作者：章程
一
村上春树的书我一直都没能读进去，大概那种温吞吞的笔调不适合我的秉性。不同于村上君，莫言的故事一出手就吸引我了，如同酒徒一头扎进了酒坛子。
从高中同学送了我《檀香刑》开始，莫言的小说就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召唤着我。我喜欢拉美文学大爆炸时期的那批作家。1957年春季，在巴黎街道上游荡的马尔克斯，偶遇海明威，狂喜着摆手对海明威喊出“大师”。几十年后，马尔克斯、富恩斯特、科塔萨尔相继离世，他们的拥趸们却再无这种福分了。
马尔克斯遗憾自己从未见过福克纳，只能靠布列松拍的那张著名肖像，想象“在两只白狗旁边，穿着衬衫在手臂上抓痒的农夫模样”的他。莫言也流露出过想见到福克纳的痴望：
“我熟悉他身上那股混合着马粪和烟草的气味，我熟悉他那醉汉般的摇摇晃晃的步伐。如果发现了他，我就会在他的背后大喊一声‘福克纳大叔，我来了’。”
布列松镜头下的福克纳
可是，福克纳也离世了。但福克纳与拉美的那些作家，我总觉得他们是不死的。在莫言身上我看到他们影影绰绰的身影，就像马尔克斯回忆他的外祖母给他说故事的时候，所有的祖辈们的鬼魅都在这间空荡的宅子里隐现，喃喃私语。
莫言在写作上的师承让我诧异又欣喜，总算寻到了家谱——这絮絮叨叨的意识流，魔幻又现实的一家子。毫无疑问，莫言是这个庞大的家族里的一员，并且是最接近我生命经验的一位。
这个家族，以马尔克斯等作家为首，诞生了多少富于想象力的创作。这个谱系满足了我爱听故事的喜好。当莫言力压村上君，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备受争议时，我倒是有种意料之中的窃喜，这帮老爷子们在中国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嫡孙，也是个不含糊的后生。
“莫言”这名字有意思。钱钟书的字叫“默存”，是因他小时候爱胡说乱道，父亲为他改的字，让他少说话。“莫言”当然是笔名，但寓意和钱先生的字一样。
莫言的成长期在八十年代之前，那个时代让“一部分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莫言因祖先曾经富裕过，只读到五年级就被赶出学校。“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这“莫言”二字，其实是带着巨大恐惧的谨小慎微。
想噤口不言，却择了文字之志，且大半生以“说”为业，这也是无形中南辕北辙的有趣宿命。
二
我喜欢莫言早期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等长篇，以及《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中短篇。
在看莫言小说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猜测是一个怎么样的天才写出这恣意汪洋的文字，我猜想他小时候会不会是《丰乳肥臀》里的司马粮那样——“裤兜里装着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有能在月光下变幻颜色的石头子儿，有可以切开瓦块的小锯条，有各式各样的杏核，还有一对麻雀的脚爪，两个青蛙的头盖骨。还有几颗牙齿，有他自己脱落的，有八姐脱落的，有我脱落的”。小时候的司马梁绝对是一个妙人，有韧性，死心眼儿。
司马粮对小舅上官金童说：“如果你存心要找一件东西，它自己就会跳出来的。”这话要不是带着一股痴气的憨劲，是决然说不出的。
姜文、莫言和巩俐
莫言身上就带着这样一股子憨劲。他老实巴交的模样，算不上好看，但土头土脑，憨厚朴实。毋宁说：莫言，憨人一个。
这种憨，学不了，也模仿不了，是乡下的气候风物，民俗伦理，长时间在一个人身心上浸染，并且固化后的“土气”。憨并不全然是呆，也不全然是傻，它是一个包容的中性词，甚至是好词，如大巧若拙。有时候，一个憨人的细心和机灵，更让人咋舌。从湘西小镇走出的沈从文也带着憨。但两个人身上的憨又不尽相同，要是把沈从文比作是银杏树下的杏子雨，凉津津，带着深秋雨后的泥土气。那莫言则是弥天卷来的灰蒙蒙大雾里黑黢黢的高粱地。
莫言在《我的高密》中写过不少小时候的憨事，比如说他为了吃“浪费了太多的智慧”，偷吃，吃青苔，吃树皮。比如说他最早的记忆是掉进茅坑差点淹死，被大哥捞上后扛到河边洗澡。书里有一篇叫《草木虫鱼》，开篇写道：“我六七岁，与村中的孩子们一起，四处悠荡着觅食，活似一群小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几乎尝遍了田野里的百草百虫，为丰富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当然也不例外。”这些文字真是“憨”得活灵活现，漫画一般蹦跶出来。
莫言笔下的高密乡人，大多都有这样一种憨，有的命硬，有的命途多舛。憨人本就是一笔糊涂账，性子急躁，但坚韧不拔，做事投入，耐心周密，譬如《红高粱家族》里的余占鳌。《天堂蒜薹之歌》里形形色色的人物，高羊、高马、四婶、四叔、金菊，哪一个不痴，不憨？要是没有这诸多的憨人，恐怕也难以有莫言笔下高密乡这千秋大梦。
他当然也写过处境优渥的聪明人，《丰乳肥臀》中有出现过一个叫“马童”的孩子，爷爷是举人，家里良田万顷，骡马成群，上官鲁氏预言道：“像马童这样漂亮机灵的孩子，多半没有长寿，上帝给他的太多了，他已经占尽了做人的便宜，不可能再有一个寿比南山、子孙满堂的结局。”果不出上官鲁氏所料，不久马童就被枪毙了，是一个莫须有的“盗卖子弹”的罪名。
“虚则倾，中则正，满则覆”，有不偏不倚的憨劲，退让出一部分做人的便宜，反倒是能自全的中行之道。但聪明易学，憨人则是天生的。这属于天分的部分，最难得。
我喜欢莫言早期的作品，也是源于那种天生的尚未脱落的憨劲，《酒国》和《生死疲劳》虽然也喜欢，但整体很风格化和形式化，文字上的把戏和机巧越来越多，像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迷宫游戏，越写越聪明，却少了节制。反而《丰乳肥臀》，没有多线叙事，更一气呵成，气象已同于《百年孤独》。
三
我常会想，是怎么样的土壤才能孕育出一个说故事的天才。这种土壤，该是随意撒下一粒种子，次日便能千朵万朵花开；是随意劈开了一块石头，能蹦出个一筋斗十万八千里的孙猴子；是耒耜犁过，黑土地就能滋滋冒油，再翻开土地，黄麻就能呼吸歌唱；是广阔到看不见地平线的高粱海里，高粱们在齐头并进横冲直撞地咔嚓咔嚓长个。
莫言在《会唱歌的墙》写着草木，墨水河，池塘，堤坝，可触与不可触的颜色，几十万只酒瓶子砌成的声音的墙，如同一个母亲的絮叨：“世间的书大多是写在纸上的，也有刻在竹简上的，但有一部关于高密东北乡的大书是渗透在石头里的，是写在桥上的。”
电影《红高粱》
我高二时候看了电影《红高粱》，但一直没看莫言的原著《红高粱家族》，直到某天翻开了这本书，才惊叹过瘾。相较于电影，小说狂飙突进，时间线更长，也更加赤裸地不避讳地呈现着暴力。仿佛满桶满桶的颜料全喷在了纸面上，色彩斑澜、酒气、血腥气、高粱的甜味，一股脑儿全冒出来了，让人晕乎乎，醉熏熏，不知所踪。
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莫言的高密，就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的约克那帕塔法县。《红高粱家族》开篇就气象不凡：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高密东北乡，确有其地。但要是真正探访，恐怕多数人要大失所望，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北方村子，并没有莫言笔下那般绚烂。但殊不知，作家杜撰是无罪的，反倒越能扯谎越富于想象力，越会被谅解和喜欢。莫言自己也说过：
“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像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
这大概就是一个写作者的幸福了，他在里面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移山填海，呼风唤雨，他是造物的上帝，是执掌生杀大权的神明。
电影《红高粱》
四
小时候我爷爷经常给我说书。尽是些古怪的神鬼故事，比如说，铁拐李把腿放在灶里烧得吱吱作响，有人喊他说：“老头，你把腿烧瘸了。”他却全然不知，悠然自得。那人一头纳闷回家，发现自家的八仙桌缺了只腿，这才恍然大悟那老头是神仙。
长大之后，我在袁珂的《中国神话传说》，在《搜神记》，在《山海经》，在各种零落的旧书刊里，找到了我爷爷在灶台边给我说的很多故事，灶镬里的水滋滋扑腾着的那些时刻成了而今我最想念的时光。
我钟情于莫言，也源于此。莫言回忆童年时《封神演义》等志怪小说对整天沉浸在幻想中的他，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莫言出过一本小说叫《学习蒲松龄》，里面也尽是神怪之事。蒲松龄也是山东人，莫言说自己村里的许多人，包括他自己，都是蒲松龄的传人。而他的写作也可以追溯到这位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的异史氏。
神鬼并不让小时候的他感到恐惧，他恐惧的是人：
“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
所以，莫言的写作，除了对鬼怪妖狐的想象，另一部分无疑是在书写他的恐惧，关于人，关于社会。“写鬼写妖”，“刺贪刺虐”，这是郭沫若写蒲松龄的题联里的话。除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西方语境，莫言也在蒲松龄这个传统小说的路子里，从早年的《酒国》到《蛙》，无一例外。
莫言
莫言去瑞典领奖，面对记者一些关涉到政治的提问时，会巧妙地回避开，譬如幽默地回答说：“我不要谈政治的事，我拿的又不是诺贝尔政治奖，如果拿政治奖我就谈政治，我们谈文学嘛，政治教人打架，文学教人恋爱。”
《锵锵三人行》有一期谈论到莫言在领奖时诸如此类的回答时，梁文道批评他过于“农民的狡猾”，是在避重就轻地周旋，“莫言现在拿到这样的身份地位，他是比我们所有其他体制内作家，更有资本，更有权利去做一个更加清晰的价值上的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断”。
我不认同。这种是非的判断，是有代价的。莫言不是没有做过这种判断，他甚至比一般人批判得更深。要是他不关心政治，哪里还会有《天堂蒜薹之歌》这样的直笔之作，他在序言里写：“如果谁还幻想着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
《天堂蒜薹之歌》以“蒜薹事件”为原型创作，它是我理解莫言的恐惧一部作品，理解了他说的“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这部悲剧色彩很重的小说，几乎每个人物都结局凄凉。小说各章节都以张扣的说书唱词为始，而这个说书人最终因为仗义执言，被警察用电棍塞到嘴中，嘣掉多个牙齿，死在了斜街，满嘴被塞满烂泥，此后“这斜街成了一条鬼街，民众纷纷搬走”。
张扣的境遇是隐喻，它预示着语言从来都是危险的。显然梁文道的批评太过苛责，世道再难，总得允许有人不哭的权利，他们或许只想呼吸顺畅，这也无可厚非。
我们姑且可以放松下紧绷的神经，给道德松松绑，就当莫言是一个篝火旁的说故事人，当他不想谈政治的时候，我们允许他不谈。毕竟文学是高于政治的。这样一个身份也许会让他和我们都轻松许多。人性中的恐惧与爱，是共通的，人性的脆弱总有一刻渴望被人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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